 饶宗颐先生  左起：周一良，季羡林、饶宗颐，任继愈，1997年于北大治贝子园 2月6日凌晨，一代通儒饶宗颐先生仙逝。 听闻这个消息，我不禁黯然。不但因为饶公的离去，还因为饶公的象征意义——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已经逐渐远去。 虽然这一天总会到来，但仍太过突然。郑炜明先生告诉我：“昨早上我还去探望，一切都似很好的样子。” 余生也晚，未能够聆听饶公教诲。但包括《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内的饶公论著，我都通读过几遍，对饶公的为人为学也算略知一二。近年来“饶学”兴起，我也算是个参与者。之所以研究饶公之学，因其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通过饶公可以把握二十世纪学术史的总体脉络以及各个方面；同时也因为无论公众还是学术界，大家对饶公的认识并不充分或全面。 谨以此文，缅怀饶公，也希望能让大家进一步走近饶公、了解饶公。 大师之大 在我还在上本科的时候，接触过饶公的不少论著，钦佩之至，甚至“追星”到了敦煌，有幸参加2010年8月在敦煌举行的“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在会议上，我见识到饶公的风采，也见识到学问之海的浩淼无涯，让我明白求学戒躁、毋必。 在寿宴上，适逢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饶公当场将160万元的寿礼捐赠给灾区。我也近距离感受到了饶公的大慈悲心。 一年之后，有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饶宗颐星”，我所“追”的“星”，已经将名字镌刻于星空。 但饶公又绝非所谓的“学术明星”。他不会天花乱坠地忽悠，也不会煲烂熟的鸡汤，有的只是典正甚至有些艰深的学术文章，公众很少有人知道饶公，也便不难理解。 即便是学术界，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地域的阻隔，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过季羡林、李学勤等先生的极力推介，大家才逐渐了解饶公的学问。 近年来，饶公声望日隆，甚至逐渐被神化。但不少人并不曾读过饶公的学术论著，多是人云亦云。饶公的著作绝非快餐，需要耐心阅读与咀嚼。 也是树大招风，网上有人专“黑”饶公，一味无理据地人身攻击，颇混淆视听，郑炜明先生《真的假不了：饶宗颐先生的生平、志节和学术举隅——兼为饶宗颐先生辩诬》一文已有详尽辨析。 由于伪大师横行，大家对于“大师”的帽子越来越谨慎。但誉饶公为“大师”，恐怕很少有人会质疑。 季羡林先生曾辞谢“国学大师”的桂冠，但坦言在他心目中饶宗颐便是“大师”。许嘉璐先生更是说：中华文化是什么样子？就是饶公这样！饶公是中华传统文化显现于二十世纪的最好典型。 每个人有各自心中的“大师”。但像饶公这样博通经史子集、古今中外、诗文辞赋、书画琴乐的通儒，像饶公这般融贯中华传统文化诸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很难再举出第二个。 大家崇拜“大师”，甚至制造“大师”，本身便是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畏。 饶公晚年的崇高地位，更多的是象征意味。而由饶公所铸就的丰碑，并不会因肉身的殒灭而崩塌。 饶公生平 饶公生于1917年8月9日，享寿一百零一周岁。2015年12月，我有幸参与了“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光会议论文集便有四大册，涉及各个门类，足见饶公在诸领域的崇高威望。 饶公出身于广东潮州的富商家庭，其父饶锷经营钱庄，堪称当地首富。饶锷老先生也精于治学，家中天啸楼数万卷藏书，便是饶公儿时的精神家园。 之所以取名“宗颐”，是因为饶锷老先生希望饶公追慕宋儒周敦颐之风。饶公字伯濂（也来源于周敦颐的号），又字选堂，号固庵。目前流行的资料多说“选堂”是号，其实出于误解。 饶公可以说是“富二代”，同时也是“学二代”。他只上过一年初中，学问基本上来自家学和自学。他自幼协助父亲编清人学案，十四岁即撰写《顾亭林学案》，其朴学根基便来自于家学。少年的饶公遍览群书，博闻强识，浸淫于学术、诗文、书画和金石。饶公后来的治学兴趣广博，实际上基本可从其家学找到渊源。 十六岁那年，饶锷老先生离世，留下了未完稿的《潮州艺文志》。饶公并没有选择继承家族产业，而是彻底走上心仪的学术道路。他发愤著书，历时三载，续完其父遗著，揭启了他漫长学术生涯的序幕。 饶公的生平很传奇，也很纯粹，其最为究心的，莫过于“学术”二字。其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935年至1948年，饶公主要活跃于广东地区，以地域文化研究为重心，并由此延伸到其他领域，初步确立其学术格局。这一时期，他担任《潮州志》总纂，进一步挖掘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并“开始注意将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结合”；他成为当时历史地理学重要阵地“禹贡学会”的一员，得到顾颉刚先生的赏识，委以编纂《古史辨》第八册的重任（后书稿因战乱遗失）；他发表了《楚辞地理考》，参与到《楚辞》地理问题的论战之中；他赴云南任中山大学（当时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研究员途中，因感染疟疾而滞留香港，协助王云五编《中山大辞典》，协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从而对甲骨学和词学发生兴趣。 1949年至1977年，饶公任教于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立足香江，面向世界。在1950年代，他发表了《老子想尔注校笺》《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等论著，奠定了他在敦煌学、简帛学和甲骨学的重要地位。此后他继续推动这三大显学的研究，并深入涉足楚辞学、词学、艺术史等领域。他先后赴日本、法国、印度、东南亚诸国、美国等地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与汉学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研习梵文和楔形文字，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南亚和西亚。这一阶段，内地的学术环境有重大变化，而饶公借助地缘优势，与汉学界互动频繁，并接触到许多流散海外的珍贵出土材料，是其学术研究的关键时期。 1978以来，则是第三个阶段。1978年，饶公于香港中文大学荣休。1979年9月，他首次重返大陆，从此与内地的学术界建立了密切联系。该时期出土材料不断涌现，掀起古典新研的热潮，饶公积极参与马王堆帛书、云梦秦简、郭店简、上博简等简帛文本的讨论，出版了《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楚帛书》《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等重要论著，主编《甲骨文通检》《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等工具书。饶公逐渐摆脱“汉学家”的身份，其学术成果得到内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的一些论著开始在大陆再版或重编。他的书画也得到空前的重视，作品展览不断，其学问和艺术也逐渐为公众所了解。与此同时，他以繁荣学界为己任，如参与创办《华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等刊物，主编《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推动敦煌石窟以及其他文物的保护，推动满语的研究，等等，可谓不遗余力。他注意扶掖新人，目前活跃于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等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不少都受过饶公的帮助。饶公的可敬，不独在于其个人成就，更在于其心系民族命运与文化前途的赤子之心。 通过回顾饶公的人生轨迹，可知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相契之下的水到渠成。但这种相契却又是难以复制的，使得饶公的博通在学科区分愈加细密的当下显得弥足珍贵。 饶公之学 饶公之学也大矣！非余小子所能评骘，以下权且谈谈一些个人体会。 洋洋20册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分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14卷，分类虽未必能反映饶公之学的全貌，但已可让我们窥及其学之淹博。据初步统计，饶公出版著作80多种，发表文章950余篇，光著作目录都出了厚厚一本书。 饶公所研究的对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学”。李学勤先生曾指出饶公的学问“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方面，无不融会贯通。这样的学术，从学科分类来说应当称为什么呢？我认为最恰当的词就是‘国学’”。饶公则倡导“华学”，希望以“华学”的指称来替代“国学”。这不仅仅在于“国学”的定位不够明晰，还在于“华学”能够突破国家概念的局限，将视野放宽至整个世界的中华文化。2001年，饶公在北京大学提出“新经学”和中华文化“文艺复兴”的设想。对于这一设想，我们有理由更加乐观。饶公孜孜以求并为之奔走的，便是“华学”在当代的延续和复兴。 饶公曾指出：“决定一切学问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材料，一是方法。”而材料与方法，对于饶公而言又是相统一的。 饶公治学，务求材料的竭泽而渔，强调“必将有关材料尽量提出”，并常在文后附以资料长编。其论著言而有征，绝非浮泛之作可比。以出版于1959年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为例，全书取材广泛，除当时刊布的甲骨资料之外，尚有饶公远涉海外所搜罗的未刊材料，如日本、英国、瑞士等地所藏甲骨。彼时《甲骨文合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等大型工具书尚未出版，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考》在材料的利用方面可以说是穷尽性的。饶公在利用材料时注重比勘检核，为学者进一步利用材料提供了便利。该书与陈梦家先生的《殷虚卜辞综述》均对甲骨文作通盘整理和全面论述，堪称1950年代甲骨学之双璧。1962年，饶公荣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的汉学研究最高荣誉、有“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该书便是其获奖的重要理由之一。 奠定饶公学术基础的《潮州艺文志》，本身便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著作。饶公极其重视目录学的根基，他后来的《楚辞书录》《词籍考》等目录学著作，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名著。饶公严谨尚实的学风，实则渊源有自。 饶公长期身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三大显学的前沿，这些学问便基于王国维所说的“新发现”。在饶公看来，新材料与传世文献、域外文献等一样都只是研求问题所使用的材料而已，而反对将新材料神秘化。饶公积极刊布出土材料，如敦煌写卷《文心雕龙》《文选》等，再如日本、法国等地的甲骨，嘉惠学林。他认为“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不过是历史上的补充资料”，他所做的便是“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在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的意义”。在古史研究方面，饶公则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炼出涉及实物（考古学资料）、甲骨及金文材料、经典材料、民族学资料及异邦古史资料的“五重证据法”，这也是材料与方法相统一的体现。 饶公之学是会通之学，涉及“华学”的各个领域，并兼及域外之学，可谓博通古今中外。如从《天问》出发，既征引《庄子》《逸周书》诸书，也旁涉《梨俱吠陀》《阿维斯陀》《旧约·约伯传》等其他古代文明的材料，指出“发问”文学的文明史意义；如翻译古巴比伦史诗和古印度吠陀文献，比较中外创世神话；再如现在大家热衷谈论的“一带一路”，饶公便有持续的关注，他是较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学者之一，并且注意研究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同时，饶公又在学术与文艺之间游刃有余，如饶公的绘画以元四家为依归，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多有临摹，同时对黄公望的行迹及《富春山居图》的临本加以研究，撰成《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临本》一书。再如饶公在书法中融汇古文字笔法，再如从敦煌白画发掘白描古意，再如研究《离骚》琴曲的同时亲自弹奏体验，均可谓学艺相偕的写照。 有些人或许会说饶公治学博而不精，但如若注意到饶公对各个领域持续的深耕（如他对楚帛书、敦煌曲长达数十年的追踪），注意到他对材料的穷尽性搜求和处理，这种疑虑自然可以打消。 饶公治学，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会通融贯之道，便是其极强的问题意识和旺盛的创造力，这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会通的视野。他善于发掘学术的真空地带与交叉地带，先人着鞭，发人所未发。如其《老子想尔注校笺》一书，就敦煌写本《老子想尔注》作详尽考证，这是以道教史的视角研究敦煌道书的真正开端。法国国立高等学院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更是以该书为教材，作为门人研习中国道教史的入门书，并由此引发法国汉学界的道教热，索安、施舟人等西方道教学者便深受其影响。再如在唐以前传入中国的悉昙体字（当时所称的狭义梵文），相关材料赖部分汉文典籍得以保存，饶公《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一书可谓中国悉昙学的开拓之作。对于新材料的发掘与运用，饶公更是极为敏锐，如他对云梦秦简所见“稗官”、银雀山汉简《唐勒》、马王堆帛书《周易》等材料的研究，便是著例。饶公的许多论述虽是蜻蜓点水，却能给人无限启迪，我的一些论文便受惠于此。 阅读饶公的著述，如入宝山，自不必空手而归，但如欲窥其全貌，又不免令人沮丧。以上所陈，不过是冰山一角。 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饶公“博览古今”，可称“通人”，而其“精思著文连结篇章”，亦无愧于钱仲联先生所誉之“东洲鸿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