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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加大、国际交流的日益加强，对英国汉学的发展和转向起了极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形成以下明显的特征和趋势： 1、开设中文或汉语学科的大学大量增加，学生数和教学研究人员也日益加多。 总的看来，英国汉学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俄罗斯，甚至与法国、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有不小的差距，但就自身而言，在八十年代后期，英国汉学已有较大的发展，据有的学者统计(1)：1986年前后，开设中国学课程或进行中国学研究的大学和研究所已有原来的十来所增加到23所，翻了一倍多；研究人员也增加了几乎一倍（增加的主要是教学人员），但所建的所系主要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汉语言等应用型研究方面，如英国最古老也最有影响的汉学研究基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于1968年设立现代中国研究所，1992年扩大为“中国研究中心”，主要“促进不列颠与欧洲发展对现代中国的跨领域研究”。牛津大学于1982年建立中国研究中心，后又与“现代中国中心”合并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要对“现代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展开研究”。其中包括对“中国的人口、血缘关系、移民群及其性别研究；乡村工业化与都市化，乡村生计”等方面的调查分析和对策研究。 2、随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汉语言等应用型的系所新建增加，整个汉学研究也进一步转向：由传统汉学经院式研究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应用性研究，语言文学研究也由古典文学、古代汉学向现当代文学、现代汉语倾斜。如利兹大学东亚系，他在1963年就设立中国研究部，重点集中在19世纪至今的中国历史和蒙古史研究，特别是中俄、中苏关系史研究，在国际汉学界很有影响。1971年后，新开设汉语及汉语语言——语音学课程，开始注重应用型教学，2004年又设立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其研究重点为中国经济及其发展、国际商业关系等。诺丁汉大学有两个关于中国的研究所：中国政策研究所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皆是着眼于当代中国研究。设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推动跨领域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内的四位专任教师分别研究“中国工业化及地方性发展，台湾空间经济变化”；“中国地方性统治，中国城乡地区的财产权利”；“1949年以来中国工人及政治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和民主运动”；“语言及文化研究”。约克大学中文科属于语言系，教学课程只有中文语言一门课程，重点是现代汉语的说、写、读训练，注意汉语语音和语法，也学习书法，主要是培养汉语口语翻译人才，学校拥有全英最具规模的现代化语言教学中心。有人统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英国从事中国自然科学、政治学、经济学、人文科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中，对古代感兴趣的只占25%，对近现代感兴趣的则超过60%(2)。 3、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仍在固守自己的阵地，这在一些开设传统汉学历史悠久的著名高校表现的更为明显，如在上述调查中，如仅限于历史、文学、哲学人文学科，则80%以上的研究同古代有关。(3)当今英国汉学界的精英人物，其它大学的汉学教学和研究骨干也多出自这类学校：如成立于1916年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虽然在1968年设立现代中国研究所，1992年又扩大为“中国研究中心”，着重研究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适应社会转型需求，但传统汉学并未消歇，其中文系开设的课程包括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文学史、翻译、历史、哲学、文字学、美术、考古学等，传统汉学仍占很大比重，其中考古学更是重点课程。1875年就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的牛津大学也是一样，它虽然在1982年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着重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研究，但隶属于东方文化研究学院的中文系仍开设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考古等包括传统文化的课程，而且偏重古代汉语。在掌握古代汉语的基础上，学习文学、历史、哲学三大课程。文学则专攻《诗经》、《楚辞、唐诗、唐宋传奇明清及近代小说；历史则主要研读《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典籍，哲学则以先秦诸子为主。1888年设立中文专业的剑桥大学体制上与牛津相似，课程设置兼顾古代与现代两方面，比起牛津更为均衡，有文学、历史、语言、哲学、美术考古五大类。 这个时段的传统汉学研究，也涌现了众多代表人物如霍克斯（DavidHawkes）、斐达理（Baker，HughDavidRoberts，1937——）、格雷厄姆（Graham，AngusCharles，1919——）、钦纳里（Chinnery，JohnDerry）、福伊希特万（Feuchtmang，StephenDavidRaphael，1937——）、詹纳（Jenner，WilliamJohnFrancis，1940——）、洛伊（Loewe，Michael）、沃森（Watson，William）、特威切特（Twichett，DenisCrispin，1925——）等出色的汉学家。其中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贡献较著的有霍克斯、格雷厄姆、西里尔·白之（CyrilBirch，1925——）、威廉·多尔拜（W.A.Dolby）等人。霍克斯是20世纪后半叶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的传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主要有两大功绩：一是对《红楼梦》的翻译和研究，另一是师承阿瑟·韦利，运用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方法来研究楚辞和元杂剧“全真剧”。1973年，他翻译的80回《红楼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这是《红楼梦》在英国的第一个全译本。译本前有译者写的长序，介绍《红楼梦》的情节主线、艺术技巧、文学地位和曹雪芹的生平。他研究楚辞的专著《楚辞：南方之歌——中国古代诗歌选》于195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翻译了包括屈原、宋玉、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实际上是部《楚辞》的全译本。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对入选的18篇楚辞作品的产生历史、篇章结构、主题和风格都作一番分析和探讨。他的长篇论文《女神的求索》承绪其师阿瑟·韦利的民俗学研究，进一步探讨楚辞与巫术的关系以及楚辞向汉赋过渡问题。他还运用文化学和人类学来研究元杂剧中的“神仙道化剧”。格雷厄姆也是二十世纪英国最有名的汉学家之一。他一生著作甚丰，有专著12部、论文63篇，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专著有译著《列子》(1960)、《晚唐诗选》(1965)，论文《〈楚辞〉骚体诗的韵律》(1963)、《中国诗的语调模式：平仄》(1963)、《诗、赋选译》(1972)、《李贺诗新译》(1971)、《庄子与消遥游》(1976)、《汉语格律诗的结构和破格》(1980)、《李白的〈蜀道难〉》(1985)等。西里尔·白之原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1960年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后一直留在美国。他是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的学生，是英国为数不多的研究话本小说的专家，其博士论文《古今小说考评》（1955）是英国第一部关于《古今小说》的专著。他也是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新局面的开创者，他的研究中国戏剧的论文《翻译中国剧本：问题和可能性》、《明初戏曲中的悲剧和音乐剧》对英国汉学中国戏剧研究新局面的产生起了开创作用。白之代表性的论著还有：《话本小说形式上的几个特点》、《冯梦龙和<古今小说>》，并编译有《明代短篇小说选》。白之去美国后仍一直致力于明清戏曲研究，陆续翻译了孔尚任的《桃花扇》、汤显祖的《牡丹亭》，并进行过梁辰鱼的《浣纱记》和单本《蕉帕记》的比较研究。威廉·多尔拜专攻中国戏剧，他在1978年出版了一个中国古典戏剧的译本《八出中国戏剧》，这个译本按中国戏剧的历史发展线索编排，其中包括金院本、南戏、元人杂剧、明代传奇、明代杂剧、清初花部、京剧和川剧作品，俨然是一部中国戏曲发展史的资料简编。译本中他还对残存的宋杂剧和金院本的性质特点进行考论并同欧洲的传统戏剧进行比较，反映出他在中国古典戏剧上的造诣非同寻常。他还有《关汉卿及其作品面面观》、《中国戏剧史》（1976）等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论著。 这个时段的中国古典文学方面论著还有：布雷德（Braid）《范成大的黄金时代》（剑桥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斯科特（AdolpheCharenceScott）《中国古典戏剧》（伦敦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57年出版）；ShihChungwend的译著《对窦娥的不公：窦娥冤的研究和翻译》，这是英国学者对元人杂剧第一次深入的研究，197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编译的《好色的院士凌蒙初的故事》，1973年伦敦纳普及惠廷出版社出版，这是英国第一部关于“二刻”作者的评传；科林·麦克勒斯（ColinMackerras）《京剧的兴起，1770－1870：中国清代戏剧的社会方面》（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弗洛詹《李贺的诗歌》（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1970年出版）；张心沧（ChungHsinChang）《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曲》（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1988年他又编译了一部《中国神话故事集》（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向英国读者介绍《搜神记》等中国神话小说。书前有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导言”，系统的介绍中国志怪小说的特征、发展历程及代表作品；多瑙特·赫兹曼《诗歌与政治：阮籍的生平与著作》（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多拉·爱德华兹（DoraEdwards）的《十六世纪小说<西游记>渊源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伊甘《欧阳修文学作品选》（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道森（Dawson，RaymondStanley）《李娃传校订：九世纪一篇中国小说研究》(伦敦伊萨卡出版社,1983年版)。道森为中国语言学硕士，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汉语教师，东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还有《中国传统》、《中国变色龙：论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观念》、《中华帝国》、《中国经验》、《中国人的五十年》等论著；M.A.Locke的博士论文《欧阳修的早年生活及其与宋代古文运动兴起的关系》（1951）等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论著。 如上所述：英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总体特征是起步迟缓、中间停滞，后劲不足，对新世纪的中国学在欧美的蓬勃深入发展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变化又缺乏思想准备和快速应对：十九世纪末，中国文学才被介绍到英国，经过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的短暂繁荣，接着便是相对的沉寂；二战以后虽再度复苏，但已同欧洲尤其是美国拉开了更大的距离。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交流的日益加强，对英国汉学的发展和转向起了较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但仍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有不小的差距，而且这种进展主要体现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汉语言等应用型研究所谓现代中国学方面，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仍然滞后。这种学术特征的形成，我以为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1、英国汉学研究在其指导思想上重实用而轻理论，重功利而轻玄理，与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汉学大相异趣。 英国汉学从发轫那天起就形成一个明显的学术传统：注重商业和外交事务方面的实际应用，不太重视专业的学术训练。德国汉学家对此感受尤深，著名汉学家马茂汉就指出：“英国对于中国的研究，向来是经济利益的考量超过文化的兴趣”，“在牛津和剑桥两地，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教授埋首于英伦的传统的汉学研究”。(4)《华裔学志》的主编魏思齐教授也认为：“不列颠有一个太强调功利和现实价值的汉学传统和中国研究，其太强调现实政治与经济价值，因此在‘古典’汉学学术研究方面可能打折”。(5)马茂汉等人的批评也从英国汉学家的口中得到证实：英国著名汉学家翟思理在剑桥执教33年，只找到一位有兴趣专门从事汉学研究的学生（阿瑟·韦利），以至他从教十年后对此已不抱希望，他不无感伤的说：“我在剑桥十年，仅有一个学文字的学生。我教过许多学口语的学生，有商人、传教士等，但学文字的仅此一人。我怀疑牛津是否也只有一个”(6)。 这种风气的形成虽与英国政府的干预与主导思想有关，但也是民间自发的学术传统，这个学术传统几乎从发轫那天起就已奠定下来：1838年鸦片战争前夕，麦都士（WalterHenryMedhurst,1796-1857）出版的一本介绍中国风俗民情以及相关知识的小册子，书名曰《中国：现状与前景，作为传播福音的专门参考，并包括有关中国人的古董、疆域、人口、文明、文学与宗教的说明》，长长的书名，已把作者编写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德庇士是英国汉学家中最早注意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他翻译的《中国小说选》是英国最早英译本。他在其“序言”中批评英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法国，但他呼吁英国人重视中国文学所列举的主要理由，就是它有利于加强中英两国日益增强的商业往来。也就是说并不出于文学自身，而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是英国最早开设的一所汉学教学机构，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所汉学教学研究中心。1917年1月建校时确立的办学指导思想就是“为帝国边远各地培养既能经商又有行政才能的官员”，课程设置也主要是考虑商业外交等实用需要：古典文化研究可以在课程设置中占一定地位，但原则上要服从对实用的考虑和安排。1909年的“利伊报告”建议改变汉学人才培养的教育方针，不光培养商业、外上的通译人才，而且要强调把对汉学作高深研究作为新成立的专门汉学教学机构的办学原则，但这一建议却遭到伦敦大学校长的强烈反对。直到1934年，学院仍坚持建校时确立的办学指导思想。办学中对经济利益也过于看重，对学生收费相当之高，包括对外来的访问学者也要收取板凳费。 这种功利主义的考量，使得英国的汉学研究从起步阶段就落后于当时的龙头老大法国，甚至连后来的德国都赶不上，一些有志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影响的英国学者，只得转向其它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去寻求发展，如1948年，作为英国汉学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韩南（Hannan，PatrickDewes，1927——）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去了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文学。韩南著有《中国的白话小说》、《中国的短篇小说：确立著者年代和结构研究》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专著；上面曾提到的西里尔·白之也是如此，白之是英国为数不多的研究话本小说的专家，也是英国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新局面开创者，他亦是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去了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这对英国汉学的中国话本小说和古典戏曲研究是个重大损失。英国汉学这种功利倾向所造成的后果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批评和抱怨：早在英国汉学由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转换的19世纪中叶，曾任香港总督的戴维斯（JohnF.Davis）曾批评英国的汉学教学和研究，认为英国政府尽管对在中国的实际利益很感兴趣，但却严重地漠视中国学，而法国人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勤勉地、成功的进行着研究，这无疑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认为，这种实利上的兴趣和学问上的漠视，反映出理性水平的无知。(7)四十年后的1865年，他又一次作了类似的批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史教授巴雷特在其汉学史专著《英国中国学小史》中，对英国汉学作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作者从16世纪意大利汉学说起，考察了荷兰、法国、德国、俄国、北欧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各个时期中国书籍的收集和研究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英国没有做出应有的成绩。作者认为其原因是：“在中国学领域，实用主义同中国学与生俱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实际上把政治、外交、贸易的需要作为前提，而中国学自身发展所要求的学科和领域，却未能无条件地加以推进”，“即使在今天，压抑学院派的风气仍然没有改变”(8)。伦敦大学中国学教授崔瑞德（D·Twitchett）1961年在其“讲义”中，高度评价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日本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在土地制度史上所取的的成就，以此为对比，严厉的批评了十九世纪以来的英国汉学的实用主义倾向，而且认为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和对学问上的漠视，时至今日仍然残存着。(9) 二、在汉学研究的研究方向、研究思想以及在学术转型的历史阶段，英国政府不时介入，发挥行政调控作用。 德国学者魏思齐在谈到英国汉学特征时曾指出德国和英国的不同之处：“不列颠汉学传统有一个集中的对策研究，并用相关的官方报告表达出来，历史上就有1945年“斯卡布勒报告”，1961年“海特报告”，1999年“帕克报告”。无论这些报告内容与政策在相关研究机构落实到什么程度，这种作风一定会影响到全面汉学发展及其气氛，这方面和德国汉学不一样”。(10) 其实，任何国家的学术研究，都会有行政力量的介入（包括人力和财力的支持），但英国的这种行政介入，不像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他们只是在派遣传教士和建立大学、研究院所过程中动员和发挥国家力量，而是在研究方向的调整，研究观念的改变，学术的转型乃至如何平衡教学中语言知识和专业研究比例、古典研究和现代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等操作层面，政府都有介入，作出政策性的建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二十世纪初、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四个政府调查报告：“利伊报告”、“斯卡布勒报告”、“海特报告”和“帕克报告”。其方式是由学者组成，针对大学和其它教研机构东方学的开设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利用和改进的意见。不可否认，政府的强力介入，作出政策性的指令对英国东方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开展和深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1944年“斯卡布勒报告”被英国政府接受后，从1947年到1952年这五年内，英国政府拨出大笔专款，为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增添了许多新的教职，创建了一些新的研究部们，加强了学术交流，并吸引了一批年轻学者加入东方学研究队伍，从而改变了这支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二十世纪后半期后活跃在英国汉学研究领域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代表人物的一些汉学家，如戴维·德霍克斯、斐达理、钦纳里等，皆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入汉学研究队伍的。“海特报告”建议建立一定数量的地区性研究中心，使不同学科的学者集中起来研究共同研究某一特定地区，不但有利于发扬各种学术力量的各自特色，也使专长历史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传统汉学与新开辟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现代汉学在学术转型时期各有选择、各有趋归。但是，这种完全依赖行政力量来推动教学和科研的管理方式也有其弊端，它使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长期以往还会形成一种等待被调试的依赖心态。民间的力量，学者自身的主动性发挥往往不够，汉学在民间的普及和深入就缺乏原动力。另外，政府的思考和指向又往往是功利的、极端现实的，往往“就外交和商业界对亚非地区研究的需要展开调查”，往往倾向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研究而忽视传统历史文化和文学研究，特别是1985年的“帕克报告”无视中国经济正在振兴，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加强，美、法、德等西方大国的汉学教学和研究也在突飞猛进，相反认为汉语人才已供大于求，政府没有必要再扩大对汉学的支持，显然是种误判。英国汉学在二十世纪后期传统汉学研究落后于上述国家，更缺少像美、俄乃至法、德众多的深入系统的文学现象研究和作家作品专论，不知与此是否有关。 三、在研究途径上，英国汉学家更多的借鉴和吸收日本汉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式，这与日、法、德等国的汉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的汉学家以及后来居上的美国学者，多是从研究中国原典出发，进行系统深入的思考和探讨，然后在学术上开宗立派，如德国的戏剧改革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1898－1956），他阅读的大量关于老庄、孔子、墨子的原典和元人杂剧，写过长诗《老子西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出版过阐发墨家思想的《成语录》，改编过元代杂剧作家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高加索灰阑记》），还打算写一个《孔子生平》的戏剧，乃至参加过梅兰芳举办的“讨论并分析中国戏曲的技巧和象征手法”座谈会。他的戏剧改革理论——“离间效果”或“陌生化效果”正是从中国原典出发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的结果。在他创立的“史诗剧”中，他将多种中国古代戏剧的表现手法，如用“折子戏”式的相对独立的场次情节，人物交待往往是“自报家门”式的独白，布景简易，强调写意式，淡化时空的真实感等，与西方的民主思想、风俗人情和社会现实批判结合起来进行创新，形成一套新的戏剧理论，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法国汉学家做的更多，如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葛兰言（Granet,Marcel，1884-1940），他在学术思想上不满自19世纪以来汉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考据学派，转而采用结构主义的解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注意社会发展变化以及人与社会环境间的关系，加上又富有独创精神，所以常能一反传统，发人所未发。例如在《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这本专著中，作者运用人类学、神话学等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学意义，并引用了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祭祀和恋爱时的歌舞作为例证，从而得出与中国传统儒家截然不同的结论。在他最为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学研究的著作《中国文明》同样体现了这一研究思想：他以封建家族制度为核心，对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队、都城等方面的表现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和分析。葛兰言在文学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思想上的变革和研究手段上的创新，不但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汉学大家如谢和耐（Gernet,Jacques，1921-），而且对日本汉学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学者也有示导作用。例如在《诗经》和《楚辞》研究上，日本学者在20世纪中叶其研究视角上发生变革，即不再把它当作儒家经典，而是从民俗学和神话发生学角度，将其视为古代民众生活的反映，作为古代歌谣来研究。松本雅明《关于诗经诸篇成立之研究》（1956），藤野的《巫系文学论》（1951），白川静《兴的研究》（1960）、《诗经——中国古代歌谣》（1967），赤冢忠的《诗经研究》（1986）、《中国古代宗教与文化》（1990）等即是其代表。众所周知，闻一多的诗经和楚辞研究用的就是民俗学和神话发生学理论，其《神话与诗》、《诗经新义》、《风诗类钞》和《天问释天》就是采用新视角所获得的硕果。至于后来居上的美国，创新理论更多，刘若愚（LIU，JamesJo-yu）的比较诗学，梅祖麟、高友工等人运用意像论创立的“新批评”理论，王靖献用“套语理论”来研究《诗经》，余英时关于“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理论等。 英国汉学家固然也不乏翻译和编辑中国原典的学术大家，如理雅格（JamesLegge）的《中国经典》，但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更多的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契入，其研究方法也多借用于日本学者。如上面谈到日本学者受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启发，在《诗经》研究中采用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新视角，而英国学者又舍近而求远，去承袭日本学者这一新方法，这在第二代英国汉学代表人物阿瑟·韦利（ArthurWaley）身上表现特别显著，他既是著名的汉学家，也是著名的日本学家和印度学家，在日本学、梵文方面皆有论著。他的代表性论著《九歌：中国古代巫文化研究》在英国汉学界第一次引进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把《九歌》当作研究中国古代巫风的文献资料，这与日本学者藤野岩友的路数很近。藤野的《巫系文学论》出版于1951年，韦利的《九歌：中国古代巫文化研究》出版于1955年，在该书的“导论”中还介绍了青木正儿的《楚辞研究》，可见他是读过日本学者关于《楚辞》论著并有意识学习其研究方法的。韦利在英国汉学中是位承前启后的人物，第三代汉学家霍克斯（DavidHawkes）、西里尔·伯奇（CyrilBirch）都得到过他的教益，他在汉学研究中借鉴和吸收日本汉学的研究方式和学术成果，这一治学方式形成学术传承，也是自然不过的。这样的捷径固然方便，但有时也会带来误读、误判和学术根基上的一些问题。德国学者魏思齐在谈到英国汉学特征时曾委婉地说：“不列颠汉学一直依靠外国人来运作，在全球化时代，更容易与中国人合作”。(11) 这一特征的形成，与英国汉学的学术传统和政治导向和组织架构皆不无关系：大英帝国从它开拓海外市场的那一天起，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东方，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印度、中国和日本。在英国汉学发展和转向中起着巨大作用的四个政府报告，在谈到汉学教学研究都不仅仅是针对汉学，而是整个东方学，英国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从成立的时候起，就是东方学院、东方部或东方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日本科、中国科则往往并列于其中，如在1909年利伊报告建议下成立的英国最早研究汉学的机构就叫东方研究院，研究范围包括印度、中国、马来西亚、缅甸、日本、东非和西非等国语言。1985年的“帕克报告”要求加强的是亦是对整个东方和非洲的教育和研究，相反认为汉语人才已供大于求，政府没有必要再扩大对汉学的支持。目前，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内设有非洲语言文化系、东亚语言文化系、近东与中东语言文化系、东南亚语言文化系等十六个系，其中东亚语言文化系有中文、日文和韩文三个专业。剑桥大学内亦叫东方学院，研究的国家主要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和蒙古，中国学和日本学是这个学院内两个重要的专业。而且学院的宗旨就是“组织、联合东北亚国家的语言、历史、资料文献、社会科学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鼓励在剑桥大学内部和其他大学之间就相关研究问题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和交流”。牛津大学校内亦设有东方研究院，宗旨、设置与剑桥相近。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剑桥大学东方学院是英国汉学的三大重镇，汉学研究力量多集中在这里，他的学术宗旨、研究方向自然决定着英国汉学的特征和走向。所以英国汉学家往往是东方学家，他们不但精通汉语，也精通日语；不但有大量汉学著作，也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学专著。在主政者“鼓励跨学科的对话和交流”的号召下，利用日本汉学家的学术资料和研究成果，并在利用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参用日本学者的治学方法，如喜欢从小处切入、多方考证以小中见大；喜欢将资料重新编排，条分缕析等。 —————————————— (1)朱浤源《英国的中国通：量的观察》，《近代中国史研究》1984年3期。 (2)朱浤源《英国的中国通：量的观察》，《近代中国史研究》1984年3期。 (3)朱浤源《英国的中国通：量的观察》，《近代中国史研究》1986年2期。 (4)马茂汉《德国的中国研究历史、问题与现状》，廖天琪译，见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266页。 (5)魏思齐《不列颠汉学研究现状》，《华裔学志》专题演讲系列之十一，2006年3月22日。 (6)转引自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北京·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296页。 (7)JohnF.Davis,ChineseNorels,TranslatedFromtheOriginals,London,1822。 (8)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会议论文集：BritishLibraryOccasionalPapers10:ChineseStudies,1988。 (9)转引自（日）近藤一成《英国的中国学》，王瑞来译，台北·《汉学研究通讯》12卷3、4期1993年。 (10)魏思齐《不列颠汉学研究现状》，《华裔学志》专题演讲系列之十一，2006年3月22日。 (11)魏思齐《不列颠汉学研究现状》，《华裔学志》专题演讲系列之十一，2006年3月22日。 征引书目 1、朱浤源《英国的中国通：量的观察》，《近代中国史研究》1984年3期； 2、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会议论文集：BritishLibraryOccasionalPapers10:ChineseStudies,1988； 3、（日）近藤一成《英国的中国学》，王瑞来译，台北·《汉学研究通讯》12卷3、4期1993； 4、（波兰）魏思齐《不列颠汉学研究现状》，《华裔学志》专题演讲系列之十一，2006年3月22； 5、何寅 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欧洲研究中国：欧洲汉学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欧洲汉学协会编伦敦1995 7、国外学者看中国文学 侯健编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 8、传教士与汉学研究 张西平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9、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 孙歌等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10、汉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新加坡）林徐典编 北京·中华书局1995； 11、中国文学在英国 张弘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12、《东方专题论文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