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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小说的整体研究 您是怎样开始整理域外汉文小说的？ 陈庆浩：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提倡汉文化整体研究，其中的一个具体项目就是汉文小说的整体研究。中国当然是汉文小说的大宗，但除此之外，越南、日本、朝鲜都有很多汉文小说。源于东方文学的传统，汉诗文更加受到重视，而相对轻视小说，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但中国如此，在域外的越南、朝鲜也是如此。在此影响之下，很多古小说的抄本、稿本流失很厉害，整理和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小说是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所以我们特别提出做汉文小说的整理和研究。汉文小说最重要的产地当然是中国，不过我们现在也注意收集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琉球人用汉文创作的小说。除此之外，还有西方传教士小说。过去我们根本不注意他们的工作，其实传教士也有用汉文创作小说的。宗教传教时喜欢讲故事，中国古代的小说里，有佛教、道教、儒教传教的小说。西方传教士也写汉文小说来向东亚各国的人传教。1987年我和朋友们合作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七本，收十几种小说，后来又出版了第二辑五本；2003年还出版了《日本汉文小说》第一辑五册，但只是域外汉文小说的一个小部分。所以目前和海内外的学者合作，想做一套比较完整的海外的汉文小说，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些小说大都是明清时期的吧？ 陈庆浩：这些小说，有的很早，因为我们小说的范围很广，包括神话、民间传说等，这种作品，时间很难确定。越南汉文小说有的迟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越南的革命家潘佩珠，是胡志明的先辈，在中国流亡时，发表了不少汉文创作的小说，这些小说最近挖掘出来。我们编的越南汉文小说就编到他为止，所以时间跨度比较大。 西方传教士汉文小说的成就怎么样？ 陈庆浩：早期的传教士很注意用讲故事来传教。西方耶稣会士马约瑟在雍正年间，写过很好的汉文小说《儒交信》，小说讲一个传教士如何去感化儒生，使他们在保持儒家的生活规范的同时，进一步达到对天主教的信仰。不过，天主教传教士的作品需要上级主教批准才能发表，有一种文化控制，所以天主教的小说并不多。但是基督教（新教）的小说比较多，基督教进入中国时，马礼逊的同工伦敦差会传教士米怜于1819年在马六甲出版了一部传教小说《张远两友相论》。此书后经多次重版，韩国也发现此书的译本。此后又有郭实腊等人的创作，数量很多，但仍未见精品。 中国同时期的小说、笔记、诗词中是否提到过传教士小说？ 陈庆浩：没有，过去我们根本一无所知。一方面传教士的活动范围比较小，比较隐蔽；另一方面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的角色非常微妙，鸦片战争之后被视为西方侵略中国的工具。我们很多研究小说的人，根本不知道有传教士小说这回事。过去就连朝鲜、日本和越南人写过汉文小说都不知道，有时看到一两种这类作品，立刻就认定这是中国人写的。现在才知道域外也有一个汉文小说系统，比如朝鲜的汉文小说，现在发现超过一百部，至少有五百万字。 这些传教士汉文小说，是在哪里发现的？ 陈庆浩：目前所知《儒交信》是最早的传教士汉文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时候，正是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礼仪之争，且反对传教士迁就儒家思潮占上风之时。在这种背景下，《儒交信》就没有得到批准发表，因此只有稿本存在。稿本后来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等到1942年河北献县天主教会才将此书排印出版。因为是教会文献，只在很小的圈子里流传，很多人还是不知道。除法国国家图书馆外，梵蒂冈图书馆也藏有很丰富的天主教汉文资料。 中国古代小说的出版状况 中国古代小说的整理出版情况怎么样？ 陈庆浩：中国古代的小说由于不受重视，有时还遭到禁毁，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很多小说我们自己没有，在域外却有收藏。过去我们研究小说，往往资料不够，图书馆都没有收藏，藏书家也不收小说。所以当年孙楷第、郑振铎、刘修业等人做研究时都是到国外去找书。到六七十年代还没有大的改变，柳存仁到英国去找书，李田意、马幼垣也到日本去找书。六十年代我到国外访学，就比较注意收集中国古代的小说。八十年代初，我开始跟国内学术界有接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时候，建议将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集中起来出一套丛书。当时定名为《古本小说丛刊》，因为在五十年代郑振铎出过《古本戏曲丛刊》，所以觉得小说也该做同样的工作，以与前者配套。文学所很赞同。本来是要跟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的，后来没有谈成，就把计划拿到中华书局做了《古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自己做了《古本小说集成》，成为两套丛书。《丛刊》的国外的小说资料多是由朋友们和我提供的，《集成》中的国外资料则多采自《丛刊》，但这两套书都不完全。中华只出了两百多部，没有完成。上海这边出的比北京多，不过国内的资料不是每本都最精，且混入域外汉文小说。 如果这两套书做全，那么可以说把古代白话小说的资料完全结集起来了。 陈庆浩：对。二十世纪中国才有小说目录，注意到小说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现在小说在文学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显学了，这个进步还是很大的，当然，摸底工作还是没有结束。现在慢慢把域外汉文小说资料整理出来，大家就能有个整体的了解。 古代艳情小说的整理研究 目前国内古代小说研究的情况怎么样？ 陈庆浩：目前两套书都有个缺口，就是艳情小说都没有碰，所以都不全。我当初建议出五百部，其实也差了艳情小说部分。因为当时国内有一张禁书名单，这张单子听说还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某位研究员给新闻出版署开的。其实这些书很多人没有看过，估计开书目的人也没有全部看过他开的书。因为有些传统的禁书书目，大家就照着前面的样子开，就变成历代相沿的禁书书目了。明清时期的艳情小说，在所有小说中大概占十分之一，有五六十种。孙楷第的目录里也有收，大约是二三十种，不少没看过原书，只是据书目记录的。从资料的立场来讲，就不够了。我收集资料时也是比较注意这类书。因为这些书在中国禁得最厉害，所以在中国损失的也最厉害。我在九十年代与朋友合作，在台湾出版了一套《思无邪汇宝——明清艳情小说丛刊》，将明清两代的艳情小说作了整理。我们出版的是校勘、断句的排印整理本。 这些书都是从海外收的吗？请介绍一下其中您收录的《姑妄言》的情况。 陈庆浩：《思无邪》大部分资料来自国外，但也有从国内收到的，吴晓铃先生就提供过不少资料。由于这次工作，挖出了很多新东西，孙楷第当年也没有看到的。荷兰的汉学家高罗佩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能看到的也不超过十种，我们这套书收集的有五十来种。有的本子像《肉蒲团》，我们手里就有六七种不同的版本来比对。 《姑妄言》这部书是雍正年间“三韩曹去晶”写的，有个稿本流到俄罗斯，藏在莫斯科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做的目录里有著录。苏联的汉学家李福清在1966年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苏联所藏的中国的小说、戏曲的目录，提到这本书只三数行文字。当时他不知道里面的内容，曾写信请教孙楷第先生。因为提到作者的籍贯是三韩，孙先生还曾经怀疑是朝鲜人写的。当初我看李福清的文章也不知道是什么书，后来我在吴晓铃先生家里看书的时候，看到《姑妄言》，是周越然1941年左右在上海孤岛时期印出来的小册子，只有两三万字。因此引起我的注意，会不会与李福清介绍的《姑妄言》有关联？我就请人帮忙调查，这样就发现了《姑妄言》。周越然所印的只是一个经改编过的抄本的残卷。 您怎么看待艳情小说的文化研究价值？ 陈庆浩：我们所说的艳情小说，对我来讲，《金瓶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色情小说，里面的色情描写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小的，它不以色情描写作为重点。但是《姑妄言》就是用戒淫来描写色情，我在出版说明里说这是古代色情小说的大全，古代各种色情小说的桥段在这里都有。另外从世界文化史来讲，色情小说现在好像到处都有，其实在十九世纪之前，色情小说并不是每个文化中都有的。中国、法国都是比较特殊的，其他的地方，英国是受到法国的影响，十八世纪以后才有。日本古代有很好的浮世绘，但是没有什么色情小说；印度古代有《爱经》，也有很好的雕像和神庙，但是没有色情小说。色情文化各个文化都有，但是色情小说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而且我觉得色情小说的民族性特别强，一般来讲，西方宗教色彩比较重，东方人宗教色彩倒是不重。西方的色情小说往往是压制与反压制的关系，法国的色情小说基本是对抗基督教的禁欲观念。里面有很多社会风俗、习惯等各种特性，所以从研究的角度看，不仅有艺术上的特色，也有文化比较的价值。 您自己比较欣赏的是哪部小说？ 陈庆浩：我自己很欣赏《痴婆子传》。我们过去接受的观念，认为自传体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很少的一种类型。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都是第三人称的，到第一人称已经进入近代小说了。但是我们早期的唐人小说很多都是自传体，都是用第一人称的。后来编《太平广记》的时候，编者将它改成第三人称，用主人公的名字代替了“我”。以第一人称来写是唐人小说的一个特点。后来西方学者看到明清时期第一人称的小说，感到很惊异，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传统。 《红楼梦》的研究情况 《红楼梦》研究的整体情况您怎么评价？ 陈庆浩：《红楼梦》现在很热，有人做文学的批评，有人做索隐的，清末民初的时候有一批人认为这部小说是反清复明的。后来到1921年胡适做《红楼梦考证》，建立新红学。胡适、顾颉刚、俞平伯都在做，胡适提出《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作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从他开始，我们才有现在的新红学。新红学有了很大的贡献，比如找到很多新的版本，早期的版本和后来排印的版本有不少的区别，作者问题也因此被关注。但是胡适也提出另外的命题，比如《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是曹家的家传之类，造成很大的流弊。后来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就是完全依照胡适的思路，把红楼梦的历史与曹家的历史拼起来，一年一年对比，如曹雪芹多少岁，贾宝玉多少岁；曹家做什么事情，贾家做什么事情。将小说与历史重合，这一条路走下来，越走越偏，越走越极端。《红楼梦》中使用了曹家一些事情作为素材，在脂砚斋的评语是中提到的，但《红楼梦》更多是想象，是文学的创造。谁是脂砚斋？胡适说脂砚斋就是曹雪芹，周汝昌说脂砚斋是史湘云，都指名道姓。我认为现在做《红楼梦》研究的一个大的危机，就是先设定《红楼梦》是历史的观念，过分地一一对应。 您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有什么发现？ 陈庆浩：我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大致上从《风月宝鉴》发展到《石头记》的过程，发现里面人物的年龄变化很大。我们可以看出，最早是一部类似《金瓶梅》的写青年男女风月之情的书，经过长期的增删，变成写少男少女在大观园这样一个理想国里的儿女真情的书，从青年到少年，是有规律的。大观园其实是后来加进去的，我们很难找到它的原型，无论在南京还是北京，根本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当年除了皇家园林，任何一个贵族都不可能有那样大的一个园林。在那样大的空间，当初贾政带贾宝玉走大观园、贾元春进来省亲，要坐船坐车。可是贾宝玉他们住进去之后，林黛玉想找贾宝玉，一下就到了，一天能找好几次。 我觉得对红楼梦的研究，还是应该回到承认这是一个文学作品，里面有很多想象的成分，过分坐实的考证、索隐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原载：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