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析略
众所周知，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如果从16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明代中叶）产生算起，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国内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即对中国学历史、现状的研究，早在清朝末年就已开始，如王国维就是较早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之一，他在结识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并翻译了他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结论》。然而戊戌之后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虽也有人介绍和研究西方中国学，如陈受颐对西方早期中国学的研究、阎宗临对法国中国学的研究、方豪对传教士中国学的研究，但毕竟寥寥无几，系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更是少见。而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又是30年较少对外联络，这期间中国人几乎不谈海外中国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术界才开始较为系统的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有关的成果也越来越多。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成为国内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基于此，本文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对国内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内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概况、成果及所存在的问题作一简单概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学术情报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曾经封闭多年的国门又重新开启，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得以恢复。在此社会大背景之下，国内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也随之开始兴起。
最早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工作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成立了由孙越生担任室主任的 “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这一研究室在孙越生的主持下开展了大量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如1977年4月至6月，编辑出版了3卷内部资料性质的刊物《国外中国研究》，这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最早的“singology”的专门性刊物；1977年底，开始筹划“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的编撰，由此开启后来各类“中国学（汉学）”丛书之先河；1978年，出版发行不定期刊物《外国研究中国》。与此相呼应，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1977年也开始编辑《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这一刊物的主要内容是从日文和英文刊物上翻译过来的一些学术消息。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国史通讯》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编、中华书局刊行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这两个非公开发卖的刊物，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在我国学术界的确立也具有首创之功。1978年始，《中国史通讯》就刊登了一些关于日本、法国、美国、荷兰等国学者对中国史研究的历史与现况，有综述描写、也有个案报道。它为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史的研究开启了新视野；而《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从1979年第4号起，也陆续刊登了严绍汤等撰写的关于日本对中国古文化研究的综合报道，如《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方面的见解》、《日本对〈诗经〉的研究》、《日本对〈尚书〉的研究》等。
随着孙越生等人在我国学术界开创海外中国学研究之后，海外中国学研究开始逐渐为学术界所关注，吸引了部分学者的兴趣，相关工作得以陆续开展。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始编辑出版《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3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正式开设日本中国学课程，这是我国大学史上第一门关于“sinology”的课程，并于1985年成立“国际中国学研究室”。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与国际中国学界间的交往也随之开始。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钟书到哈佛大学做关于汉文化的系列讲座； 同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章开沅也到哈佛大学访问并做学术演讲。在中国学者出国访学之同时，一批海外汉学家纷纷到中国来进行学术交流。如198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所魏斐德率领美国中国明清访问团访问中国；同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玑分校的黄宗智教授来华访学，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等做学术演讲，介绍美国中国学发展情况；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史华兹教授访问中国；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刘广京教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等学术机构访问并作学术报告。
国内学术界在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状况进行调查了解的同时，有关海外优秀中国学作品的译介工作也开始逐渐展开。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这一时期推出了由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以及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出版社也开始零星翻译出版海外优秀中国学作品。这些海外中国学作品的翻译出版，为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兴趣，并开始关注海外中国学发展。
随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工作的逐渐展开，一批初期的成果开始出现。最早问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著作是由孙越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编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该套丛书由《国外西藏研究概述》（1979年）、《日本的中国学家》（1980年）、《美国中国学手册》（1981年）、《俄苏中国学手册》（1983年）等系列著作组成，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日本、美国、俄国、苏联等国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情况和特点。如《俄苏中国学手册》由上、下两册组成，1050页之多，篇目包括“俄国的中国学家”、“俄国中国学主要机构”、“发表中国问题文章的俄国报刊和收藏俄国中国学家手稿、档案与所获文物的主要机构名录”，以及“苏联的中国学家”、“苏联中国学主要机构”、“苏联中国学主要会议（1970—-1983）”、“苏联发表中国问题文章的期刊”、“苏联中国学书目（1942——1983）”等。与此差不多同时，由冯蒸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也问世。此书集中向读者介绍了国外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各类工具书如词典、字典、事典、诸种课题研究目录、索引、引得、百科全书、类书，以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工具书等。除此之外，还有李璜主编的《法国汉学论集》（1974年）；王跃、高力克主编的《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1989年）等。不可否认，这些著作为国内汉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是一批值得重视的工具书。正如冯蒸在提及其编写《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一书的目的时写道：“通过本书可以使读者了解近三十年来国外大致编撰了多少种有关中国学的工具书”，“借此可以了解国外研究中国学的一般情况和研究动向，使广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作到‘心中有数’，以及在制定科研工作计划和向国外订购图书，开展学术交流时参考”。
在这些重要的工具性著作问世的同时，一批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论文也陆续出现。笔者曾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目录索引》和《全国报刊资料目录索引》为蓝本，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段时间国内所发表的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论文进行过统计。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各类文章大约有240篇左右。 在这240多篇论文当中，绝大部分是关于国际中国学界研究中国历史方面的情况介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夏东元的《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姚大力与刘迎胜的《三十年来的西方元史研究》、林甘泉的《战后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冯年臻的《战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述略》、孙越生的《俄苏中国史研究》、傅玫的《三十年来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的研究概况》等。当然，在这些论文当中也偶有关于各国中国学的文章，如李世洞的《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孙越生的《俄苏中国学》、高华的《三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趋向》、陈得芝的《加拿大的中国研究概况》等。但总体上看，这些对海外中国学介绍的文章还主要努力于对研究情况的介绍，这对当时国内也是非常珍贵的学术信息。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末这一阶段中，我国学术界虽已经开始对“Sinology”的关注，并已经实际地从事这一学术的基本建设，如对海外中国学状况进行调查了解、译介海外优秀中国学作品、编撰海外中国学研究方面的工具书、与国际中国学界间开展学术交流等等。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还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情报，并未上升到学术层面。正如严绍璗先生所言“人们是把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情报”看待”。
二、学科化的形成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研究的开展和中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海外中国学研究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学术情报，不能只局限于对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介绍层面上。人们开始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来加以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由此逐渐走向学科化 的道路。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批专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开始相继创办。作为专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四川外国语学院于1991年率先创办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所”具有首创之功。继它之后，清华大学的 “国际汉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的 “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 “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的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也相继成立。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使得海外中国学研究具有了相对稳定的学术基地。学术刊物方面，自张春良主编的《国外中国研究》于1991年5月刊行以来，以任继愈为主编、张西平为常务编委的《国际汉学》、由龙巴尔和李学勤为主编的《法国汉学》、以阎纯德为主编的《汉学研究》、以刘梦溪为主编的《世界汉学》等一批在学术界颇具影响的学术刊物也相继问世。此外，全国各地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学术刊物，如清华大学葛兆光主编的《清华汉学研究》、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朱立元、陈光磊主编的《汉学论丛》等先后发行。由此，海外中国学研究开始有了公开发表学术成果的稳定的学术阵地，从而具备了进行国际学术对话的学术平台。
在创建研究机构以及专门的学术刊物之同时，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交流更趋活跃。这一时期，学术交流不再局限于学者互访，更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开始出现。如1987年11月，北京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室”与深圳大学文化研究所在深圳联合举办“国际中国学讲习班”，约请李学勤、章培恒、汤一介、严绍璗以及香港、澳大利亚的学者担任讲师，这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次举行的以“Sinology”为主题的全国性研修会；1995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召开了大陆首次 “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1997年1月，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办了“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5月，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了“汉学研究国际会议”等。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学术界舆论认为“大有益于国际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联系与协作，推动汉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高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对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视”。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已故的孙越生先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早推动者。他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世界汉学家手册》、《苏俄中国学手册》、《国外中国学研究》（4册）等著作，至今仍是学者们的案头必备之书。继他之后，我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对中国学研究颇有成就的学者。如从事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教授、以翻译法国汉学为其主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耿升研究员、从事俄国汉学研究的李明滨、从事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侯且岸、从事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张国刚、专攻传教士时代中国学研究的张西平等。可以说，海外中国学研究这一领域已开始逐渐聚集起一定规模的学术研究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sinology”作为一门学术开始登上大学的讲台。北京大学自1985年开始招收“sinology”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之后，又于1994年开始在比较文学研究所内设立了“sinology”方向的博士学位研究生；而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则于1996年开始招收海外中国学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sinology”登上大学讲台，从而使海外中国学研究开始有了培养其研究力量的基地。
与此同时，国内对海外优秀中国学作品的翻译力度在不断加大。各国的中国学著作（尤其是英语国家的中国学著作）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据本人约略统计，这一时期国内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学著作（仅局限于历史、文学方面）不下二百部，数量之多也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对于海外中国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开始有系统、成体系、有选择，结束了过去那种原始性的无序状态。1986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吉林教育教育社出版率先推出了由李范文主编的“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和刘柏青主编的“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至1990年出版4辑）。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由王庆成、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由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葛兆光主编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商务印书馆则推出了“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其他的还有如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海外珍藏善本丛书” 、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东方文化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山西教育出版社的 “中国文化在世界”、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瑞典东方学译丛”、时事出版社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认识中国系列’丛书”等。为更好的翻译出版海外中国学著作，中华书局还于1998年成立了“汉学编辑室”，由柴剑虹担任室主任，专门负责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研究著作的翻译出版，可见对汉学作品翻译的重视程度。
在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工作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他们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以及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研究方面仍非常重视。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外事局合编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和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前者对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捷克和斯洛伐克、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朝鲜、韩国、马来西亚、荷兰、挪威、俄罗斯、 瑞典、瑞士、英国、美国等几十个国家1434个中国学家的原文姓名、译名或汉名、通讯地址、出生时间、出生地点、学历、经历、著作等作了介绍；后者则对世界100余名汉学家的113部著作，提要勾玄，从而使中文读者对世界各国的汉学名著有一总体把握。除此之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还有如沈定平的《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明历史的开拓性著作》、江桥的《德国的满学研究》、耿升的《法国学者近年来对中学西渐的研究》等。另一方面，学者们在重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以及对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研究之同时，对于 “Sinology”学术史的研究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对特定对象国的“中国学”的学术形成、发展、流变等问题进行研究，从学术史的层面对各国中国学进行梳理、描述和阐发。1992年，严绍璗首先完成了《日本中国学史》。继而，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张静河的《瑞典汉学史》、候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等著作也相继刊出。而有关“Sinology”学术史方面的论文也开始大量涌现，如王晴佳的《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张国刚的《剑桥大学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候且岸的《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张铠的《国际学术思潮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陈启能的《海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与文明史观》等。这些成果表明，国内学界已不仅仅是在各个相关学科中汲取中国学的成果，而是开始把海外中国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加以把握，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对海外各国的中国学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
要言之，从这一时期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我国学术界对于“sinology”的研究无论是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还是学理论说的阐发梳理，都已超越了学术情报这一层面。事实上，它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发展方向。正如李学勤所言：“及至20世纪结束，中国的国际汉学研究已经真正成为一个新兴的专门学科了。”
三、学科化的初步发展阶段
自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学术界确立后，随着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日益关注，海外中国学研究已呈异军突起之势，引起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日渐增多。先后成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有陕西师范大学于2003年9月26日成立“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4年2月在“国外中国中学研究室”基础之上建立的“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等。除了这些专门的研究机构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机构虽不是以海外中国学为其研究主要对象，但也部分的涉及到此研究领域。如以上海史研究为其研究特色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随着上海史研究的深入，他们也在开展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重点是关于海外上海学的研究。另外，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专业学术刊物也在不断增加。2004年9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陈学超主编的《国际汉学集刊》开始发刊；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海外中国学创新团体主办的《海外中国学评论》也即将问世。不仅如此，不少大学在成立专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之外，加大了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华东师范大学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基础之上专门成立了海外中国学创新团队。
与之相呼应，学术交流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研究的持续升温以及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日益重视，以海外中国学研究为主旨的论坛“世界中国学论坛”应运而生了。世界中国学论坛，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的一个以文化为主旨的学术论坛。该论坛的宗旨是全方位地为学术界及世界中国学研究学者创造和提供进行专题研究、思想交流和多边对话的机会。首届论坛于2004年8月19日 – 8月22日在上海召开，论坛主题是“多元视野下的中国”。该论坛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每次确定一个交流研讨主题，邀请国内外著名中国学研究学者莅会。“世界中国学论坛”的诞生及其首届论坛的召开，加强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界自身及其与世界各国中国学界之间的学术联系，扩大了中国学研究在学术界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稳定持续的学术交流平台。当然，其它形式的学术交流也非常活跃。世界各国著名中国学家纷纷来中国访学，如法国的巴斯蒂、美国的孔飞力、日本的谷川道雄、德国的瓦格纳等；相继召开了具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如“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所）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在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海外中国学的日益关注之同时，海外中国学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被翻译介绍进来。如果以出版社推出的各类海外中国学著作译丛为限进行统计，自进入21世纪以来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国内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学著作已不下一百五十多部，仅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就翻译出版了26本之多。不仅如此，各家出版社在推出其组织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学作品之时，进行了精心筹划和挑选，注重海外中国学研究这一学科的建设。如河南大象出版社推出了由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该书系分为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儒学研究系列”这三大系列。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熊月之主编的“上海史研究译丛”，专门翻译出版海外中国学家关于上海史方面的作品，目前已出版了10多本著作。
自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以来，学者们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对“sinology”进行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索。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深化前一阶段的研究。学者们对前一阶段所开展如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基础资料建设、各国的“Sinology”学术史及海外中国学家及其著作等研究工作继续加大研究，有所深化。如朱政惠先生所著《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是作者在对美国中国学进行了为期两年多时间的实地考察之后，结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多年思考而著成，材料比较新颖，有其独到的见解。对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专著还有陈君静的《太平洋彼岸的回声》，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作了比较具体的清理和探索。其他还有如李庆的《日本汉学史》、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等；再如对世界各国中国学家及其著作的研究方面，张西平的《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陈意新的《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定宜庄的《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王克文的《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常建华的《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等研究论文在介绍海外中国学家及其成果方面也都各其特色。二是积极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如在海外中国学与中国学术演变发展的关系、海外中国学与西方学术发展关系、海外中国学家及其著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各国中国学发展的谱系和学术流派的演变等方面学者们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一书，较为全面的梳理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各国汉学界之间的交往，并就本世纪初海外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杨念群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一文，则清晰的说明了海外汉学对于中国学术演变发展的意义 ；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则以人物个案为研究对象，对日本中国学的学术谱系和流派进行了探索 ；三是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这一学科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探讨。严绍璗认为作为学科存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其内涵应包括：研究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的轨迹和方式；研究中国文化在域外文化语境中存在的状态即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排斥状态；研究各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所形成的“中国观”；研究各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研究的具体成果和方法论 。李学勤认为，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一专门的学科，它至少应回答汉学如何起源，迄今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汉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语言等等方面，已经作了那些研究；汉学家及其著作是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国际汉学对中国学术的演变发展，起过什么样的影响；汉学对西方学术的演变发展，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国际汉学的现状以及在新世纪中汉学进展的趋势等六个方面的问题。 朱政惠先生认为，海外中国学研究应从接受史学和比较研究的角度，结合研究对象国的政治历史及其民族文化、国际学术思潮、国际关系以及研究对象具体的机构背景、人物特点等，以此方法来究明中国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在彼国彼地的接受和认知情况及其原因，以及由此引起的关于中国观等许多问题认识的一系列演变。 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这一学科的理论内涵，学者们还提出了其他多种看法。四是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李学勤就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也有学者注意从史学史研究方法来研究海外中国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业，都开始招收海外中国学史方向的研究生，着重于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考察研究海外中国学史，并由这一视角切入对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还有的采用学术史的方法，从性别视角来看海外中国学，如黄育馥的《从性别的视角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等等。
总之，我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自其作为一门学科确立以来，学者们对这一学科的研究领域、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虽然还不够成熟，有待进一步发展，但从中我们看到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方向正在不断发展着。
四、小结
由以上的大体回顾，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海外中国学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学术情报阶段发展到今，成为了一门引人注目的学科。我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其原因就在于：一、学术界的自身需要。众所周知，国内学术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开始了一种深刻的反思，对以往的学术进行检讨，“试图跳出长期以来制约学术发展的那种教条主义的体系和方法，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 ，以新的研究范式来解释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作为西学一部分的海外中国学自然成为了我们这种学术范式转变的重要参考系 。进入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学术界需要有关如何研究中国本土学问的新方法。以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为对象的海外中国学，她所提供的一些方法和理论对以中国本土文化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更为直接和便利。正如李学勤所言，“国际汉学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二是，适应了社会大众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研究的不断加大，人们不再是闭目塞听，而是渴求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外国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作为中国形象传播者的中国学家们是怎样看待和研究中国的，他们持有何种中国观。总之，“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迅速成长，是由于它适应了我国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的需要。”
当然，我们在看到海外中国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之同时，也应注意到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有待今后进一步加强：
一、各学科间的合作与交流。由于海外中国学涉及历史、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诸多领域，“它不仅仅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研究的机械总和，也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各种专门学科的机械总和”，各有关专业的学者显然应联手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学者在总结分析后认为，目前国内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主要存在四种学科研究方向：一是以外国语学院为代表的对汉学、中国学研究，依托的学科主要是外国语言学，擅长语言理解；二是以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为主的对汉学、中国学研究，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角度切入，擅长比较分析，尤其比较理论的建树；三是以史学史、学术史为特征的对汉学、中国学研究，主要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角度切入，擅长学术史的清理和大学术背景的分析；四是从中外关系史、中外交通史的角度切入，长于中西历史上大难度问题的判断。 应该说，这几种学科研究方向的切入都有好处，如能够进行整合和互补，那必将使海外中国学研究从一般的内容介绍转向有深度、有力度的探讨。
二、基础资料的建设。国内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虽然作了一些工作，但这与作为一门学科而言还远远不够。众所周知，如果我们对于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家、中国学研究机构、所发表的成果等不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所谓深入的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将无从谈起。二次大战后不久，日本学者即曾对国际中国学界的状况做过普查，包括那些大学或科研机构有汉学专业，藏有多少书刊，拥有那些学者，正在从事什么工作，教授多少课程，形成专门的调查报告。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台湾的学者也做过类似的调查。然而，我们对这方面的工作至今仍未系统的开展过。现在已进入21世纪，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应广泛的、系统的开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形成诸如“国外中国学论文数据库”、“国外中国学著作数据库”、“国外中国学家数据库”、“国外中国学机构及团体数据库”、“国外中国学期刊数据库”等海外中国学研究方面的系列文献信息产品，并在互联网上建立网页，供大家随时检索的话，那将极大的方便于研究工作的开展。
三、学科的数字化建设。历史发展到21世纪，由于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人类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变得越来越便捷。这就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为海外中国学的发展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进行带来了方便。正是因为这一点，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及研究机构对于中国学研究的数字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视。据笔者初步调查了解，仅在美国有关中国学研究的专业网站就有65个之多，差不多是稍微大一点的中国学研究机构都建立了网站 。不仅如此，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界还纷纷将有关中国研究的原始资料数字化，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建立了数字化的中国研究资料图书馆，里面藏有大量数字化的中国史籍。与国外相比，我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界在信息网络利用及研究资料数字化建设方面就显得较为落后，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等少数几家研究机构开通了专业网站；而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资料的数字化建设更是少之又少，只有个别学者在为之努力。显然，为充分利用信息网络以更好的促进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有关这一学科的数字化建设就不能不引起学界的重视。
四、配套机制的完善。不可否认，海外中国学研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日益成为显学、专学。与此同时，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些配套机制也得以建立和改善。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目前在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配套机制方面还非常的不完善。比如，学术界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目前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合理的规划安排。如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协调规划委员会，对全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进行统筹规划，这将有利于我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入；再如，在国家现有的学科门类划分中，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定位不明，在整体上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这直接影响到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作必要的调整。候且岸就曾郑重建议到“有鉴于中国学学科的特殊性，着眼于学术领域的扩大，充分考虑到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发展需要，国家整体上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亦应适时地进行必要的调整、补充完善。”
当然，除了上述四点以外，诸如学科的理论建设、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的增置、海外中国学作品的翻译、同海外中国学界之间的学术联系和学术交流以及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队伍建设等方面，今后都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开放的年代，海外中国学就发展，其研究也就繁荣。可以预见，随着２１世纪的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中国学研究必将有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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