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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是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于1908年从敦煌莫高窟第181窟和第182窟(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4、465窟)发掘获取的。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描述发掘第181窟很简洁，只说获取回鹘文木活字968枚、回鹘文献363件、西夏文献200余件，还有汉文、藏文、蒙文、婆罗谜文文献等。描述第182窟时更简单：“在于第181号洞发现一些写本残卷之后，我令人清理了第182号洞的过庭。大家在那里发现了相当多的漂亮藏文写本残卷，它们是被故意撕碎的，有的已被部分地烧毁。其中仅仅有二三件刊本西夏文残书。”[1]这大概就是伯希和对敦煌西夏文文献的全部描述，到底有多少件、什么内容，世人全然不知。 我国学术界获取法国伯希和所收藏的完整的敦煌西夏文文献，是2005年底，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取回全部缩微胶卷。日本学者百齐康义先生曾对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有过编目，然未刊布，不知其详。 出版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是西夏学界早就心仪的大事。《俄藏黑水城文献》已经和正在出版，《英藏黑水城文献》已经出版，出土于甘肃灵武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也已出版，因之，出版与这些西夏文献不同源的《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意义就更深远，学术上更诱人。 此次出版，不是一般文献的公布，不是一般西夏文汉文译读转写，而是进行详细的考订整理，彻底揭示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解开百年来的这个谜。 法藏西夏文文献，给人第一印象是残片太乱，所有残片图片都是黑白缩微胶卷转换过来的，缺乏直观印象，考订无从下手。作为考订者，如果有机会到法国去，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去直接面对这些卷子进行编辑，大概会更方便些，更准确些。起码的，卷子大小比例不会失真，卷子的质地颜色、字体风格墨色，边框版式、字距行格，以及最重要的写本、刻本、活字本和卷子残况等现状的直观了解，会给考订文献带来方便，省却很多时间。 好在伯希和是一位严谨的考古学家。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编号都是有规律的。日本的森安孝夫在《回鹘语文献》的《讲座敦煌》中提到，他曾于1979年至1980年在巴黎法兰西国立图书馆东洋写本部看到三箱出自敦煌莫高窟的文书。其中第924箱、第925箱出自伯181号洞，第922箱出自伯182号洞。对伯181号洞出土的363件回鹘文文书外形特征列表介绍，而对其中的西夏文文献未作介绍。可能森安孝夫先生是个回鹘文专家，所以未涉及西夏文。所幸的是他揭示了现今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五大部分的编号含义： 1.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137号。 2.Pelliot Xixia 925(Grotto 181)，1～57号和181A、181B、181C。 3.Pelliot Xixia 922(Grotto 182)，1～16号。 4.Pelliot Xixia 946.1517B,写有介绍多闻天王文的木牌。 5.Pelliot Chinois 10065，1938年购自中国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一》。 至于第181窟出土的文献为什么要分为两个箱子而编为924号和925号，敦煌研究院的彭金章和王建军先生《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在介绍第464窟(即伯第181窟)的再次发掘时会给我们启发。 第464窟原为多室禅窟，现有壁画部分仅仅是原多室禅窟的中室和后室。当通往原多室禅窟南北侧室的甬道被封堵后，南北侧室也就成为独立的石窟，因而窟内堆积有别于原中、后室，这是经过此次发掘后才搞清楚的。为了使中室壁面保存完整，此次发掘未对已封堵的通往南北侧室的甬道进行拆除。第464窟中室和后室的堆积基本上仅有薄薄一层风积浮沙层，厚0.03米，沙质极细。系风力所为。个别地方有少量细沙层，厚0.03米。在此层内仅发现回鹘文木活字2枚。此层少量堆积应为伯希和劫余所留。第464窟东南和西南两侧室因彼此相通，故堆积相同。窟内堆积分二层，上层为风积浮沙层，厚0.30～0.40米，沙质极细，系风力所为。下层为细沙草末层，厚0.20～0.30米。在此层内发现的遗物有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梵文等文书残页残片、回鹘文木活字以及木构件，花砖等。第464窟西北和东北侧室彼此相通，故窟内堆积相同，堆积分二层，上层为风积浮沙层，厚0.30～0.40米，沙质极细。下层为细沙草末层，厚0.15米。在此层内出土的遗物有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文书残页残片以及陶灯、陶印模、木匙等遗物。[2] 据彭金章先生介绍，伯希和收藏的敦煌文书第924箱和第925箱，应该是出自第181窟内不同的窟室，可能有东南、西南室和西北、东北室之分。 法藏敦煌的西夏文文献，大部分为残片碎片，有的残存的文字很少，尤其是活字本西夏文献，字迹笔画分辨都有困难，更不用说是残破字了。释读不正确，文献信息量少，给文献的考订带来极大的难度。然而学者伯希和考古收藏编号十分严谨，法藏西夏文献的总量不多，相对文献范围较小，这又给文献的考订提供了方便。经过细致艰苦的比对，现基本或全部考订了这些文献，将出土百年的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全部展现于世人面前。其中大部分佛经译自汉文经。 一、伯希和第181窟第924箱有西夏文献137件： 1.《地藏菩萨本愿经》，唐实叉难陀译。活字本。 2.《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唐义净译。 其中有两种刊本，有如手写体刻本、如印刷体刻本和一小部分陀罗尼残片、版画：七佛药师如来、燃灯处、放生处等。 3.《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唐义净译。 4.《大方等如来藏经》，东晋佛陀跋陀罗译。 5.《占察善恶业报经》，隋菩提灯译。 6.《二十一种行》。 7.《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唐伽梵达摩译。 8.抄本陀罗尼。 9.《偈集中方便善巧品根本品第二十》(终)。 10.《无量寿宗要经》，唐法成译。 11.《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三》(尾题)，唐玄奘译。 12.《大智度论卷八十七》，后秦鸠摩罗什译。 13.七言诗。 14.佛经论说。 15.《正法念处经卷第六十七》(尾题)，北魏瞿昙般若流支译。 16.《大宝积经第二十四被甲庄严会第七之四》，唐菩提流支译。 17.《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唐实叉难陀译。 18.汉文《孟子·万章下》、潩水(见《水经注》)。 19.释迦牟尼佛版画。 二、伯希和第181窟第925箱有西夏文献60件： 1.《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唐义净译，刻本，字体有如印刷体。版画：乐音树、释迦牟尼说法处、文殊菩萨、阿难，十二大将等。 2.《地藏菩萨本愿经》，唐实叉难陀译。其中有聂克斯、石滨纯太郎1930年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考订的《佛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文(校量布施功德缘品第十)。唐实叉难陀译。 3.《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唐玄奘译。 4.二十一种行。 三、伯希和第182窟第922箱有西夏文献16件： 1.《佛说入胎藏会经》，又名《佛为阿难陀出家说入胎经》，唐义净译。 2.《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初分难信解品》，唐玄奘译。 3.曼荼罗残片。 四、Pelliot Xixia 946.1517B多闻天王木牌。 五、Pelliot Chinois 10065《大方广佛经严华卷第四十一》，伯希和于1938年购自中国，该经完整，有首尾题，极似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华严经》经卷，可能与其同源。 另外，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第925箱尚有一部分西夏文残片没有公布于世，Pelliot Xixia 925(Grotto 181)h1～h10为经折装活字印本。Pelliot Xixia 925(Grotto 181)k1～k11为经折装雕版印本。k12为藏文雕版印本。Pelliot Xixia 925(Grotto 181)x1～x4为写本，x5为回鹘文写本。 我们希望法国国家图书馆能向我们和学术界提供这些文献，以使伯希和藏品彻底解读，让人看到一个完整的《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 在考订全部法藏西夏文文献时，我们发现西夏学研究有几个问题是可以探讨的，汉学研究的训诂方法可以应用到西夏学的研究中去，譬如汉字的形训、音训、义训同样可以适用于西夏文字。 1.现存西夏文文献，最大宗的为佛教文献，即佛经居多，其中许多佛经词汇，现行字典无法查考。 例如，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03，为唐义净译《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西夏文译本，其中“何名为八阳经”，“阳”字，西夏写作“明”，“明、昭、曜，辰也。”《素问·天元纪大论》：“九星悬朗，七曜同旋。”注：“七曜，谓日、月、五星。”即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明”亦指太阳，太阳又称“阳”。汉文中“八阳经”，西夏文作“八明经”，也可能“明”作“阳”解，西夏字书未收。该经中八菩萨称释迦牟尼佛为“世尊”，西夏文写作“世尊哉”，相当于对话时称佛为“世尊啊”。而“世”字西夏文有“毁坏”义，“尊”字为“有无”之“有”，“哉”字为“渡、过、超、越，逾也”之义。按意译与“世尊哉”相去甚远，无法据以考订文献。其实“世”字读作“志”。正齿音。为“毁坏”义。“世代”之世，亦是正齿音，凡西夏文音“世”字，均是正齿音。“尊”字音“渎”，西夏文为“有”义。“世尊”是弟子对佛的尊称，佛，梵文Buddha，佛陀之略，又作休屠、佛陀、浮陀、浮图、浮头、勃陀、勃驮、部陀、母陀、没驮，译音不同。译言觉者，或智者。“佛”音他、陀。渎、陀音近同。“世尊”西夏文音“世陀”。而“哉”字是语助词，取其义不通，此取其音，“世陀哉”就指“世尊”。西夏人译经时，于人名人称，径取其音，此音译也。此卷号考订以后，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02，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008也随之考订，同出一经。 又有一说，梵文Bhagavan,音译为“薄伽梵”、“薄俄梵”，藏文译作bcom ldan vdas，意思作“出有坏”；又有bcom ldan vdas ma，意思为“出有坏母”。西夏文从字面上翻译，亦可理解为“坏有出”。《法华经·药草喻品》：“破有法王，出现世间。”“破有法王”即指佛也。佛以无碍智之善巧方便，破吾人万有实有之执著故也。“有”者“三有”或“三十五有”。“三有”即三界之异名也。生死之境界，有因有果谓之有。三有者，三界之生死也。一欲有，欲界之生死也；二色有，色界之生死也；三无色有，无色界之生死也。故《仁王经》有：“三有业果，一切皆空。”据佛经意，似应译作“破有出”或“出破有”。 又佛于劫初，诸说称有万名，众生渐钝，则减为千名；众生弥昧，则减为百名；众生更愚，则减为今之十名。释尊于人界成道，故亦应之而立十号。其十号者，一如来、二应供、三正遍知、四明行足、五善逝、六世间解、七无上士、八调御丈夫、九天人师、十佛世尊，梵音佛陀路迦那他(Buddha lokanatha)，佛陀意译为知者或觉者；世尊者为世尊重之为。佛十号中并无“出有坏”，汉译《妙法莲华经》有“破有法王，出现世间”，意即佛出现世间目的，就是“破有”，破坏因果生死三界。 考订的西夏文文献Pelliot Xixia 922(Grotto 182)，主要为唐义净译《佛说入胎藏会经》，又名《佛为阿难陀出家说入胎经》，言释迦牟尼佛为难陀说法，劝说其皈依佛门。经首：“尔时世尊，有弟名曰难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妻名孙陀罗，仪容端正，世间罕有。光华超绝，人所乐见。难陀于彼缠绵恋着，无暂舍离。”难陀，因其妻名，又名孙陀罗难陀。佛为其说《入母胎经》，告知凡入胎者，大数言之有三十八七日，犹如今言“怀胎十月”，一周七日，共三十八周。“难陀”，西夏文“难”，音“那”，“深、玄、绝，幽也”之义；“陀”字音“唐”，族姓。又音“道”、“陀”、“拓”，又音“大”、“他”、“驼”、“堂”等。如取其义译之，不合经文。“那”、“难”西夏文音近，故为借字，而“陀”字径取“陀”音。这些词汇是翻译西夏文佛经的关键词。残片中出现第十二七日，十三、十四、十五七日及第二十七七日，现将其中一残片考订后，整个Pelliot Xixia 922(Grotto 182)残片，也就得到确认，即出自敦煌伯希和第182窟的西夏文文献，以《佛说入胎藏会经》为主。 2.西夏活字本因西夏文字形近引起的错误 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092唐实叉难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言地藏菩萨久远之昔，曾为女子，名光目。时于其母亡日供养一罗汉，知母堕在恶趣，发大誓愿言：“我自救拔一切众生，一切尽成佛后，方成正觉。”依此大誓愿，得救拔母之罪报，故菩萨今不成佛也。“光目”在西夏文中是倒装，写作“目光”，然“目”()字，西夏文经文中却误作“妙”()字。 又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061《地藏菩萨本愿经·利天宫神通品第一》，有“广设方便，尽令解脱”句，这其中“设”()字，错排成活字言说之“说”()，不可能是省简借字，读音完全不同。前一字“设”，读作“低”，“置、放、设，安也”，后一字“说”，音“青”，“说、讲，言也”。 此两字都是形近致讹。据活字本形式分析，可能为了加快刷印，校勘相对欠缺，所以出现差错。 3.西夏文文献残片的缀合 法藏西夏文文献残碎片居多，在考订文献的同时，将其缀合是很有意义的。郭沫若研究甲骨文时说过“甲骨的缀合是最难的”。西夏文卷子的缀合同样是最难的。 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10和112的缀合，西夏文《大智度论卷第八十七》卷末文字和尾题完整为“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使汉文木刻印文缺笔得以补齐。缀合后仍然是残片，但使卷子尾题相对是完整的。 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中有关《地藏菩萨本愿经》和《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的文献残片出处都已考订，许多残片是可以缀合的，这在具体文献考订时都已论及。有趣的是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038，已考订为《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其页右上角残片，带有上缘和右缘部分边框，第一行存“[受]地狱苦”、第二行存“[遭水]火刀毒所伤”、第三行存“至[心称念]”等字样。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058，根据文献形式，亦断为《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根据其残存右缘和下缘边框，知其为该经某页的右下角。首行末字稍完整，据该西夏文残缺部分补足，可能是(洗，涤也)或(水)字。与之相类似的(鱼)，由于形体差异，可不必考虑。第二行末字仅存三四笔，根本无法考订。如果将该卷与038号卷子合并考订，将首行末字定为“水”字，奇迹出现了，“水火刀毒”词汇合成，句子也通了。“水”边残字残笔马上可确定为“心”()字，和038号文献合成“至心”无疑。西夏文“至心”偏正词词法相对汉语是倒装的。这样，这两件西夏文文献残片就彻底得到考订了。 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37《占察善恶业报经》的缀合也极有意思。该经是法藏西夏文文献中最大的活字本经折装残片，存6折36行，每折6行，行16字，折痕明显有上下双栏线。卷长550毫米，高250毫米。纸幅370×250毫米。中国社会科学院戴忠沛先生曾于2006年在《宁夏社会科学》撰文《法藏西夏文〈占察善恶业报经〉残片考》，称本文献是法藏西夏文文献中“保存最好，存字最多的一片”。而他考订的仅仅是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37残片。我在考订全部法藏西夏文文献，尤其是对全部法藏西夏文文献活字本考订后，排除了活字本西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文献外，将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017缀合于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37卷子上缘13～16行，将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026缀合于该号上缘18～22行，将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083缀合于该号下缘32～36行，将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16缀合于该号上缘25～35行。由于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19本身在残缺后更有残缺，无法与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37直接缀合，然于卷子中第五行出现的活字“三世”与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37卷子第三行“三世”极相似，将其安排在卷首。这样经过缀合后的《占察善恶业报经》，更能反映该文献在敦煌莫高窟散落的情况，对研究这一佛经的原始面貌更具有意义。另，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32及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068，虽不能缀合，然亦为该经残片。 4.法藏西夏文献版刻佛画 一般说佛经的版刻画，由于说明文字中，图像时代著录较少，要考订它的出处是有困难的，需要熟悉佛经经文。 法藏西夏文献出现西夏文佛经版刻画像的有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Pelliot Xixia 925(Grotto 181)及伯希和购于1938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一》。《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一》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比较，为同源文献，但佛画的版子锲刻稍显粗糙，不为同一版本。 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01榜题“释迦牟尼佛”，其中存菩萨弟子五尊，由于其锲刻风格细腻，笔触紧密，根据该画上缘文武线，判断其出处尚有难度，姑且存疑。而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091有榜题“持斋处”。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06有榜题“燃灯处”、“放生命处”及七佛如来像一尊，残莲座，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25有两尊同Pelliot Xixia 924(Grotto 181)106相类七佛如来像。据考，此三号的绘画方法和榜题文字风格，均与《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中文字如印刷体的相一致，可判定其为同一佛经残片。该经经文言：“尔时具寿阿难，问救脱菩萨曰：‘善男子，恭敬供养彼七如来，其法云何？’救脱菩萨言：‘大德，若有病人及余灾厄欲令脱者，当为其人七日七夜持八戒斋，应以饮食及余资具随其所有供佛，及僧昼夜六时恭敬礼拜七佛如来，读诵此经四十九遍，然四十九灯，造彼如来形像七躯，一一像前各置七灯，其灯状圆若车轮，乃至四十九夜光明不绝，造杂彩幡四十九首，并一长幡四十九尺，放四十九生。如是即能离灾厄难，不为诸横恶鬼所持。’”这样法藏西夏文献中出现的“持斋处”即佛经中“持八戒斋”处“燃灯处”即“然四十九灯”处，“放生命处”指“放四十九生”，“七佛如来像”即经文中所言“恭敬礼拜七佛如来”。 Pelliot Xixia 925(Grotto 181)C相对完整，图右有榜题“释迦佛说法处”，并有佛残光环及将军、僧人像各一。图左存榜题“十二大将”和将军五人；又有“文殊菩萨”、“阿难”榜题残文。根据榜题文字风格，应和《药师七佛琉璃光本愿功德经》文字如手写体的相一致，可以判断其为同一经卷的版刻佛画。画面上部还有一棵大树，据经文应为“乐音树”。经文：“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游化诸国至广严城在乐音树下，与大苾刍众八千人俱，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其名曰曼殊室利菩萨……无量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经中有“世尊告阿难言”，“众中有十二夜叉大将”，与版画正相合。“薄伽梵”指世尊，即释迦牟尼佛尊称，在乐音树下说法。“曼殊室利”即文殊室利，与僧阿难均为听法。“乐音树”，《阿弥陀经》：“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版刻佛画与经文所述相合，即可考订其出处。宝树指珍宝之树林，谓净土之草木，《法华经·寿量品》：“宝树多华树，众生所游乐。”宝网指珍宝之罗网，《无量寿经》：“珍妙宝网，罗覆其上。”这样也就考订了法藏西夏文献的佛画经文依据。 5.Pelliot Xixia 946.1517B为介绍多闻天王的木牌。高120毫米，宽70毫米。木牌正面有白色涂层，上面存有手写西夏文19字，其中有“多闻天王”等字。木牌背面严重灼烧，上下缘亦有灼痕。毗沙门天，梵语Vaisravana，又云多闻天，四天王之一，佛教中为护法天神，兼有施福的神性。《法华义疏》：“此天恒护如来道场而闻法，故曰多闻天。”其形象有多种，胎藏界曼荼罗之像着甲胄，左掌有塔，右持宝棒，坐像也，或传有为立像者。金刚界曼荼罗亦与之同。《随军护法真言记乞胜利神加被之修法》论及北方毗沙门天王像曰：“于彩色中并不得和胶，于白毡上画一毗沙门神，七宝庄严衣甲，左手执戟矟，右手托腰上。其脚下作二夜叉，并作黑色。其毗沙门面，作甚可畏形，恶眼视一切鬼神势，其塔奉释迦牟尼佛。” 6.Pelliot Chinois 10065为伯希和于1938年购自中国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一》，经文完整，卷首版刻佛画释迦牟尼说法图。卷首一纸，三折六开，其中说法图五开，供养碑一开。佛经正文12纸59开。每开宽度12厘米，纸高34厘米，首纸纸幅34×72厘米，经文纸幅34×60厘米。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知《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多为元代西夏活字刊本。本经卷首佛画释迦牟尼说法图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首佛画相同，比较Xix 3.11《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一》卷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版画锲刻细腻，线条分明，人物形象神态逼真。而伯希和本可能是仿本或经多次刷印，许多细部丢失，局部线刻有差异，两者不是同一版本。西夏文经文的比较，活字字体风格、行款，甚或字体倾斜等均相似，初看似为同一底本，然逐字比较，点划比例、笔锋犀利都有差异。中国国家图书馆本字迹清晰，刀痕明显，而伯希和本字迹圆钝，笔触软弱，可能是多次印刷所致。如果说伯希和本为仿本，现存世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四十一》仅两见，且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Xix 5.01为残本，破损严重，而伯希和本为足本，完好无损，何以仿印？譬如伯希和本正文第21开首行“微尘数劫”四字，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本比较，字形差异明显。伯希和本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本比较，判断为不同刊本还是较为合理的。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自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获取，至今已经一百年，它在西夏学界一直是个谜，学术界很想了解法藏西夏文文献的全貌。现将其全部文献考订整理出版，对研究敦煌西夏文文献和西夏学、敦煌学都是有价值的。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全部考订工作，我都是在独立的条件下完成的，其间也得到西夏学专家的协作和指导。在《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即将出版时，突然见到国内一位西夏学专家从日本带回的日本西夏学者松泽博先生于2004年3月发表于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东洋史苑》第63号《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一文，主要述说法藏西夏文残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考订，于文末附法藏西夏文献考订表。可见日本人较我国学术界更早见到全部法藏敦煌西夏文献，并进行了考订。 我前面提到了，我国学术界取回伯希和从敦煌获取的西夏文文献，是在2005年底，我是在2006年底和2007年初因编辑《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时才接触到这些文献。我差不多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日夜兼程，赶时间将全部法藏文献作了考订，并在相应的文献中找到这些残片的对应文字。我很庆幸，封存一百年的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我能进行考订是一种机遇。 由于我进入西夏学的时间短，对西夏学界的研究动态不甚了解，也不知道世人，尤其是日本学者已对法藏西夏文献作过考订，独自在封闭情况下工作着。每考订出一个残片，都沾沾自喜，我居然解开了一个个世界上无人知晓的谜。见日本西夏学者的考订文章，我并不十分懊恼，我扪心自问，心里也很自豪，我走的是自己的路，居然从不同途经走到世界西夏学前沿了。我虽未与松泽博先生谋面，但我很佩服他，到底他是日本学者。松泽博先生很聪明，他把版刻相同的法藏西夏文献放在一起研究考订，得出许多正确的答案。但是他并没有考订出与唐实叉难陀译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活字本相类似的隋菩提灯译的《占察善恶业报经》残片，我还居然在法藏二百多片西夏文残片中找到六片可以与之缀合的残片，这些残片是我在筛选所有法藏残片得到的结果。我的原始底稿每一页都密密麻麻记录了我的考订轨迹。另外松泽博先生于Pelliot Xixia 922(Grotto 182)16件残片没能进行考订，我运用汉学小学训诂方法将这些文献作了考订，主要为唐义净译的《佛说入胎藏会经》和唐玄奘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另外松泽博先生考订的文献中，由于我没有见到他标示的文献出处，和我的考订学是有出入的，我是将法藏西夏文残片残字落实到文献的每一个对应文字上，应该说我的考订是可信的。 松泽博先生于《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和《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考订，标示了缀合残片，这很了不起。我在考订过程中，受到出版时间限制，已将这些残片都落实到该文献的卷上、卷下和品题，并全部在传世文献中指明出处。我在该书的出版《后记》里提及，已指明文献出处，不再特别缀合。而《占察善恶业报经》的缀合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该书中我还特别列出缀合前后的图版，很能说明问题。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是伯希和获取的中国人的西夏文献，世界西夏学界对它进行考订研究是值得称赞的。 松泽博先生在《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里列有“伯希和将来西夏语佛典断片同定表”，其中“书体”栏只标“印本”、“写本”，在印本中并未标出是活字本和刻本，我在《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中均判别标示明白。 【参考文献】 [1]伯希和.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390. [2]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54. 原载：《敦煌研究》2008/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