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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在东西文化交流上举足轻重的哈佛燕京学社，是由美国铝业公司创办人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捐赠而建成的。霍尔1863年12月6日生于俄亥俄州汤普森镇一寒门传教士家庭，1885年以文学士毕业于奥柏林学院，1886年发明以电解提炼铝土，在纽约州尼加拉瀑布、宾州等地经营铝业致富，1914年12月27日逝世。他终生未娶，单身在佛罗里达州过世，遗命除将小部分财产，分给亲友及美国基督教会等(另赠1/3与俄亥俄之奥柏林，1/6赠与肯塔基之伯瑞亚两个学院；1/6赠与美国传教传教士协会)，并立意捐1/3成立基金会资助教会在亚洲兴办高等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地区包括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等。[29] 在此之前已有美基督教公理会在1889年于中国通州成立协和大学，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北京创汇文大学，1918年两校合并，成立燕京大学，1920年加入北京协和女大，校长为司徒雷登。1926年燕京大学在中国教育部备案，依定规外国人在华设校不得自任校长，乃延聘老翰林吴雷川出任校长，司徒为校务长，对外仍为President，采用所谓双长制。[1](P4-5)1921年鲁斯HenryW.Luce为燕京大学筹款，就由这基金得了些捐款。[2](P30-32)五年后又赠燕京大35万元，用于购买书籍，建造住宅和发电厂。[3] 哈佛筹款主管董纳姆W.Donham也希望为化学、艺术等系积极争取，惜因申请不能合规，几经周折，[4]只先后派华那、杰尼等以探索研究为名，与中方北大的王近仁、陈万里组队前往西北敦煌考察，事经洪业以史坦因偷运文物赴英的教训为由，特加保护阻止，使哈佛与北大合作的想法因而受挫，也只好暂停。[5](P142-147)燕京与哈佛大学的合作关系于是得以确定。其后哈佛在中国挑选合作的燕京等六个教会大学(燕京得到100万美元，另有几所大学岭南得70万，金陵得30万，华西协和得20万，山东齐鲁得15万，及福建协和得5万等，大学得到捐款者皆为合于至少有三个教会一同合办的基督教大学，所以圣约翰、沪江等基督教大学并未得到)，据推论还是特别看中燕京等早与霍尔基金有联系基础的大学，加上燕京的成就，因势利导更易于成功。[4]经过燕京校长司徒雷登、洪业和董纳姆的筹划，1928年1月4日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成立。北京方面也同时成立管理委员会。据校方记载，[1](P13)先成立国学研究所，由陈垣任所长，容庚、洪业、顾颉刚等五位研究教授。因为成绩不理想，注册学生渐减。1932年改组，仿照大学管理制度，取消国学研究所名称，所长改称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总干事，负责管理学社在北京的研究工作，并维持与哈佛燕京学社及同在中国之六个相关大学的联络。1928—1939年首任总干事为美裔燕大哲学系教授博晨光，[30]1939年洪业(煨莲)继任，1941年梅贻宝代理校长兼任，1946年聂崇岐亦曾代理，1947年由檀香山美籍华侨陈观胜接任，至1950年告一段落。[6](P19-21) 哈佛燕京学社接受研究生申请，依照燕京研究院标准来加审核，学社提供奖学金，成绩优异的学生可在哈佛大学深造攻读博士，如历史学的齐思和(致中)、翁独健、王伊同、蒙思明、杨联升、邓嗣禹等；考古学郑德坤；日本文化与佛学有周一良；佛学与印度语言有陈观胜等。奖学金计划包括每年中文及历史系等文科研究生，可申请攻读学位或继续研究工作，款项足够包括学费、膳宿费及零杂费用。 燕大图书馆也获经费，藏书量迅速增长，由1925年所藏1万册，到1929年14万册，1933年22万册。有一度曾委托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每本书采购两份，一份留燕大图书馆，一份寄往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 有哈佛燕京学社的经济后盾，燕京大学文史方面能聘请到权威学者：中文系有容庚——考古、郭绍虞——文学评论、郑振铎——中国文学史、孙楷第——小说、高名凯——语言音韵学；历史系有顾颉刚——上古史、洪业——历史方法论、基督教在中国、张星——中西文化交流史、许地山——社会宗教史、邓之诚——中国通史、齐思和——上古史、聂崇歧——宋史、陈垣——中国历史研究；日籍鸟居龙藏——考古等。阵容坚强，成为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心。[7] 哈佛燕京学社得到霍尔基金会630万美元，分账目为二：一为普通账目，不受限。一为限制账目：限制以190万美元所得利息(每年8万多美元)分配给所得之六个教会大学，燕京配额最高，占大部分。基金并遵嘱不得应用到宣讲传道。 哈佛燕京学社由630万美元的赠与基金——现有基金已累计高达1亿美元——开源节流投资所得之孳息部分，作为每年开支：1928年先建立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8]P65-69藏书地点先在威德总图书馆98小室，再迁博斯屯楼地下室，可以称是冷落无人闻问的封尘失修死角，馆中以只有在潜水艇才用的铁质旋转窄楼梯，落差极大地连接阅览室和书库，创业维艰。 1936年创办出版《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开始实施研究生奖学金。1934—1956年由法国汉学名家伯希和，推荐了学生俄裔世族叶理绥担任主任及新成立的东亚系系主任，哈佛东亚研究于是蓬勃发展。 1928—1929年伯希和及博晨光、洪业两位燕京教授，被聘请到哈佛分别教授哲学和历史。洪先生曾开“1793年以来的远东历史”等课程，许多本科大学生选读。1931—1932年博晨光又开中国哲学课。 学社补助燕京大学出版学术性书刊：一是《燕京学报》，1927—1950年每年出版两册，战时停刊，共计38册，发表学社所补助的研究教授之论文，前后由容庚及齐思和教授主编，学者如伯希和等皆特别称许，曾刊登过冯友兰、王国维、钱穆等130位学者的论文。1995年由北京大学的一群燕京校友复刊，1999年之后再度获得哈佛燕京学社津贴出版。二是《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1930—1950年，由洪业教授为便利学者由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获得重要资料而创设引得编纂处，洪业任主任，其后由聂崇岐接办。工作人员前后逾20人。共出41种正刊，23种特刊，合计64种共84册，包括《春秋左传》、《论语》、《孟子》、《汉书》、《大藏经》、《水经注》等古籍引得，1980年代在上海重新出版。[9](P22-28) 哈佛燕京学社相关的中外名人[31] 中国名人在哈佛留学研究者，据考查有：刘瑞恒、赵元任、胡适、梅光迪、陈寅恪、汤用彤、张歆海(鑫海)、楼光来、顾泰来、俞大维、吴宓、李济、唐钺、胡正祥、陈岱孙、江泽涵、杨嘉墀、张福运、梁实秋、林语堂、张星、罗邦辉、秦汾、金岱、杨诠(杏佛)、宋子文、竺可桢、齐思和(致中)、翁独健、郭斌、范存忠、黄延毓、郑德坤、林耀华、陈观胜、杨联升、周一良、严仁赓、任华、刘毓棠、冯秉铨、吴于廑、关淑庄、张培刚、高振衡、陈梁生、施于民、李惠林、全汉升、梁方仲、王念祖、王伊同、蒙思明、王钟翰、谢强、邓嗣禹、王岷源、李方桂、任叔永(鸿隽)、陈衡哲、梁思成、梁思永、洪深、钱端升、贺麟、姜立夫、张炳熹、张芝联、洪业、方治同、赵理海、胡刚复、丁文江、卫挺生、郭廷以、袁同礼、陈荣捷、殷海光、余英时、严耕望、董同、梅祖麟、徐中约、梅仪慈、王浩、王安、贝聿铭、许倬云、汉宝德、成中英、郝延平等不胜枚举，多数曾经接受燕京学社资助，也重塑了哈佛大学的文化建构。 从1929年起至后来的三四十年代，哈佛燕京学社派遣年轻的研究生及学者赴华留学：魏鲁男(楷)(1929—1932)、毕乃德(1930—1935)、施维许(1931—1934)、顾立雅(1931—1935)、卜德(1931—1935)、费正清(1932—1933)、贾天纳(1938—1939)、饶大卫(1935—1937)、柯立夫、李约瑟、海陶玮、狄百瑞、柯睿格、戴德华(1930—1932)、西克门(1930—1935)、芮沃寿(1939—1940，1941—1947)、叶理绥、史华慈、倪维森、费维恺等曾大多接受燕京学社资助来华研究，或辅以罗兹学者或洛克斐勒基金赴华。另有赖肖尔(1935—1938)等赴日，后来都为美国汉学界颇有声名的亚洲学教授。如费正清被誉为美国中国研究之父。 魏鲁南、叶理绥、费正清、赖肖尔、海陶玮、柯立夫等均曾任哈佛东亚系系主任；叶理绥、赖肖尔两位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在哈佛的中日研究中心以其命名；魏鲁南译释《论语》、《孟子》、《庄子》；贾天纳曾任教哈佛、宾大、哥大，后在耶鲁图书馆担任中国史顾问；海陶玮，诗词专家，著《中国文学题材》、《韩诗外传》，与名家叶嘉莹教授合作研究诗词；柯立夫，蒙古史专家，出版诠释蒙古史及伊朗史料；史华慈，近代思想史名家，为杜维明、李欧梵教授求学时的指导教授，著《严复与西方》、《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兴起》、《共产主义与中国》、《论五四运动》等。毕乃德为华盛顿大学及康乃尔大学教授，著《中国最早的近代官办学校》等；卜德任教于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哲学，曾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948年又以傅布莱特学者再赴京，著有《北京日记》，同情中国。狄百瑞为哥伦比亚大学儒家思想专家，顾立雅为芝加哥大学知名教授，专长上古史与哲学史，著有《中国的诞生》、《孔夫子其人和神话》、《中国思想》等书；戴德华曾任华盛顿州大东方学院院长，擅长现代政治，著《为华北而斗争》、《变化中的中国》；西克门长于中国艺术史，后任密苏里美术馆东方艺术馆馆长；芮沃寿曾任斯坦福和耶鲁大学教授，佛学哲学专家，二战期间被拘于潍县“敌侨营”，1945年释回美国。李约瑟著名于《中国科学史》。饶大卫是耶鲁国际政治研究名家；倪维森可算是哈佛燕京学社由美国派到燕京大学的最后一位研究生，擅长中国儒学哲学思想，任教斯坦福。柯睿格任教芝加哥大学，擅长中国政治史等，著《中国遗产》、《宋初文官制度》、《中国思想制度》。[10](P187-194) 事实上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前，哈佛校园中就有不少中国同学社团活动，譬如由裘开明馆长的老档案寻出1919年左右的中国同学会名单，有梅光迪(安徽)、倪建候(福建)、牛惠生(江苏)、刘树梅(湖南)、孙学悟(山东)、施济元(浙江)、唐钺(福建)、唐腴卢(浙江)、祝隆德(湖北)、姜蒋佐(浙江)、卫挺生(湖北)、温毓庆(广东)、王纯焘(湖南)、何杰才(江苏)、吴宪(福建)、尹寰枢(湖南)、余文灿(广东)、杨诠(杏佛)(江西)，江苏的吴旭丹为秘书，江苏的牛惠珠为副会长，CPChow为会长。[32] 杨诠曾于1914年同任叔永(鸿隽)(为会长)、赵元任(秘书)、秉志(会计)、胡适、胡明复、周仁、邹秉文、过探先、金邦正等人成立“中国科学社”，杨诠是《科学》月刊的编辑部部长。 赵元任先生在1922—1923年度，曾由伍兹教授协助，申请霍尔基金，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又首度在国外开中国语言课。他曾开过数学、物理、哲学、心理学等，直到他应邀回清华，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他离开哈佛时，伍兹和贺进都极力挽留，认为他是最好的学生之一，不但应留哈佛而且应回到哲学专业。赵先生1942年再度来哈佛燕京学社与王岷源等位编纂字典及开课。[11](P113-123) 梅光迪于1915—1920年间由芝加哥的西北大学转到哈佛后从白璧德受业，归国后任教南开、东南大学，1922年与吴宓等创刊《学衡》。他们嗜古，反对忽略古典的文学革命，致力于翻译欧西蕴积深永的重要学术文艺。因赵元任推荐其继任，于1924—1930年接任哈佛教席，其间曾于1927年度回国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长，1936年之后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12] 吴宓日记中把陈寅恪、汤用彤、张歆海(鑫海)、楼光来、顾泰来、俞大维和吴宓在1920年8月17日的聚会，视为“七星聚会”——仿法国著名文艺团体“七星社”。[13](P60)吴宓对梅光迪“白话文应提倡，但文言不可废”，认为不朽之论，并曾师从陈寅恪听讲，风雨不误。[14](P59-61)张歆海(鑫海)以《马修安诺德的尚古主义》为毕业论文，是哈佛同学中第一个获文学批评博士学位的清华毕业生。[15](P31-36) 哈佛同学梁实秋、林语堂虽未替《学衡》撰文，算外围，但在文学文化观念上，成为新人文主义最积极、有系统的宣传实践者。 燕京学社提供奖学金，成绩优异的学生可获得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的奖学金，如历史学的齐思和(致中)、翁独健、王伊同、蒙思明、杨联升、邓嗣禹等，考古学郑德坤，日本文化与佛学有周一良，佛学与印度语言有陈观胜等。燕京研究生奖学金计划，在当年初启智识之士求学西洋，有如大旱之望云霓，能申获奖金自别有意义。[16] 他们前后影响相互熏陶之例很多，周一良旁听陈寅恪讲魏晋南北朝史，眼前大放异彩，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悦诚服立意跟随钻研。任华、周一良、吴于廑(保安)与杨联升等意气相投，40年代在哈佛组有“成志学社”，类似兄弟会。周一良治日本文史，精通梵文，写《中国的密教》论文，为汉学界、佛教史参考书目中必读。杨联升亦随陈寅恪研究两税法等。治人类学的林耀华、蒙古史的翁独健，后出任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正副所长；齐思和、周一良先后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17] 燕京大学迁成都时，陈寅恪、李方桂两位教授亦由学社补助7000美元，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和发表论文。卫挺生曾对国府财经制度有过贡献，先移居香港南洋，后定居哈佛大学附近。 在他校研究的著名学者，很多也会特来哈佛演讲。1944年10月22日起，胡适来讲学。1960年在耶鲁讲学半年的钱穆先生也于1960年春假期间，3月底曾来哈佛燕京学社演讲，讲题是“学与人”。地点就在哈佛燕京聚会厅，原挂慈禧太后像那一间，杨联升先生英译。1960年夏天7月27日又同李田意、瞿同祖、余英时兄弟父母、杨联升夫妻儿女两家到赵如兰、卞学家中晤叙，留下珍贵的签名文献。[33] 1960年7月27日(夏历六月初四)各有千秋(换行)余协中、余尤亚贤，(换行)余英时、余英华(换行)、李田意、瞿同祖(换行)杨联升，杨缪珍(换行)杨恕立、杨德正(换行)并曾与余英时教授一家到湖畔木屋欢叙，后顺道参观美欧名校再返香港。钱先生创办的新亚研究所1955年获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设奖学金，添藏书，出版学报和论文，流露浓厚的义理人情。1966年他个人又得津贴，撰述《朱子新学案》。[34]耶鲁的雅礼学会也给了新亚大力协助。[35]专擅诗词的叶嘉莹教授1967—1968年亦来访讲学。 哈佛燕京文物收藏 在剑桥镇牛津街之东，与其平行的神学街二号有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图书馆。自1958年起，由原来的博斯屯迁徙到这红砖建筑，门口就有一对前代铸造的石狮子镇守大门。这对石狮是波丽柴尔史达太太为纪念母亲柴尔太太而由中国买来的，已经成为通往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心脏的象征。 入门左向为燕京图书馆，右向是燕京学社社长办公室，正面步上大理石台阶是东亚系，楼梯左下，有18号大阶梯教室。因杜维明教授的鼓励，我们自80年代中以后，经常在那儿办文史哲学和电影演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来了许多热爱中国文化和文学者与人士，随后命名的“哈佛燕京大礼堂”之称号不径而走，俨然成为英语世界及哈佛以中文宣讲 “国学”(中国学问)——文化及文学的道场。[18](P5-6)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裘馆长任内大力采购善本书。在1931年左右，还收藏了数件墨宝，现都高悬阅览室。他像片上方有傅增湘字——“艺海珠英”，依次是叶恭绰题字——“海外琅环”，对面还有陈宝琛题字——“学者山渊”，日人题字——“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还有无数极为珍贵的老照片。在入门墙上，悬着的是曾任燕京文理学科科长，学养渊博的洪业像。[19]他似以悠然的姿态，冷眼看着他曾热情贡献过的图书馆及东亚系、燕京学社。但却以哈佛燕京研究员的名义终生，[36]显然有怀才不遇、壮志未酬之不平。 霍尔的像片还挂在杜维明社长室门外，他的像片斜左方为徐世昌题字“居今识古”，挂在图书馆长室外面对墙。罗振玉所写“拥书权拜小诸侯”一匾，遥遥与霍尔的像片相对。很有趣的是清末皇帝的老师陈宝琛以84岁高龄，还另写有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悬于聚会厅的位置，恰恰好是大家喜欢对着照像的文雅背景。此联的对面墙上，有幅慈禧太后像，是大家拍照的最爱。可是1992—1997年，哈佛为保护文物，存挂到福格博物馆。图书馆1965—1997年的第二任吴文津馆长，曾说起太后像，是因1907年圣鹿邑万国博览会，希望展出各国元首的画像，于是慈禧请美国画家胡博华士画成。博览会后，先被纽英伦的收藏家温耍保有，然后才与其他文物同捐哈佛，有好一段时间此画与我们同在，因此又设法将画像索回，高挂于书库入门，想与她接近地合影，似已不大容易。此画因怕光线损毁，2000年再度成为哈佛保护文物，存回福格博物馆。吴馆长1997年退休后，请来洛杉矶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继任。[2](P23-25) 中国文物在哈佛甚多，艺术系及各博物馆都有。哈佛东亚学问研究，分门别类也很广，如考古、地质、音乐、宗教、建筑、医卫、科学史等，都带上一抹中国色彩。如在纪念大堂当中，东堂有一双层五叶扇形的半圆桑德斯剧场，可供上课、音乐会、节庆、展览、毕业校友重聚等多重作用，杜维明教授开讲七八百学生的核心课程“儒家伦理”，政要或文艺名人等来哈佛演讲，演唱均可借用或租赁。9个博物馆，或多或少展出中国文物，以及各古文明如玛雅文明等各类展示。亚诺Arnold等7个植物园，都移植了槐树等数百中国品种的植物，在植物园中流连思乡徜徉，赏心悦目。 在1936年中国的哈佛同学会(胡适、宋子文等，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曾送了一尊似狮似麟的驼碑吉兽华表，立于博斯屯馆前原址，庆祝美国哈佛大学建校300年纪念，上刻：“美国哈佛大学300年纪念记：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繇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繇于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滋益信之矣。哈佛约翰先生于300年前，由英之美，讲学于波士顿市，嗣在剑桥建设大学，即以哈佛名之，规制崇闳，学科美备，因而人才辈出，为世界有名之学府，与美国之国运争荣，哈佛先生之深识远见，其有造于国家之文化大矣，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然世运推移，日新月异，志学之士复负笈海外，以求深造，近30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于国家社会者，先后几达千人，可云极盛，今届母校成立300年纪念之期，同人等感念沾溉启迪之功，不能无所奉献，自兹以往，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必更光大扩充之，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斯则同人等之所馨香以祝，而永永纪念不忘者尔。西历1936年9月哈佛中国留学生全体同学敬立”等四百多字。[37] 现任哈佛校长是Mike Summer，2002年5月10—14日他率领十多位教授包括杜维明、萧庆伦等历史、公共卫生、法律、人类……各行学者访问中国，会晤国家主席及亚洲校友，并参观长城，在清华还宣布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中国培训公职人员等合作计划。而前任鲁丹斯丁校长是哈佛建校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在任校长，中国留学生在哈佛现约有300人。 哈佛东亚系的开创 哈佛中国学的开创，最早可以上溯到1879—1882年戈鲲化的特别中文课程，1921—1923年赵元任先生应邀去哲学系教中国语言和哲学；继任有梅光迪在1924—1930年代的任教，1929年有洪业、博晨光、伯希和等位开课。当时的哈佛大学只渴慕研究中国古代学问，开的课程不持续，且无铭刻注记纤细不遗之史录文献。 长春藤盟校过去只重视中国古典文史，到1936年费正清进入哈佛任教，稍有转变，才开始聚焦于近代中国。1986年，由台大请来现转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的王德威教授，哈佛才有讲授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起点。[38] 据1998年系主任，中国中古思想史专家包弼德代读我所查得的，不得对外公开的老档案(因含各教职员薪水属个人资料)后来信见告：1940—1941年东亚语言系的字样首度出现在系中年度目录(1940—1941Catalogue)。 东亚语言系独立成为文理学院之系，年代是1940年，虽不明确，但亦相去不远，经费皆由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直到1950年代末期，才由哈佛大学接管。[39] 前此仅在教职员工会议提到过，1937年2月9日曾投票创立一个东亚语言部门，但很不恰当地隶属闪族语言历史系。又在1937年5月10日教职员工会议提到东亚语言部门和东亚语言系。[40]印证参照于赵元任教授1942年开授中国方言，粤语课程。1943—1944年教授美国军队特殊训练计划，由陆军战略服务处委托大学开办中日语训练班，每年派遣来哈佛的100多个官兵，接受为期10个月的速成中国话(北京话和粤语)，当时还是学生的赵元任女儿赵如兰及杨联升、卞学、周一良等位，都曾兼任训练班助教。 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胡适曾来哈佛开讲八个月“中国思想史”等，[20](P603)40年代后期，洪业先生和聂崇岐都开过“中国目录学”等。哈佛大学对汉学有其热心，但在早年相关的组织结构却相当薄弱。 1947年，杨联升破天荒成为哈佛首度的华裔助理教授，1951年升副教授，1958年升教授，1965年他几乎被请到密西根，哈佛大学以讲座教授极力挽留，遂成为头一回华裔荣膺哈佛燕京讲座教授。 这位在学术界被公认为启沃西方汉学的大师讲座教授杨联升，和后来任教柏克莱加大的音韵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及其长女哈佛首位华裔女教授赵如兰，及周成荫、田晓菲教过的陆惠风和商伟等教授，都曾在哈佛读得博士学位。在艺术系任教的汪悦进和已去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原来都是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转申请为系中研究生。 任教过哈佛多年，再任耶鲁大学的西摩讲座教授，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史翠特M.H.Strater讲座教授的余英时，是1955年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他及同事普大东亚系的高友工教授，与赵如兰、张灏、劳延煊、陆惠风等位教授皆为同门受教于导师杨联升教授的哈佛同学。 在哈佛人类学系1981—1984年兼任系主任，1985—1988年兼任哈佛东亚谘议委员会主任的哈佛赫德荪考古讲座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张光直教授是哈佛博士。在东亚系兼任族裔研究计划主席的李欧梵教授，耶鲁1991—1997年东亚系系主任现任研究所所长，擅以女性主义角度评论诗词的孙康宜教授，是高友工教授的学生，常临哈佛燕京学社研究，不时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论文，哥伦比亚大学兼任东亚系系主任丁农讲座教授王德威是哈佛大学第一位中国近现代文学教授，曾于1986—1990年任教于哈佛，这些教授可以说全与哈佛燕京学社有些关系。他们在各长春藤盟校的地位，又多被誉为“百年以来华裔第一人”，真是华人之光。1972年之后才改成东亚语言文明系，现任系主任为孔飞力教授。 哈佛充裕庞大的财源，有助于罗致本身具有引领教化超拔能力的学者。哈佛汉学领域，也以高瞻的优势向各名校延揽人才挖墙角。[41]20世纪中从欧洲敦聘汉学家，如伯希和得意门生叶理绥，及以后来的韩南、包弼德、伊维德等位；又请来上述当代华裔汉学精英人物：中叶之后的杨联升、梅祖麟、王浩等，到现在校园中的杜维明社长、李欧梵、李惠仪、周成荫、田晓菲等位；如张光直教授，是由耶鲁请回来的；杜维明教授、李欧梵教授，是由加州大学各名校区移帐而来；中国古典文学李惠仪教授由宾大、普大请来。 哈佛燕京学社对东亚系、赖肖尔中心、费正清中心、韩国中心以及广含印度、南亚、中亚、西藏、蒙古的亚洲中心在1998年的成立，均有承先启后的助益，这些研究中心的焦点大多集中当代政治社会制度等。 哈佛燕京学社指定荐举之大学及学社负责人 哈佛燕京学社资助采取单位推荐制。学社指定荐举之大学及机构，依据该机构优异的教学、研究和出版条件，由指定荐举之大学及机构，每年于8月推荐所属访问学者、研究讲师、博士学者候选人的申请资料，送达哈佛燕京学社审核。10月到12月由社长或指定代表，在当地面谈。哈佛委员会研究商议之后，4月底决定邀请名单。目前，哈佛燕京学社指定荐举之大学及机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上海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其他国家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均有指定荐举之机构。新加坡大学虽早有学者透过其他管道来访，尚未正式列入。[21] 哈佛燕京学社的负责人为社长。 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教授(1934—1956年)，[22](P1-35)是至今任期最长的社长，哈佛燕京学社起头的22年全由其掌舵。 哈佛燕京学社，原计划聘请法国汉学名家伯希和，他却推荐了得意门生，法籍俄裔世族叶理绥担任社长。叶理绥生于1889年，是俄国列宁格勒世家，家族原是俄国有名的大食品东家，曾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学语言。为伯希和门生，通日、法、英、德语，纯熟流利，关于日本语言学、文学、戏剧、音乐、艺术的知识都能左右逢源，并可阅读汉语古籍，生性诙谐，又有引人入胜的口才，在任内倡建东亚语言系，新成立后任东亚系系主任，1956年由社长退休专任教授，1957返回法国，1975年逝世。1936年叶理绥创办刊印了首期《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由他主编，到1956年第19期转手，并列其他教授为编委，学社经援。至今继续每年出刊两期，早成代表美国研究东亚人文面的炙手可热的学刊。另外叶理绥还开创了两种系列丛书：在1935年的哈佛燕京学社专论系列丛书，内容包含东亚的人文、历史、诗词、文学、宗教思想分门别类之论者，持续出版了50本以上。1950年之后，开始印行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系列丛书，为包含结集特殊主题的论文集。这系列丛书，均假手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 哈佛燕京学社第二任社长[23](P42)赖肖尔教授(1956—1963)，其父亲为赴日的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赖肖尔1910年生于日本，16岁之前的早年岁月在日度过，1931年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学院，1932年得哈佛硕士，1933—1938年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在法、日、中等国研究日本语言和历史，1939年以古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获得哈佛博士学位。他是叶理绥的学生，亦曾任东亚系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加入美国陆军部，担任日本电讯密码解读工作，战后回哈佛任教，担任日本语言和历史课程。1961年应肯尼迪总统之邀，担任驻日大使，时值日本因签订美日安保条约而反美情绪高涨，他以日本研究者、日本通的身份，替战后美日关系化解了严重危机，担任驻日大使期间两年，社长职务由副社长巴斯特代理。1963年卸任后，仍回哈佛从事研究工作，著有《日本——过去与现在》、《合众国与日本》等专门著作，对推展哈佛亚洲研究颇有贡献。赖肖尔1958年把原在哈佛园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搬到现址，并调整哈佛燕京学社财务，东亚系归属哈佛大学，在他任内日本学者来访研究频繁，华裔张光直、赵如兰、余英时教授皆于其任内得学社奖学金，攻得博士。哈佛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以其名命名。 哈佛燕京学社第三任社长裴泽教授(1963—1976年)是哈佛人类系教授，也是日本皇权和社会结构的专家。他精通以有力可信赖的田野考查、演讲，讲稿把日本的社会结构分析得洞彻明晰。在担任社长前，二战之后裴泽就由学社资助，设立日、韩、台湾、香港系列的研究评议会，日后各国和地区经济起飞，才决定不再经援，停止这项资助。1965年因裴泽社长的提案，1966年起实施合作研究学者计划：已有声望的哈佛教授可以提名邀请一位亚洲同行，访问哈佛一年，共同开讲座，开展研究计划、翻译工作等。如1967—1968年台大来的上古史权威许倬云教授，学者和研究生奖学金仍依常规，如郝延平教授在1963—1965年，博士论文研究“1800年代广东买办商行”，毕业后始终任教于田纳西大学。 哈佛燕京学社在亚美学术交流上，提供数百学者来访，他们回国后出版大量的学术，慎重地考查和正面评估多彩的亚洲文化舞台。 裴泽任内，哈佛燕京学社与哈佛大学双方达成合作和经费协议：建成赖肖尔研究中心，校方全力支持已经由1965年改名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及支付哈佛东亚语言文明系常费。学社得以将大宗经费挪用为交换学者计划。 哈佛燕京学社第四任社长克雷格教授(1976—1987)得赖肖尔真传，曾与导师赖肖尔及费正清共同撰写《东亚传统和转型》，[24]这本书从1958年出版上册以来，一直是大学中奉为圭臬的东亚教科书。他本人以研究日本近代史、明治维新时期历史知名。在经验过美国的反共反战、东南亚的越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将哈佛燕京学社定位挽回到平顺，以沉稳宽容的态度，重新复归学术研究的初衷。他于1977年再将早期学社的研究讲师计划，重铸为崭新的博士奖学金计划。因1960年代学社缩减给欧美研究生的奖学金，到1970年代全都颁发给亚洲学生，据他亲往经济成长的亚洲国家考察，学界的年轻讲师，获奖学金到哈佛或美国其他大学深造的博士回国任教，依然效益良好。1981年副社长艾迪贝克加入，接替退休的前任巴斯特，贝克先生在耶鲁得到法律博士后，曾参加和平军团在韩国服务，与金大中总统相熟，他是韩国事务高手，并曾往越南方面拓展研究，为学社尽心服务了22年才退休。[25] 哈佛燕京学社第五任社长韩南教授(1987—1996)，1927年生于纽西兰，1948年纽西兰大学学士，1949年纽西兰大学硕士，1953年伦敦大学硕士，1960年伦敦大学博士，先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任教斯坦福大学，1968年起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并兼任系主任，1998年起并为哈佛大学卫特汤玛斯讲座教授，1995年起并为南京大学合作教授，著有《金瓶梅探源》、《中国短篇小说之时期、作者与结构研究》、《中国白话小说》、《李渔的发现》、《懊悔之海：世纪之交的两本言情小说》以及《韩南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论集》、《中国白话小说史》、《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和多本李渔的研究，以及《百家公案考》、《论肉蒲团的原刊本》论文多种。蔼然可亲的韩南教授，现已退休，为声誉卓著的中国古典小说专家，也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位研究中国学的社长，过去59年来的历任社长全都为研究日本的学者。[26]任内，他于1989年建立访问研究讲师计划，专供成为讲师的博士候选人，提供这些二三十岁的学者出国赴美进修发展，在哈佛学习一年，让他们有机会在校园中接触哈佛大学的学者和学生。现为最热门的计划之一。韩南教授谨慎地继续其他原有计划，安度困难时期，如博士奖学金计划。又与三联书店在1991年签约出版一系列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1993年出版第一本，振起二战后哈佛燕京学社在中国出版学术书籍日趋低迷的情况。 哈佛燕京学社第六任社长杜维明教授(1996—至今)是现任社长。在哈佛大学，或各大学院的学者心目中，杜维明教授的确是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终奉献儒学，辛勤从事讲学、研究，最难得的是又能以开放的心态论学。他奔波全球，毫不懈怠地前往台大，北大，以及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巴黎，东京，温哥华，斯德哥尔摩，新德里，开普敦，伊斯坦布尔，丹麦等高深学院，宣扬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及其现代化。 杜维明教授多年来，全神贯注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及现代精神的反思。1983—1986年曾任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任。1986—1989年担任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而且是研究东亚学问者，获此殊荣之第一人。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99年更荣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家研究讲座教授，此教席为英语世界里第一次以“儒学研究”命名的讲座教授；2000年理海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并得汤玛士拜瑞奖，又为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安南邀请，与世界各地的卓越人士，在联合国商议如何周游列国，遍访领袖人物了解各文明传统的现况与传统，进行文明对话；定期参与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高峰会议；主持每年在亚斯本学院召开的亚洲执行会议；2001年又获得第九届国际李退溪学会大奖；多项荣誉皆为有史以来华裔的第一遭。 他于东海大学毕业后，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博士奖学金，取得博士学位后，再任教普林斯顿4年，柏克莱加大10年，1981年哈佛客座教授，1982年正式应邀返哈佛，任教至今。为华裔首任的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暨东亚语言文明系系主任。[2](P74-78)他领导学社，历年邀请有识之士。在经济繁荣的年代，每项邀访人数持续增加，访问学者计划多时30位，研究讲师计划20位，博士奖学金计划45位；并且创新访问研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计划，邀请学有专精的亚洲学者，短期来作开课式的系列演讲。 1997年访问学者北大教授陈来，就开过课，全以中文授课，听课者包括杜维明、包弼德两位教授，当时快完成博士的祝平次、宋家富、贺广如(访问)以及作者等位。在以英语为主的美国哈佛大学，前此仅有王德威、李欧梵两位现代文学教授、赵如兰教授和哈佛东亚系的语言课高级中文课，得以中文教课，这种多元化的价值，殊为可贵。 学社照应强化现已进行的协助出版工作，以学社经费为种子，激励中国东亚学术圈合作研究发展。 此外学社还提供已得到本国经援，但不敷应用之学者，短期访问三个月不等；已得博士后之研究学者衔，不予经费、研究室等；交换学生计划；以及备有英格Daniel Ingalls、普西Nathan Pusey Fellowship等奖学金为南亚和东亚研究学者申请。提供全美10位博士生赴北大进修奖学金。 他为学社积极地争取到1943年美国军队特殊(语言)训练计划所的梵瑟楼Vanserg Hall 25Francis Ave及对街寻得办公室、研究室及交谊地点房舍。正副社长及助理人员仍留原址，比邻哈佛燕京图书馆。 他极具创见地大力支持中国最近重要的学科研究，如考古学新发现，公元前300年郭店竹简的探讨研究，出版并置入网页，此一消息哈佛校报特别刊登。郭店竹简的议题，紧密研讨了几年，来访的中国社科院的郭沂，武汉大学的郭齐勇、邢文等位均有专书或专文发表。除三联书店合作出版计划继续外，学社还津贴《燕京学报》、《中国学术》、《当代》等杂志。另林文月、陈子善、李锐等学者作家演讲，均予支持。每年定期12月初在哈佛燕京大礼堂，召开今年已经是第19届的中国文化研讨会(原九州学刊年会)，各有突破性的专题，由访问学者演讲研讨。如2002年主题：新世纪的文明对话。另有每周哈佛儒学研讨会及针对特殊议题如《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自由主义与儒家》等的研讨及出版。[42] 他还依韩南教授之议，两年召开一次哈佛燕京学社社友会议，第一次2000年在南京；第二次2002年在苏州。另于2000年秋季创办哈佛燕京学社中文网页，促进各类学科之间交流，加强返国社友之联系。[27] 杜教授担任社长后，被誉为不可置信地强化了学社的威力。在明智的决策下，果然像他所预期的那样将燕京学社转变为更活跃、耀眼、创造开放的一个学社。[21] 哈佛燕京图书馆 哈佛燕京图书馆[18](P28-29)是西方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学东亚图书馆。燕京图书馆不但有100多万册书的馆藏，包含中、日、韩、越、藏、纳西等文和西文东方学研究，还有报刊、微卷、胶片、二十五史多种数据库等。这个研究图书馆的收藏很重视要点，如当代第一手史料，如“文革”等政治事件史料文件、小册子、大字报、传单、录音、像片、录影、甚至衣物，有记载长征史实最早的文献《红军长征记》朱德签名本，胡汉民、蒋廷黻、鲁迅、胡适手稿等数十种。20世纪政党珍贵图书文物稀有对象，还有当代文学文化的收藏如纪刚、鹿桥(吴纳孙)、赵淑侠、陈若曦、廖辉英等位的手稿，也因用心邀约渐渐多藏。 最有特色的是各地的方志、丛书及珍藏宋元明清善本、钞本、拓本、法帖等，有不少孤本，为西方大学图书馆之冠。 走进哈佛燕京图书馆，即可见一帧像片，这就是身着清朝服饰的戈鲲化。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戈鲲化是首位应聘赴美的中文教师，据收藏哈佛历史档案的溥西图书馆资料：戈鲲化是1835年出生的徽州(今歙县)人士，知府候选，曾供职沪宁英美领馆，久居宁波有15年。1879年，波士顿对华贸易商人很有眼光地筹集了8750美元作基金，年底增加到1万元，遴选他与哈佛签约开课，依约他同一妻二儿三女来哈佛在剑桥住了两年多。1880年哈佛毕业典礼，他还成为伊利C Eliot校长的上宾，这位在课堂穿清装依古礼的学者，不幸于1882年得肺炎病逝，伊利校长为他在亚培顿教堂追思后归葬。[2](P30-32) 正因开设中文课程，哈佛始购中文书约4500册。(哥伦比亚大学收藏自1902年起，欧洲国家收藏中国书籍更早，如英国牛津始于1604年)而哈佛大学早有一些喜爱日本思想艺术的教授如伍兹或医学院毕业的碧歌楼等，1914年也来了两位东京帝大的教授服部宇之吉和姊崎正治，由于二位讲学研究而捐赠的日文书亦有1600册左右。这些收藏在1910年由哈佛大学图书馆主任科立芝统管。他个人因授亚洲历史课程，也收集了一些西文亚洲历史书籍。 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并创立哈佛燕京学社和汉和图书馆，接收了哈佛所藏的4500余册中文书、1600余册日文书，请正做整理工作的农业经济研究所学者裘开明博士，[28]担任馆长。他是第一位聘为美国东亚图书馆馆长的中国人。到目前为止，也是任期最长的一位。裘馆长任内大力采购书籍，曾数度亲往北京监督，购得许多善本书，辛勤地为馆操劳约40年，草创基业功不可没，所创裘氏汉和图书分类法，曾为各国25所图书馆使用。他1965年退休，交棒给斯坦福东亚图书馆聘来的吴文津馆长。 早期馆内藏书，主要着眼于汉学方面资料，以中、日文为主；50年代开始收朝鲜文书，此后中、日、韩、满、蒙、藏、越南文，西文书籍均逐渐丰富。 1965年更名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转隶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并开始筹募经费，发展馆务，积极加强近代及当代资料之搜集，与古典资料并驾齐驱。目前哈佛燕京图书馆为欧美大学东亚图书馆之冠，也是世界汉学研究和东亚问题研究的资料重镇。藏书之丰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馆中历年向中日韩港台各国和地区图书经理公司大宗订购包罗万象的书籍，到2001—2002年度为止，藏书共有1037411册(计有中文589552册，日文272222册，韩文111582册，西文44100册，越南文11741册，藏文4265册，满文3455册，蒙文494册；期刊5702种；83537种微卷微片；报纸32种。二十五史等多种数据库)。[43] 为便利各地学者起见，先将近百万张中日目录卡，在担任副馆长20年的赖永祥先生(原台大图书馆系系主任)主编下，于1986年由纽约嘉兰出版公司刊印72册完成。韩文目录在1980年即已出版。 1989年初，编目自动化开始，中、日、韩、西、文目录资料均输入OCLC CJK数据库，亦转入哈佛大学图书馆计算机系统存盘备查，目前已完成将全馆目录卡片逐步变为机读格式，以应读者需要。 1996年赖先生退休后，由国会图书馆请来的林国强博士接任。藏书之中，特色亦复不少，中国传统地方志藏量多达4000多种，数年前，大陆所出的《新方志》，凡能采购者亦已收藏。有些已不易在中国寻得。各种类书共计1500种，6万余册特藏中有宋版15种，元版25种，明版1328种，清乾隆时期前之版本有1964种，另有抄稿本1215种，拓片500余张，法帖36种，301册。其中有不少在国内已失传的秘本，是向日本或中国藏书家如齐耀林昆仲、齐如山哲嗣等处购得。珍本如1036年的宋刻本《纂图互注扬子法言》，1085年宋朝元丰年起刻的崇宁万寿大藏本《六度集经》，1208年宋刻《汉书》残本，1581年的《世说新语》四色套印版本，1728年印成的类书巨著《古今图书集成》，是铜活字版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宋代单刻，《齐世子灌园记》、《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为明代单刻，另外蒙文、藏文佛经，以及云南纳西族的图书文字，均属举世罕见。 据1992年受聘担任编纂馆内中文善本书志和主管善本书的沉津先生调查，馆藏的1000余部抄本，应为全美第一。《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出版后，已成为一部极有价值的参考工具书，并继续进行出版。 哈佛大学是一个十分传统保守的学府，有一对由中国运来的石狮守门的燕京图书馆，虽经历迁徙，并未能拓展多少空间。90年代才装置活动书架，其余馆内设备，原是老式，郑炯文馆长逐渐改置装新，全馆部门自动化，收集电子信息资源，首先向哈佛大学编目网页引进东亚字体，创设系统检索档案，文献保存，善本书编目及进行6万张珍藏像片数字化编目，设立交换学者馆员计划，资源互惠，并加强出版……哈佛燕京图书馆更能以实实在在的库藏文献典籍，吸引远近学者。知识的力量的确无垠。图书馆近常获得赠送签名著作，如1998年由蒋子龙、扎西达娃、向前、冰凌等代表400多华裔作家赠书给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即由克兰Nacy Cline总馆长和郑炯文馆长在仪式中受赠致辞；并由李欧梵教授与作者主办一场文学座谈，圆成这次“中国文学的丝路之旅”。又1999年获冯国经先生赠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开放检索等许多重要赠与。[44] 哈佛图书馆华裔人才辈出。哈佛大学图书馆已退休的总馆长冯彦采就担任Roy ELarsen Librarian；原任职商学院生化和分子生物系王倬教授太太黄淑兰，在视觉收藏掌一方天地的金樱(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吴同太太)，艺术方面的鲁贝尔亚洲艺术研究图书馆馆长林衍秀(物理专家赵昌炽太太)都是个中佼佼者。 哈佛燕京图书馆经过冯汉骥、于镜宇(震寰)[45]、刘楷贤、赖永祥、陶任简、戴廉、朱宝梁等位前辈，先后襄助裘、吴两位馆长；现在更有好多位图书馆专家，悉心辅佐郑炯文馆长分门别类执掌推进馆务，对汉学的研究贡献，实在功劳卓著。 哈佛大学除哈佛燕京图书馆外，其他如东亚资料中心包含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和当代日本文献中心、韩国中心等，在国际法学研究中心也有东亚法学研究典藏；艺术系图书馆和鲁贝尔亚洲艺术研究图书馆；威德纳总馆更广备南亚、东南亚、中亚藏书并有藏放在其中的散斯克图书馆的西藏书籍；在拉蒙图书馆藏放的政府文献、微卷、外国报纸和普西图书馆的哈佛大学地图收藏部，均有东亚收藏。 2003年哈佛燕京学社和燕京图书馆，在10月16—18日同时欢庆75周年，哈佛燕京图书馆主办欢庆75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以“东亚书史：图书资料与学术的关系”为主题，邀请各地著名汉学学者、图书馆馆长发表论文共18篇，会后出版了论文集。[46] 哈佛燕京学社与其创建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东亚系，渐次展开中美双方互派学者的研究计划，自1928年来，充实了燕京大学，自然好风青云地领先其他教会学校，虽在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50年代与校俱化，却在中国百年现代化的西化框架中，重新指涉出卓越的独特对应地位，哈佛燕京学社也历经兴衰更替，沧海桑田几经消长。一言以蔽之，总归拓广增益不断注入活水，丰富了哈佛和世界的历史文化体系，跨过世纪，建树恢宏。[47] 注释： [1]燕大学生自治会.燕大三年[M]1948. [2]张风.哈佛哈佛[M].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 [3]STUAPT，JOHN LEIGHTON.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mart，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M].New York：Random House，1954. [4]HYIARCHIVES：Minutes of the Trustees Meeting，1928-1932. [5]陈毓贤.洪业传[M].台北：联经出版社，1992.完整的英文原版为SUSAN CHAN EGAN.A Latter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1893-1980[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6]陈观胜.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大学之关系[Z].熊大绛译.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7]STUART，JOHN LEIGHTON.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M].NewYork：Random House，1954. [8]EDWIN O REISCHAUER.Recollections of Dr.Chiu：Kaiming Chiu And Harvard~Yenching Library[N].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Bulletin.no.101[N] .Dec.1993： P65—69； also see EUGENE WU.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Archive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Bulletin，no.101[N].Dec.1993. [9]王钟翰.哈佛燕京学社与引得编纂处[Z].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0]Also See PHILIP WEST.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m Relations，1916-1952[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11]赵新那，黄培云.赵元任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2]梅光迪.梅光迪文录[M].杭州：国立浙江大学出版部，1948. [13]吴学昭.吴宓日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4]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M].台北：联经出版社，1997. [15]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16]清华校友通讯[Z].新32期.台北：清华校友，1970-04-29. [17]周一良.毕竟是书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18]杜维明教授序[A].张凤.哈佛心影录[M].台北：麦田出版社，199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19]哈佛燕京学社前任副社长GLEN BAXTER.”In Tribut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4.1962-1963. [20]胡适.胡适的日记[M].香港：中华书局，1985. [21]薛龙RONALD SULESKI.A Draft about brief histo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N].Jun，6，2003.(This is not an author ized or of ficial history of the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22]EDWIN O REISCHAUER.“Serge Elisseeff”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1957. [23]Also see EDWIN O REISCHAUER.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M].New York：Harper &Row，1982. [24]HYIARCHIVES：Minutes of the Trustees Meeting[N].1970. [25]HYI ARCHIVES， Edward Baker“22 years at the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draft narrative dated 29 April，2003. [26]Prof.P.Hanan provided his CV material，2003. [27]http：//harvard-yenching.org. [28]ALFRED KAIMING CHIU，“Reminiscence of A Libraria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4- 1965.p7- 18.；Abridged from 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Board of Overseers’Visiting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 in Nov.1963. [29]见哈佛燕京学社档案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AS HYI ARCHIVES：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1928.麻州州政府所颁发成立证书。也见于HARVARD ALUMNI BULLETIN，CAMBRIDGE：HARVARD BULLETIN，INC，1933，12，22.P361~362；STUART，JOHN LEIGHTON，Fifty year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Missionary Ambassador，New York，Random House，1954.霍尔本人爱好收集东方文物，如瓷器、地毯等皆遗赠母校。并见于HYI Archives：Memorandum on The Origin of the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before Incorporation. [30]对燕京大学最有贡献的西方人物除校长司徒雷登外，第二把交椅就是担任过燕京大学通州分校院长的博晨光。他属于教会世家，生于天津，长于山东，毕业于耶鲁神学院，1909年开始在华教书，也常返美，1922—1924年为哥伦比亚大学Dean Lung讲座教授，1928、1932年哈佛大学任教。1927年曾营救过鲍罗廷太太。 [31]中国名人在哈佛留学研究者，据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寄谦、姜文闵等作者考查，见HYI ARCHIVES：Minutes of the TrusteesMeeting，1928-1992；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文史资料》第6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2]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程焕文馆长寻出裘开明馆长的老档案，作者另有《裘开明馆长》一文收录于《哈佛缘—哈佛二十年巡礼》。 [33]我由赵如兰教授处得到一页珍贵的签名：1960-07-27。 [34]杜维明、余英时二位教授特予指点。 [35]近年，不但文理公卫教育各学院都有短期课程，独立的尼门基金会，在新闻方面，也每年邀请访问学者。亚洲中心及政府学院又常邀政界等人物，难以尽数。 [36]洪业等位所谓哈佛燕京学社终身研究员，依然是每年在哈佛燕京学社信托委员会议中，提出薪水预算商榷之后才得安享。 [37]二十年来走过碑前的次数难以细计，为防风霜侵蚀刻字，哈佛每冬已将碑包裹保护，遂决定将之记录如前。 [38]海外中国近代文学首度成为独立研究的个体，是由哥大夏志清教授在耶鲁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始。见哥伦比亚大学兼任东亚系系主任，丁农DeanLung讲座教授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出版社，1998.344~372；C.T.Hsia.A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Der-wei Wang.3rded.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文史出版社，1979. [39]紧接着有哥伦比亚大学，耶鲁，伯克莱等校设立东亚系。 [40]哈佛大学东亚系系主任包弼德教授来信，1998-03-24。 [41]耶鲁大学东亚系系主任(1991—1997)，现任研究所所长孙康宜教授亲自来信指导；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台北：允晨出版社，2000.孙康宜《游学集》.台北：尔雅出版社，2001. [42]作者曾参与协助这些会议的主办或宣传，1997年之后哈佛儒学研讨会及针对特殊议题的会议等有黄万盛先生协助，并编辑出版。 [43]多谢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2002年度报告及所有资料；哈佛燕京图书馆期刊部主管杨丽女士，西文部主管林希文Dr.Raymond Lum，咨询检索服务部主管马小鹤先生所提供资料。 [44]在同仁及作者热心邀集之下，作者赠送之手稿及签名书日益增加。 [45]冯、于为两位副馆长，冯汉骥曾为湖北省图书馆主任、四川大学考古学教授，著有《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46]多谢燕京学社副社长Dr.Edward J.Baker，和研究助理薛龙Dr.Ronald Suleski，李若虹博士协助数据文件及各院系档案资料，更万分感谢文中所写的每位，特别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暨吴文津馆长诸位卞学金黄、赵如兰、李欧梵、陆惠风、汪悦进、张光直教授和夫人李卉老师等位的指点，和李金强、张力、张宏生教授，程焕文馆长，严四光、樊书华等位学者的交换中英资料，并感念辞世的鲁贝尔亚洲艺术研究图书馆林衍秀馆长所提供的珍贵质料。 [47]并承蒙哈佛燕京学社长杜维明教授和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协助斧正，特申谢忱。 [作者简介] 张凤(1950—)，女，原籍浙江平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职员，主要研究当代北美华裔文化文学思想史。 原载：《文史哲》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