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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于2001年底赴法国访问，研究课题为“保尔·巴迪的老舍研究”。保尔·巴迪（Paul Bady）是巴黎第七大学远东文学系教授、著名的老舍研究专家和老舍作品翻译家、老舍国际友人协会的牵头人，在西方学界颇有影响。 在法期间，笔者与巴迪先生交往频繁，有幸看到巴迪先生珍藏的老舍研究资料，并得到他的允诺将 其全部论文译为中文。在交流与研读过程中，巴迪先生曾谈到当年国外学界对“老舍之死”的反响。综合有关资料，缕述如下： 香港一家英文报纸最早发布老舍去世消息 巴迪介绍说，当年国外关于老舍之死有许多传闻。海外第一家发布这个消息的是香港一家英文报纸的“快讯”，时在1966年10月1日。“快讯”透露：《骆驼祥子》的作者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后，被他们从一栋建筑物的窗户摔下，并伪装成自杀。这消息很快就被西方通讯社刊布流传，法国新闻处引用的是“香港之星”（Hong kong star）的消息。 看来，老舍去世的消息早在1966年就已传到国外。那么，此时及此后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不大可能考虑老舍先生。 巴迪1967年来到北京，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未能见到心仪已久的作家老舍，此事成为他的终生遗憾。他对老舍自杀之事一直感到困惑，他在文章中写道：“假如老舍没有更多的个人的理由非去自杀的话，他也许能在文化大革命中苟活下来。他是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尽管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有着许多忠诚——甚至顺从——的证明，如果他不拒绝活得更长一点，是决不会死去的。”（《论老舍的自杀——小说中的与现实中的死亡》，载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6月）他在文章中还引用了Fokkema教授在《北京报告》中记载的一则“传闻”—— “（老舍自杀时）带着一本他亲笔抄写的毛泽东著作，作为忠于毛泽东的象征。”（参看Fokkema，《北京报告：一个西方外交官文革期间见闻录》，伦敦，1971年出版） 前苏联曾利用“老舍之死”作为政治斗争工具 老舍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在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前苏联《新世界》杂志1969年第6号发表了谢苗诺夫（V.Semanov）翻译的老舍著名的讽刺小说《猫城记》，还附了一篇介绍文章，题为《预言的实现》。文中除了充斥着国际政治斗争术语外，还称赞老舍为“真正的爱国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74年2月6日，前苏联文学界还为老舍诞辰75周年纪念发表专论。 巴迪认为这些都是国际政治斗争的把戏，讥讽道：“他们的所谓文学批评，其实只是宣泄政治仇恨的代名词。” 1970年，中国方面进行了“回击”。《中国文学》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文章里，老舍被描述成“共产主义的死敌”，并批判《猫城记》丑化的是共产党而不是蒋介石，咒骂他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同年，日本学者宫森恒子在《Asahi Asia Review》上发表文章，题为《驳北京教育界对老舍〈猫城记〉的批评》[宫森恒子（Miyamori Tsuneko）文章载Asahi Asia Review，I，4，1970年冬,120-128页]，承认老舍在小说中确实讽刺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但认为，如果说作家是在为国民党的投降主义路线作宣传，却非常不公正。 巴迪先生是国外最早呼吁澄清老舍之死真相的学者 巴迪先生走上老舍研究之路颇具传奇性。1961年至1965年，他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同期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进修中国文学，在该校讲师旅法华人李治华先生的影响下，对中国文化和作家老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文化、研究景仰已久的作家老舍，撰写博士论文，他于1967年来到北京，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半天工作半天从事老舍研究，直至1970年。由于当时中国正进行着“文化大革命”，他很难得到有关老舍的研究资料，遂于1970年至1972年赴日本，在东京日法文化会馆（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继续研究和写作博士论文。他还曾赴香港、美国及东欧等地查阅资料并访问专家学者。 从1968年至1983年，他用了15年的时间，在法国著名汉学家吴德明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小说家老舍》，并于当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瑞士日内瓦大学和巴黎第七大学。 1972年，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举办“第十七届东方国际学术会议”，巴迪先生在会上宣读了题为《论老舍的“自杀”——小说中的与现实中的死亡》的学术论文。1974年，此文修订稿发表于香港的《明报月刊》。再事修改并译为英文，收入乔治·高主编的《两个作家和文化大革命：老舍和陈若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论文题目改为《死亡和小说：论老舍的“自杀”》。 巴迪先生认为，老舍自杀事件后面应该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在文章中，他试图从当时的国际政治关系（中苏论战）、中国国内政治斗争（“二月提纲”）、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几个角度探索老舍自杀事件的内蕴，其中从文化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颇有特色。他引用了老舍《四世同堂》中“天佑自沉于护城河”的那一段描写，认为小说所描写的这个蒙受屈辱的忠厚老实的商人迎接死亡时的心理活动，似乎是一种预言，对于诠释作家之死具有参考意义。他的这些看法在学界颇有影响，后来舒乙的几篇谈及老舍之死的文章所采取的文化分析的角度，与巴迪先生是相似的。 引起西方学界更多注意的是巴迪此文后面的一个附录，这个附录题为《恢复名誉：一个附记的年表》（1972-1978），记载了老舍先生恢复名誉的过程，其中引用和摘录了国外一些学者的看法和意见，包括法国教授卢瓦夫人和日本作家有吉佐和子访华时所了解到的关于老舍之死的情况。针对当年众说纷纭的局面，巴迪先生呼吁尽快地“实事求是”地澄清老舍之死的真相。他写道：“真的没有人知道真相吗，不对，有些人确实是知道真相的：如前文联的成员，或曾介入此事的前红卫兵。我们有一个问题，老舍有病，受了伤，而且十分虚弱，他怎么能够步行到太平湖去，那地方位于北京老城西北角之外，离他家和文联大院都很远。”他还就目击者互为矛盾的描述提出了疑问：“老舍的尸首究竟是在‘太平湖边’还是在‘太平湖中’被发现的？”这些问题提出20余年后，才在陈徒手、傅光明和郑实的作品中部分地得到了说明。 海外学界认为巴迪此文有首倡意义：“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位‘人民艺术家’究竟是死于自杀还是被杀？”（参看乔治·高主编的《两个作家和文化大革命：老舍和陈若曦》） 卢瓦夫人致信巴迪先生，提到浩然曾对她谈及老舍之死 1972年8月，法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米歇尔·卢瓦夫人在巴黎《世界报》上发表了一封信，信中披露了老舍自杀的消息，消息来源于台湾某报刊。 1977年10月，卢瓦夫人致信巴迪先生。信中谈到她于1977年9月访华，在北京见到作家浩然，问到老舍去世的情况。她在信中写道，浩然说： 他（老舍）在被红卫兵和他的同事们批评后投湖自尽。他是真心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49年后他做了很出色的工作，但他过于敏感，太骄傲于自己的才能和高贵。他只受到很少的批评。其他人受到的批评更多，却都能很好地解脱出来…… [原文如下： （法文）：Il s'est jeté dans un lac après avoir été critiqué par les gardes rouges et ses collèges. Il était sincèrement attaché à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t avait fait un bon travail après 1949, mais il etait susceptible, très imbu de son talent et de sa noblesse. Il a été très peu critiqué. D'autres, qui l'ont été davantage, s'en sont beaucoup mieux tirés …… （英文）He threw himself into a lake after he was criticized by the Red Guards and his own colleagues. He was truly fo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as done good work after 1949,but he was touchy,very proud of his talent and nobility. He had been very litter criticized. Other writers, although they were more critized, got out of trouble more easily ……] 卢瓦夫人坚信老舍死于自杀，而巴迪先生却一直持怀疑态度。卢瓦夫人写信通报这个来自中国“官方”的正式答复，是为了说服巴迪先生，但并没有达到目的。 笔者曾打算访问卢瓦夫人，详细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但卢瓦夫人于1999年病逝。 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怀疑老舍死于自杀 1978年7-8月，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访华，在北京拜访了老舍的妻子和他的大女儿。采访记发表在当年日本《新潮》周刊和香港《七十年代》等报刊。有吉佐和子曾于1965年在北京住过6个月，和老舍全家人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她曾“把老舍看成自己的父亲”。老舍1965年访日期间有诗赠有吉佐和子，吟咏道：“有吉女文豪，神清笔墨骄；惊心发硬语，放眼看明朝。”她非常痛心老舍之死，在回忆文章中援引了老舍夫人及其女儿的话，说她们根本就不相信老舍是死于自杀。有吉佐和子和她们一样也不相信老舍会死于自杀，认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她在文章中最后说：“老舍的死也许永远是个谜。在没有医生的尸检报告和死亡鉴定书的情况下，到底是谁决定火化的？无论是自杀还是被杀——都没有任何足以信赖的证据。” 有吉佐和子亦于数年前病逝，冰心曾撰文悼念这位“热血柔肠”的奇女子。 巴迪先生当年不可能提名老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前些年，香港和台湾报刊均刊载过一篇题为《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文章，（译文原载台湾《联合报》副刊，2000年10月13日；香港《明报月刊》2000年10月号）据称作者是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Goeran Malmqvist）。文中提到，1966年“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Paul 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资格的支持。” 此文中提到的保·贝第就是笔者所谈的保尔·巴迪先生。但笔者以为此说有误。巴迪先生1965年刚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67年来到北京后才开始老舍研究的前期资料准备，他的第一篇老舍研究论文发表于1974年。因此，无论如何，那时他还不能被称为“法国汉学家”，更不可能与其他汉学家联名推荐老舍。 原载：《博览群书》2009-09-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