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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人文学术的广泛层面上，中国学者对世界各地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接受、理解、把握和回应已经有了一个学科化倾向。 为了推进这个学科的发展，有几个层面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首先是关于在汉语文化语境中对该研究对象的核心内涵怎样定名的问题。有的学者把它称为“中国学”，有的称之为“汉学”，有的称之为“中国研究”等，我认为，汉学的名称很典雅，但与研究对象内涵和价值本质不太一致。研究对象需要正名，这关系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把握和阐释。 孔子在他一生的活动中首先注重的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般说来，“汉学”这个概念起源于乾嘉学派，它以儒学经典的考据与阐释为核心，用来与宋明性理之学相应。18世纪中后期之前的欧洲、19世纪中期之前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人们称之为“汉学”，由于其研究内核具有相应的“应接关系”，所以我以为是合理的。 随着欧亚近代化的发展，由于大航海与探险活动的推进、殖民主义的发展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身的提升（例如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的拓展），欧洲18世纪后期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日本19世纪中期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内涵的价值层面与外在的研究材料层面便有了重大的变迁和改观，面对这一学术内核的根本性增量和价值观念的移位，我以为采用“中国学”的概念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性的文化，充分认识这一多元性的历史价值的现实性与意识形态意义，以及对未来人类文明所能作出的贡献。如果我们在21世纪仍然把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之为“汉学”就不大合理了。我希望在命名的时候要根据研究对象内涵的不断变化与时俱进。 中国学界一般把国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视为中国文化研究在世界的延伸，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认知，则又是很表层的了。我认为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是具有它本国的思想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哲学本质，也就是说，这个研究首先是对象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研究者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研究者内具的哲学本质是属于他们本民族、本国文化的。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美国中国学就其本质来说是美国文化的一个层面，可以这样依次类推。 重视这个学科的本质有什么意义呢？当研究进入研究对象具体文本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把握的是对象国文化意识在特定时空的基本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厘清各国中国学的学术本质，把握这些学者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智慧的价值，并进而理解中国文化在参与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真正价值，同时还可以警惕我们自我学术中心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成把国际中国学仅仅看成国学的自然延伸，它是一门“跨文化”的具有自我哲学本质的实证性学科，其具有的哲理性观念只有在理解对象国的总体哲学思维中才能把握和确认。 当我们在把握对象国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时候，应该充分地意识到在以个体形态表现出来的研究中常常具有世界性的因素。也就是说，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互相融通，每一个特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每一个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与“世界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非常小心地发掘他们自身内涵的“他者”，这些“他者”的文化因素常常呈现为他们的话语力量。比如说德国普鲁士专制主义的理念，对20世纪日本的儒学研究有过潜在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日本中国学提出的“中国文化中心移动理论”，对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中国区域文化研究”观念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学研究中，研究者还应该非常重视研究的文本问题，特别是要重视文本的原典性问题。无论是国别研究，还是个案研究，从本质上说，都是在接受中国文化的学术氛围中形成的。追根溯源，探讨他们学术形成的过程，应该十分重视他们接触过的相关文本，研究这些文化的传递及所呈现的多种文化形态。要重视和把握研究文本的各种问题，首先要非常重视我国文化典籍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层面流动的轨迹和形态。在文明史的总体进程中，中国文献典籍在世界的流动表现为多种传播形式。它的影响有时候超越了研究者的想象，所以我们当前最迫切的是需要尽力厘清中国文献典籍在世界各国流布的事实与轨迹，以及对他们的文化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我们现在不必急于在全世界收购中国文献，应认真、踏实地在世界各地阅读中国文化典籍，并且把不是被他们用掠夺手段取得的文献典籍留存在那里，使对象国的中国学家世世代代有阅读和研究的原典。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典籍在异国流动的轨迹，知道它们对所在国文化继承造成的影响，从而以典籍为基础，可以在学术的图谱上把握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我希望在这个层面上，国际中国文化的研究者与图书馆学家联合起来，以跨文化的国际视野推进这一基础性的学术工程。 回应:温儒敏：对汉学研究的姿态和立场 严绍璗教授提出为汉学正名。汉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并不是西方的主流学术。但最近汉学研究的领域扩大了，研究对象已不是传统的汉学概念，应该采用什么名目来让外国人研究呢？严教授说应该叫国际中国学。国内有的单位挂牌叫汉学研究所，这就有些含混。严教授把汉学研究里的内涵、范围、方法、对象都做了论述，这对我们很有启示。不过，现在叫习惯了想要改也很难。汉学改了，国学就来了，国学来了，西学就来了，这都是次要的问题。 严教授提出的最核心问题是汉学研究里我们要采取的姿态和立场。我觉得汉学研究除了研究外国人怎么研究中国，还应该研究汉学的东西进到中国本土以后所产生的影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但负面不一定是汉学本身造成的，可能是我们接触的问题。现在有一些“仿汉学”文章。汉学本来很好，它是西方背景下生存的一种学问，但是中国人写的文章如果完完全全和汉学家写的文章一样，身份就有点奇怪。其实，更主要的是学风问题。现在有些人以为汉学那套操作的方法容易出活儿，所以就采取拿来主义。这就是严教授所讲的要注重“他者”、发现其知识背景的产生机理之意义所在。 质疑:刘梦溪：“汉学”“中国学”可否不统称 从国外研究中国的历史来看，欧洲的传统一直是汉学的传统，汉学的方法主要是重视资料，以考据学为主。但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从来不讲汉学，到现在为止，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说到汉学就不高兴，认为自己研究的是中国学。美国侧重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的变迁。据我观察，近30年以来，欧洲汉学有一点跟美国中国学合流的趋势。美国中国学的特点是比较重视问题意识，欧洲汉学整体注重资料。现在欧洲汉学也开始重视问题。我的问题是，可不可以不把它统一，叫汉学可以，愿意叫中国学也可以，不知道严教授有这样的想法吗？ 回应:严绍璗:“中国学”之名有历史合理性 我强调的正名问题是我们在汉语文化中讨论的问题，其中包含着“sinology”在当代汉译的问题。日本把明治维新之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明治维新以后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之为“支那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中国的称呼变成了“支那”，这是蔑视中国人的称法。当时的中国政府在1934年曾经通告其驻外机构，接到日本有“支那”称呼的文书一律予以退回，这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承认这个称呼的。日本正式称中国学是1949年以后，一直到1972年，东京大学仍称之为“支那学”，1972年年底才改为中国语学和文学研究。 为什么有这样的阶段呢？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也就是说在日本近代化之前，日本对中国文化怀着一种崇敬的、膜拜的心态，研究者在研究时把研究对象常常作为自我思维乃至意识形态的材料,构成“主客融一”的状态。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中国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在观念和方法论上接受了欧洲各种各样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思想。 日本中国学是从日本的世界文化、外国文化研究中独立出来的学科，与埃及学、印度学处于同等的位置，之后日本把欧洲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和汉学的思想融合起来，自我筛选后进入到了所谓近代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随着日本文化的发展以及日本国家性质的变化，比如说扩张主义、国权主义的发展，它的研究就推进到了中国的满族、蒙古族、藏族等的文化研究，这就有了对区域文化的研究，统称为“中国学”，我认为就比较合理。 欧洲实际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并不完全等同。中国的文化在向欧洲传递的时候，早期主要是通过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传入，他们之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同样怀着对东方文明敬重的态度。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阶段，很多地方借用中国文化作为话语力量来推进他们自身反对封建神学的思想斗争。但是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推进、启蒙文化的建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开始怀疑中国的文化，逐渐对中国文化有了质疑。虽然在方法上仍然坚持了“汉学”的“实证”传统，但他们在研究内容上已经有了跨民族的扩展，观念上已经是“主客分裂”了，即只是把中国文化作为“客体”来研讨，不再进行为构建“主体精神”而加以吸收，这就从传统的状态进入近代的状态，也就成为了中国学。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6-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