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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一看便知，是模仿川合康三先生的《终南山的变容》而来的。 《终南山的变容》是文研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川合康三先生的中唐文学论集(1999年10月版）。 在近年唐代文学众多研究著作中，这是一部颇有特色的论著。全书共有五章，而就其内容来看，笔者认为大致是两部分，一是对中唐文学的宏观的论说，一是对中唐主要作家韩愈、白居易、李贺等的个案研究。 在宏观的研究中，作者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唐文学”作了界定。追溯了把唐代文学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历史过程，这也就是从明代高棅《唐诗品汇》开始明确化的唐代文学的“四分说”，此外，还介绍了有“三变说”(《唐文粹》)、“二分说”（近代胡适等）等等。指出这样的分法，“与其说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文学观，不如说是作为提倡各自文学观的手段而被提出的。”(7页）作者并非完全赞成这样的分期法，而只是在一般看起来比较容易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作者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特点，从总体上进行了论说，认为，中唐时期是一个不断开拓“文学的多样性”的时期（34页）；是一个“共有的世界观解体”“从因袭的咒缚中解放”“构筑起独自的文学”的时期（113页）；而从文学的表现样式来说，是一个从以诗为主向诗文并举变迁的时期（73—75页）。对于这些看法，笔者是非常赞成的。唐代文学，进一步说，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很值得再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此书的见解，或许会对以后的研究以新的启示吧。 宏观研究的论述，是在对中唐代表性作家作了具体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展开的。在这部著作中，主要的篇幅是个案研究论文。如《奇》、《韩愈对“古”的志向》、《韩愈和白居易》等，对在中唐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韩愈，以及他周围的文学集团，包括孟郊、李贺、皇甫湜、樊宗师、卢仝、马异等人；对他们文学作品的“奇”、“古”、“游戏”等的表现，结合历代有关的论说进行了探讨。对产生这些文学特色的原因，作者认为不应单纯地从外在的“社会”的原因去说明，而更应注目于文学变化本身的内在因素。特别指出这种特色，是要脱出定式化了的样式，进行文学的新的探索的结果。（176 页）可谓是独具慧眼之见。 论著在《白居易闲适诗考》、《“白俗”的检讨》等文中，对于白居易的诗歌，一般评论为“白俗”的说法，对白诗语言特点的平易性、多样性、诗歌“闲适”的风格等等，进行了论说。此外，对于李贺诗歌，除了“奇”的风格以外，他的遣词修辞的特点——“代词”和形容词的用法、比喻的特点等也进行独创的探讨。这些论说，我想，对于唐代文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 笔者尤其想谈一下的是，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诗创造世界吗？( 35页）并且在《终南山的变容》一文中，以盛唐和中唐诗歌中表现出的终南山形象的不同为例，对此作了探讨，可谓是全书的点睛之笔。 在作者的论说中，似表述了这样的意见：从诗不仅是自然的表现，而且对人类的视点和情感起着作用；从作为文学对象的自然，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随着作家视点的改变而变化——从这些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诗、文学创造了世界。在文学研究上，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这篇短文中无法进一步展开。但在此，笔者联想到，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是否同样可以认为，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是随着研究视点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学的研讨，美的观念性的探讨对在历史展开过程中的人化的世界的形成，不是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吗？因而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研究作为创作的“变容”, 是否也是一种对世界的创造呢？ 闻知川合康三先生之名，是从王运熙先生处得到兴膳先生和川合先生合著的《隋书经籍志序》的注释稿，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对两位先生严谨深到的文献功底和见解，笔者深为佩服。来日本以后，得接声咳。渐觉得川合先生与其说从事文献考证，不如说更是一位文学研究者；进而则更感觉到他身上充溢着一种诗人的气质。好像有一位日本学者曾评论过，川合的文学研究论著，比起单纯的“研究”来，更像是一种“作品”(oeuvre）。恕我冒昧，套用川合先生自己的说法，或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创作(Creation）的“变容”。他不像有些研究者那样，只会冷静地把丰富多彩、充满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支解为碎片，细加分析（这当然是需要的），而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加以新的归纳和升华，给对象注人新的生命力，所以读来有一种肆扬灵动之感。读一读他在此书《后记》中所说的有关“创作”和“研究”的区别，我想这种风格也许正是川合先生所追求的吧。 1999 年12 月12 日草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２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