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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日本的汉学界与其他国家比起来，一直比较重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1970年，设在大阪外国语大学的中国文艺研究会，编辑出版了杂志《野草》。虽然这是一本研究中国文艺的综合性杂志，但其会员大都对中国的新文艺感兴趣。《野草》上登载的也大都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论文。以这本杂志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者，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一直很活跃。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比较小的类似同人性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杂志，一个是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者办的《飙风》，一个是关西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办的《咿呀》。80年代以前，它们代表了日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动向。 在日本也和中国相似，现当代文学原本不加区分；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情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82年的夏秋之交，一直对赵树理研究情有独钟的和光大学教授釜屋修和研究生加藤三由纪在一起讨论解放区的农民题材小说，俩人谈得十分投机，不禁勾起了组织一个“中国农民文学研究会”的设想。于是二人分头联系，当然大都表示同意，只是觉得“农民文学”太狭隘，应该将“都市文学”也包括在内，结果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应运而生了。 研究会创设之初，会员住地分散，组织者工作单位又不在东京市中心，于是只有采取“打游击”的方式，咖啡店、公共机关、单身汉的住宅，都成了研究会的活动场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活动一直没有中断。直到组织者转任教于地处市中心的驹泽大学之后，研究会的办公地点才固定下来，会员也不断增加，到现在已达百人之多，在日本列岛可谓小有规模了。 与中国的各种“研究会”相比，日本的学术团体似乎更具有实效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每月大约要举行两次学术活动，其中一次类似我们国内的学术报告会，选一两个代表宣读论文，然后大家讨论提批评意见；一次是作品精读会，这更具有“日本”特色。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外国”文学的学术团体，翻译和掌握特定国度的文化信息至为重要。所以作品精读会每次选出一人的翻译稿件，请大家讨论提批评意见。虽然会员间提出翻译稿的质量和机会并不均等，但是这一研讨方式还是一直坚持下来了。1997年1月出版的《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报》第10期“附录”，登载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翻译一览》，计有各种中国文学译著77种，其中当然也有一些译者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每月一次的作品精读会功不可没。需要附带指出的是，这份“附录”对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很有价值，其鉴赏眼光有些与我们不尽相同；对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引起的反响又是一份难得的资料。若干年后，会显得更加珍贵。 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辑出版《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报》。《会报》不定期出版，公开发行，读者主要还是小圈子里的人。笔者曾匆匆浏览了已经出版的13期《会报》，总的感觉是：内容充实、编辑认真、资料丰富。 《会报》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刊布会员的研究论文。就论文而论，见仁见智，涉及面广，信息量也大，一时难以在这里尽述。抛开具体内容，在形式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论文可以用日文发表，也可以用中文发表，其中的“编辑杂感”几乎清一色用中文写就，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是“外国文学”的缘故吧。笔者看到有的中国学者的论文像在中文刊物上一样，在《会报》上发表了，既让人感到新鲜，又很有文化韵味。其第二个特点是大陆、台湾的文学均在研究范围之内，不像国内港台文学有专人去研究。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都对大陆抱有好感，但他们也去台湾参加学术讨论会，虽然研究的兴趣和范围二者根本不能成比例，其文学视野和眼光无疑是扩大的。 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在日本没有来得及通读《会报》上的所有研究论文，走马观花之时，最感兴趣的是论文后面的注释。多年以来，日本的研究成果给我的突出印象就是资料充实、态度严谨，这恰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时下的学风浮躁，已为有识者所共识，然而人人意识到的问题，仍然积重难返，致使大量的重复的选题、重复的观点、重复的引证形成了种种所谓的热点和热门话题，至于其首创者是谁，研究者的个人贡献是什么，则不甚了了。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初就已打下了了印记，编译、改译的作品，借用和移植的理论，似乎都有了独创的价值，这也许与中国近代文化受外来影响的现实有关，但日本也同样受外来影响，当他们研究“外国文学”时，似乎更容易“移植”和照搬，同样的条件和相似的历史境遇，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对待“学问”的态度，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文化倾向。在我看到的《会报》上登载的论文难免有高下、粗细之分和厚重、稚嫩之别，但都是作者自己心血的结晶，资料翔实，引证确切，对中文的资料也考究得十分详尽，绝没有掠人之美的嫌疑，绝无些许“贩运”意识，引证的资料一定注明出处和来历，重复的选题更是绝无仅有。这是我对日本同行的研究成果最感兴趣和最为钦佩的地方，其价值自不待言，其学术道德和素养对我们似乎更有意义。 截止到1999年8月，《会报》共出版了13期，每期不足60页。相对于中国数千人的研究队伍，数十种专业期刊，可谓九牛一毛；然而其研究成果有许多是十分必要而我国研究者又一直少有人问津的。比如中国每年有多少文艺家去世了，每次的重要学术活动都有什么人参加，有多少作品被译成外文———如此种种所谓“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中国一般是不会有人着意收集和研究的，可是在《会报》上我们却发现了编者的有意为之，期期都有专文刊布这方面的信息。说实在话，有时我对事无巨细的资料收集也颇有腹议，但是不能不承认，正是严格的史实和资料意识，造成了中日两国学术界风气的明显差异。有时在《会报》上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比如想要找某位中国当代作家的著译目录年表，在中国并不很容易，可在《会报》上几乎每篇作家作品专论的附录里都有这方面的信息。我以为这不仅仅是由于日本研究界对中国现状不熟悉的原因所致，它还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 与上述情形相联系，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选题与我们国内的一些研究论文比起来也有所不同，显得更加平实和具体。以最近一期《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报》为例，一共登载9篇文章，其中3篇是资料，一篇是资料兼史实考证，其余5篇论文也都是从某一个具体的视角出发来讨论问题，缺少一般性的议论。为了方便说明，我们不妨把这5篇论文的题目抄下来：1·《汪曾祺的“天真”—〈黄油烙饼〉和〈白鸟之死〉的时代性》(作者：德间佳信)，2·《迟子建笔下的鱼》(作者：土屋肇枝)，3·《试论林白作品的女性形象》(作者：伊礼智香子)，4·《李冯的“联网四重奏文学奖”获奖作品———〈唐朝〉〈纪念〉〈蝴蝶〉〈拉萨〉》(作者：鹫巢益美)，5·《韩少功的手—99年1月于海口》(作者：加藤三由纪)。以往与日本同行学者也有一些接触，对他们的研究作风和学术传统也有一些了解，但还不像这次这样深。应该说在研究视角的宏观和微观、史料考证和理论探索等问题上，不可偏废，二者缺一不可；但就目前中日两国文学研究者的治学道路来说，显然还有超出这一层面的其他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何在充分发挥我国学者善于理论探索的热情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资料意识，谨严学术规范，克服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弱点，不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需要，更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化的需要。以往在国内每每看到日本到访的学者总是风尘仆仆地实地勘察作家生平史实、事无巨细地收集资料，似乎并不大在意，直到这次在东京与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代表朝夕相处了几天，翻阅了该会的一些资料，又实地地感触到了日本民众的工作态度和研究者的工作方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联系在一起，一种紧迫感和压抑感油然而生，最具灵性的文学，也反映了最实际、最质朴的问题。不但是在经济技术等方面我们要向东西方的现代国家学习，在学术态度和规范上也要取长补短，在我们天天讲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不仅是经济领域里的事，它还是一种民族文化意识，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也要不断加强和完善的。这是我在访问日本同行时感触最深的地方。 附：《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活动记录》(1998·4—1999·6) 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活动记录(1998·4—1999·6)注 1·例会
2· 精读会(原则上每月第一个星期六进行) 1998年4月-6日(继续从1997年10月开始的)红柯《美丽奴羊》(《人民文学》1997-4) 1998年10月-1999年4月 孟晖《有树的风景(有堂听雨故事之五)》(《钟山》1994-2) 1999年6月- 韩石山《三不叹》(白烨、雷达编《无处徜徉》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精选，散文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注)：《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活动记录》(1998·4—1999·6)原文刊载于《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报》1999年8月第13号。 (作者通讯地址：吉林大学文学院 邮编：130012)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