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希和生平与论著编年目录》 [德] Hartmut Walravens 编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内亚学研究所 2001年版 胡文辉的奇书《现代学林点将录》用非常精到的语言点评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及其论著的翻译者冯承钧（1887-1946）。为验证他的评论是否到位，我曾将德国学者Hartmut Walravens所编《伯希和生平与论著编年目录》（Paul Pelliot[1878-1945]: His Life and Works-a Bibliography,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2001）翻阅数遍。这本书目虽然编写稍嫌粗糙，而且未能就冯承钧以及其他人翻译的伯希和论著作一次系统的勘同，但毕竟是第一本最全面的有关伯希和论著的书目，还是有介绍的价值的。 Walravens此目分七项著录伯希和论著以及有关他的研究文献，依次为论著编年目录（pp.1-152）、人名索引（pp.153-164）、题目索引（pp.165-202）、增补主题索引（pp.203-218）、伯希和研究文献（pp.219-241）以及研究文献的人名索引（pp.243-244）和题目索引（pp.245-248）。书前冠以戴闻达（J. J. L. Duyvendak）《伯希和事略》（pp.xiii-xxiv）和塞诺（Denis Sinor）《伯希和杂忆》（pp.xxv-xxxv），读此可知伯希和生平大概。按照这本书目重读冯承钧译文，相信会使中国读者对伯希和有一全新的认识。 “辛苦论文自作笺” 伯希和由于生前未出版任何系统综合性的专著（综述性的通俗作品不是没有，比如《高地亚洲》等），这一点经常成为有“专著情结”者攻击他的借口。其实，伯希和本人并不反对别人（比如他的同事和朋友、东方史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做这种系统综合的研究，从其遗稿来看，他自己也在朝这一方向努力。但是，身为在第一线从事研究的语文学家，伯希和绝对不肯轻易出版任何不成熟的作品。所以，他留赠后人的主要还是无数论文、书评、札记和校勘译注。这些文章的注释所占篇幅有时反而要超过正文，这也就是《点将录》说的“辛苦论文自作笺”。 伯希和多数论著的形式，都在论文、书评和札记之间，在体裁上很难严格划分。戴闻达曾说：“他像很多中国学者一样写随笔。”（He wrote like many Chinese scholars, sui-pi随笔）也许我们应当把他的所有文章都看成是随笔才是。比较接近于正式论文的文章，可以举出1904年关于古代安南的安南文史料的辑录和研究（与L.Cadière神父合作，n.88；n.指《伯希和生平与论著编年目录》中的编号，下同），1912年的《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n.154），1913年关于《耕织图》的研究（n.178），1916年的《〈沙洲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部落》（n.199），1921年的《乾隆西域武功图考证》（n.225），1923年的《中国干漆造像考》（n.250），1926年的《千字文考》（n.338）和《三字经考》（n.340），1932年的《说郛考》（n.297），1934年的《吐火罗语与库车语》（n.768），以及1936年的《说吐火罗语》（n.798）等。 他的书评（包括对学术杂志中单篇论文的评论）可分正误和补遗两类。正误类代表作，如1912年的《〈诸蕃志译注〉正误》（n.161）和《支那名称之起源》（n.164），1915年的《汉译吐蕃名称》（n.194），1928年的《〈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n.389），1931年的《塞语中之若干西域地名》（n.515）和《评〈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文》（n.635），1932年的《叶调斯调私诃条黎轩大秦》（n.706），1936年的《评〈中国历史商业地图〉》（n.805）等。补遗类代表作，如1923年的《库车阿克苏乌什之古名》（n.262），1930年的《高丽史中之蒙古语》（n.427），1931年的《畏吾儿文残卷中之地名》（n.649），1935年的《〈卜弥格传〉补正》（n.773）等。更多书评则订误和补遗兼备，如1929年的《评〈王国维遗书〉》（n.415），1930年的《〈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n.431），1935年的《澳门之起源》（n.772）等。伯希和为建立真正的学术标准，评书取宁严勿宽主义，上自史实和逻辑错误，下至拼写和印刷错误，都会不厌其烦地一一指出。实际上，他可以说是把有关问题和相关资料自己重新研究核对了一遍。他的书评有时不大突出强调所评书籍与论文的优点和作者的贡献，但他这样做实在有其周详而科学的考虑。比如在《〈诸蕃志译注〉正误》的末尾，伯希和这样解释自己的书评原则：“这篇评论报告，在表面上，好像将译者（按：指夏德[Friedrich Hirt]和柔克义[W. W. Rockhill]）的实在功绩埋没。其实不然，这部译文可以说是一种重大工作，任何东方学家皆当利用。我以为与其说明我同他们意见完全相同诸点，不如将尚有疑义诸点指出，较为有益。这部《诸蕃志译注》，实在是本年三四种有价值的出版物之一种。”（冯承钧译文） 尽管如此用心良苦，伯希和还是被敌人扣上“挑刺者”（stickler）的帽子，当然这个帽子相比于他碰上的其他困难（比如有人曾污蔑他带回的敦煌文书是伪造的）根本算不得什么。戴闻达说：“他的无数书评有时比所评之书还重要。有一回他笑着和我说，‘这叫文明树敌法’。”关于伯希和的学术批评不给他人留有余地的回忆文字非常多，这里补充一个《点将录》中未举的。盛成在《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1年第一版；此书由盛成的老师、佛学家欧阳渐题写书名，我手中之本缺封面和版权页）中，曾引用一句“近代的中国青年，不知中国”（第215页），据他加注说：“（这句话）恐怕是伯希和先生说的。相传有一位中国某大学教授，到巴黎大学预备博士论文，文成而不可印者再，最后人情面子，将这篇论文通过了，因此伯希和对新博士有感而发此一网打尽惊倒华山之论。”（第223-224页，尾注35） 伯希和所作札记（有些也是生发于书评）在形式上也分两类。第一类是拉开架势，围绕某一时代、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或某一典籍来考证各类相关问题的大文章，如1914年关于《那先比丘经》中专名考证的文章（n.189）和《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n.192），1920年的《库蛮》（n.202），1923年的《福建摩尼教遗迹》（n.264）和《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n.268；此文关于禅宗初祖菩提达磨的考证极为重要），1925年的《关于越南半岛的几条中国史文》（n.317），1935年的《郑和下西洋考》（n.780）等。另一种是专门解决一个或数个小问题，获得颠扑不破的结论，或提示并考释前人未曾注意的重要史料，如1913年的《蒙哥》和《南家》（n.166），1915年的《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n.195）和《犁轩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n.196），1921年的《〈魏略·西戎传〉中之贤督同汜復》（n.214）、《艾田》（n.218）、《苫婆罗》（n.220）、《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和《苏毗》（n.227；冯承钧译为两篇），1923年的《四天子说》（n.261），1927年的《荨麻林》（n.370）、《中国载籍中之梵衍那》（n.378）和《景教碑中叙利亚文之长安洛阳》（n.380）,1929年的《黑衣大食都城之汉匠》（n.414）、《梵衍那考补注》（n.416）和《中亚史地丛考》（n.419），1930年的《玄奘记传中之千泉》（n.437）、《突厥语与蒙古语中之驿站》（n.439）、《元秘史旧蒙文中之一段讹误》（n.441）、《斡耳朵》（n.442），1932年的《莎儿合黑塔泥》（n.667）和《康熙时三传教师之汉姓名》（n.669）等。 伯希和深通满、蒙、藏、汉、突厥、波斯文字，能独立从事多种东方古代语言原典的校勘、翻译和考释。他在1911年和1913年同沙畹合撰《摩尼教残经》译注（n.143；冯承钧节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3年校译自己在中国发现的东伊朗文（后来定名为和阗塞语）《金光明经》残本（n.177），1920年独撰《牟子理惑论》译注（n.201；冯承钧节译为《牟子考》、《婆利在梁以前已通中国》两文），1920年、1926年和1928年同高第奥（Robert Gauthiot，1916年已经去世，这是整理他的遗作）与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合作校译粟特、汉、藏三语本《善恶因果经》（n.209），历经1922-1924、1931多年方才刊完的《蒙古与教廷》（n.232；现存陈寅恪关于冯承钧该书译本的意见书），1930年考释回鹘文《乌古斯可汗传》（n.458），均为一代名著。 除论文、书评、札记和校勘译注外，伯希和还写有大量有关同时代东方学家的讣文和纪念文章，替后人从事东方学史研究留下无数史料。其中有关于梵文学者的，如南条文雄（n.404）、Emile Senart（n.377a,n.412；伯希和中亚探险的幕后组织者）、Sir Charles Eliot（n.628；其巨著《印度教与佛教史纲》有李荣熙汉译）。有关于中亚历史语文学者的，如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n.425,n.451）、马迦特（Josef Marquart；n.448）、缪勒（F. W. K. Müller；n.450）、巴托尔德（Wilhelm Barthold；n.468）。还有关于汉学家的，如沙畹（n.212）、高第（n.300,n.323,n.444）、孔好古（August Conrady；n.336）、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n.351）、王国维（n.413）、尉礼贤（Richard Wilhelm；n.449）、马伯乐（n.842）。 “劫经”前的论著 伯希和成名于“敦煌盗宝到西天”（胡文辉点评伯希和诗中语），但在他“劫经”之前，已发表不少书评和札记。这些文章多见于《法国远东学校校刊》，但经冯承钧译出者不多，仅有1902年的《真腊风土记笺注》（n.19），1903年的《扶南考》（n.50）和《中国载籍中之宾童龙》（n.79），1904年的《交广印度两道考》（n.84）数种而已。《交广印度两道考》早已成为“西方汉学界不朽之名作”（冯承钧译序中语），而伯希和写此文时年仅二十六岁。 在这一时期，伯希和所写关于管宜穆（Jérme Tobar）《开封府一赐乐业教碑铭》的书评（n.4），对《明相国徐文定公墨迹》的书评（n.78），关于药师佛的札记（n.41），对俄文《〈菩萨本生鬘论〉汉译考》法译本的书评（n.90），关于白莲教与白云宗、摩尼与《化胡经》以及摩尼教与《九姓回鹘可汗碑》（n.51,n.52,n.61,n.85）的札记，关于“萨宝”一词的札记（n.70），有关沙畹《西突厥史料》、缪勒（F.W.K.Müller）《吐鲁番出土福音体字写本残片考》和瓦特斯（Thomas Watters）《大唐西域记》英文译注本的书评（n.86,n.91,n.107），关于玉尔（Sir Henry Yule）《马可波罗游记》修订版的书评（n.94），已预示他“劫经”后关于佛教、入华耶稣会士、开封犹太人、摩尼教、祆教和西域语文史地深微广大的研究。此外，伯希和还撰有对张之洞《劝学篇》与辜鸿铭《尊王篇》两书英译本的书评（n.25，n.58），以及关于中国废除科举考试和维新变法运动的评论（n.81,n.82,n.83）。 “劫经”后的论著 “劫经”后的论著很多同佛教有关，由于这些文字未被冯承钧译介，所以没能引起中国学者重视。这类论文、札记和书评涉及面极其广泛，如1914年关于柏林所藏万历版《甘珠尔》目录的长篇书评（n.186），1921年有关菲诺（Louis Finot）《入菩提行论》法译本的书评，1930年关于《阿毗昙心论》的论文（n.428），1933年关于佛教中魔鬼异名Ppyn（波旬）的考证（n.756），1931年到1932年关于图奇（Giuseppe Tucci）一系列梵藏唯识因明研究论文和专著（n.617,n.618,n.741）的简评，1932年关于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一系列密教论文的简评（n.683），1932年关于舍尔巴茨基《佛教逻辑》下卷以及他（同荻原云来）校勘的梵本称友《俱舍论疏》的简评（n.737,n.746），1935年关于托马斯（Edward J. Thomas）《印度佛教思想史》的书评（n.777），1936年关于钢和泰校《大宝积经伽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藏译本《大宝积经论》以及Friedrich Weller编《西藏译〈大宝积经伽叶品〉引得》（1933）的书评（n.786），1938年为H. von Glasenapp《梵天与佛陀》法译本所写前言（n.812a）。法国西藏学家、佛教学者拉露（Marcelle Lalou）曾将伯希和1933年之前发表的与佛教有关的论著编目，收进她的《佛教研究书目》（Bibliographie bouddhique）。这也是第一份伯希和论著目录，成为Walravens编目的主要依据之一。 除佛教、祆教、摩尼教和天主教耶稣会及芳济会之外，伯希和一生都在留心景教（基督教涅斯托里派）的文献和文物。潘光旦在《中国人与国故学》里讲过一段有意思的话： 前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教授Carter死了（按：即Thomas Francis Carter，伯希和写过他的讣文，n.352），继任的是向负盛名的一位法国支那通Pelliot（中文名字，好像叫做伯希和）；因为慕他的名，许多中国学生就选了他的课。他第一天上课，便突如其来的发了一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全文，叫大家加以句读。这篇碑文里很有几个生字，并且是骈俪的体裁，竟把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难倒了；他们很费了一些踌躇斟酌，才算交了卷。后来留学生们开会，特请Pelliot来演讲，主席某君致介绍辞，开口便说“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的文化，今天……”；Pelliot上台，开口便把主席的话驳斥了一番。中国的文化是不是最古，暂且不问他，不过一把斧头决不能舞得如此容易，何况在“班门”之前呢？这位Pelliot不是别人，敦煌石室的藏经一大部分是他搬去的。（潘光旦：《读书问题》，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再版，第57-58页） 按：伯希和关于景教碑研究的遗稿，已于1996年由意大利汉学家福安敦（Antonino Forte）精心编订出版（n.863）。 日本学者向来关注伯希和生平交游和遗作出版情况。伯希和研究文献第44号秋山光和的《伯希和考查团的新疆旅程及其考古成果》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章，已有耿世民译本（收进《中亚简史（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2月第一版，第212-228页）。伯希和研究文献第47号著录的内藤虎次郎《与伯希和翰旋林》（多一“旋”字）， 收于《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第267页（实应作第266页）。此信可从近刊《内藤湖南汉诗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447页）读到。《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第261、263页所收另外两封致伯希和信（见于《内藤湖南汉诗文集》第438-439、442-443页），《伯希和生平与论著编年目录》竟然漏掉未录（这一点感谢友人周运和《内藤湖南汉诗文集》点校者印晓峰老师帮忙确定），可见Walravens在编目时有多马虎了。 伯希和文章的日译，如论著编年目录最后一号（n.866）由梵文学者榊亮三郎（Sakaki Ry?觝sabur?觝）翻译的《伊朗语族之民众及于中央亚细亚并远东地区之影响》（刊于《艺文》[Geibun]杂志，1912年第4卷第8期，第1-38页），译文底本即伯希和1911年12月4日就任法兰西学院中亚语言、历史与考古讲座的开讲辞（n.150,n.151）。这篇文章由王国维根据榊亮三郎日译翻成汉文，就是《观堂译稿》所收《今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但Walravens竟然不知有此译本。看来伯希和论著汉译的勘同工作，实在应该有人专门来做一下。 原载：《东方早报》2011-01-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