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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特别是西方学界对中国“问题”关注度的提升，西方汉学对中国学术所造成的影响与挑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所谓警惕和检讨“汉学心态”就是在这个背景上提出来的。 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为例，我们曾经走过的学术之路应当说本来就充满了“反省”的意味：从检讨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渗透到回顾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这样的学术自我反思总能够让我们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和透彻。今天，对西方汉学的反省自然也是这样。也正是在学术反省的意义上，我觉得在遭遇西方汉学冲击所形成的学术困惑当中，其实还有许多最基本的学术问题没有来得及展开。比如：究竟什么是汉学？什么又是真正对我们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构成巨大挑战的汉学？这些汉学对我们的真正挑战究竟在哪些地方？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冲击和挑战？而且，谈到所谓的“挑战”，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追问：所有这些挑战是不是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都属于“同一种”挑战？而更重要的、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是：在目前西方汉学已经造成的学术冲击当中，是否也同样暴露了中国学术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外来“汉学”的挑战是一回事，而中国学术的内部问题因之得以暴露则是另外的甚至是更重要的“一回事”。 今天的学术实情似乎表明，汉学（英文Sinology）是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其实，这样包罗万象的概括至少是对“汉学”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欧洲形态与美国形态的混淆。实事求是的历史考察告诉我们，按照西方学界过去一些约定俗成的定义，汉学主要还是以中国语言与历史的研究为对象，甚至带有某种明显的考古性质，其研究方法比较接近于中国的“小学”，其学术形态的完整体现便是所谓的“古典汉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为代表，如果从东来的耶稣会传教士算起，欧洲汉学已经走过了4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以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那么，也可以说西方专业汉学走过了将近200年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的崛起，一种以意识形态对抗为背景的考察和研究中国的学术得以展开。在美国，与其全球性的政治军事战略相适应，传统汉学的文献研究开始弱化，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形态的分析研究成为主流，而且名称也有调整，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取代了Sinology。至此，西方汉学步入了“中国研究”的现代时期。不仅美国汉学的发展同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紧密联系，欧洲汉学也一改故辙，开始出现了以经验实证为方法、以社会史及文化问题为对象的学术取向。例如瑞典、挪威等国的中国研究，就特别侧重关注当代政治、国际和平乃至军事武备等方面；德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所谓的“经济汉学”日益受到青睐。 所谓西方汉学对中国学术的挑战冲击可谓由来已久，作为异质文化，不同的视野与思维的分歧大概可以追溯到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学术的自我嬗变过程中，西方汉学也产生了传播西方学术思维的作用。 就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直接产生更大的挑战性影响的应该是美国汉学，更准确地说，也不是整个美国的汉学界，其中主要的挑战之声还来自“二战”后由华人地区（包括新时期以后的大陆）迁移到美国的华人学者，尤其是以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组成的“台湾组合”。我觉得，观察分析这些美国华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与其说他们反映出了当代美国的学术姿态或美国汉学的主流，还不如说是呈现了一个生存于美国社会的中华文化的亚文化群落的特殊心态。也就是说，今天更值得我们讨论的其实并不是整个抽象的西方汉学问题，而是与我们的社会生存若即若离的一些特殊的华人学者的心态与思维问题。汉学，首先必须追问的是“何处的汉学”或者“何人的汉学”？汉学的地理空间分布与人员分布本来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很容易看到，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这几位美国华人，常常能够展示美国学术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科际训练”释放的魅力。美国学界“科际训练”的学术传统往往善于将各门各派的社会科学理论（哲学、历史、人类、考古、心理、社会学）应用到汉学研究上，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视野冲击。如，王德威从受人诟病的“狭邪、公案、谴责、科幻”中读出了文化的“现代性”，刘禾从翻译方式看文化的交流与传递，陈建华从词语梳理看历史文化的演变，孟悦通过新中国文学“性别”叙事读解“国家话语对社会意识及无意识领域严丝合缝的统驭”[1]234，以及李欧梵精心绘制的摩登上海——从咖啡馆到跑马场，从亭子间到百货大楼，从《良友》到舞女的日常开支，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不过，仅仅是“耳目一新”还谈不上什么挑战，应该是一种开阔思路的兴奋。真正的挑战是对我们已有的学术认知基础，对我们先前的思想基点，形成了颠覆性的冲击。如，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精神起点的“五四”传统的质疑，对张扬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正义的“左翼”文化的否定。面对这样的质疑和否定，我们就需要认真检讨彼此双方的学术立场与价值基础，否则，令人兴奋的“科际训练”的魅力就可能转化成对于我们研究对象的合法性的瓦解，而最后一个被瓦解的就是执著地选择了这些“非法者”的研究活动本身。(有趣的是，真正美国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史华慈的严复研究、格里德的胡适研究、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葛浩文的萧红研究、戴维·罗伊的郭沫若研究、奚密的诗歌研究等等，都不能说对我们的学界构成了“挑战”。)这就是我们今天与所谓的“西方汉学”真正狭路相逢之所在，也是我们首先必须正视和回答的学术问题。 以“台湾组合”为例，我们注意到，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这些美国华人，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虽然各自都有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理解和论述，但却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了一个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鲁迅以及对“左翼”文学以及对“五四”新文化主流不同程度的贬抑。平心而论，就学术本身的健康发展而言，任何的质疑或批评都可以说是有意义的、给人启发的。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所有这些贬抑有一个共同的潜在心理趋向，就是对“红色”中国的恐惧。可以说，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恐惧，他们试图对这样激进的“革命”文化展开“知识考古”，于是追溯到了左翼，追溯到了鲁迅，而“五四”作为现代“激进主义”的源头也自然难辞其咎。 在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后，我们并不能否认这种恐惧的合理性，然而作为理性而严肃的学术结论，问题也还有另外一方面：一个远离中华本土文化的“亚文化群落”的认知，究竟具有怎样的现实准确性呢？鲁迅所代表的文化、“左翼”的文化或者所谓的“五四”激进主义的文化与“文化大革命”是否是同一类文化的连续发展？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的确存在着一种影响深远的“革命文化”，那么，从梁启超的文学诸界革命，到“五四”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最后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所有这些“革命”的内涵和指向是不是可以轻松地整合到一起？ 显然，在这个时候，一个学者的现实文化感受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理性的清晰来自感受的清晰，分析的细腻源于对象判断的细腻。从中国台湾到美国，那种看似“理所当然”的自由主义体制的生存，在事实上隔断了这些美国华人对当代中国生存复杂形态的基本感受，现实中国对于他们仅仅是一个模糊混沌的想象，而历史中国对于他们也是一个可以用情绪加以填充的梦境——就像“晚清”在王德威那里幻化为中国“现代性”的滥觞、“上海”在李欧梵那里演绎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摩登”一样，对遥远的中国大陆的恐惧演变为对一切文化变革、一切社会批判（如鲁迅杂文）的本能般的怀疑，其中的问题昭然若揭。 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本身而言，其他民族的批评和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他者”的声音，而任何异样的“他者”都不妨成为我们自识的“镜像”；包括美国学界在内的海外学术话语对中国而言属于“他者”，而对美国主流学界而言，华人的学术话语依然可以说是带有“他者”的痕迹，由此说来，美国华人话语对我们其实就是“他者的他者”，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他者”可能是对我们产生莫大吸引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恐慌——对具有整合力量的理论欠缺的恐慌。 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一直缺乏足够的理性框架的支持。我们的学术长期以来其实是一种在直接的价值判断中演进着：好—坏，革命—反动，这些纯粹社会学（常常是政治学）意义的判断，并不能为我们真正的学术理性增添有说服力的元素。某些借于前苏联文艺批评的术语也往往只能对复杂的本土文学现象作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者象征主义？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始终在为寻找一种完整的理论模式而努力，其心情之迫切可谓是达到了“恐慌”的程度。 于是，便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某些海外华人的红色恐慌与我们的理论恐慌遥相呼应，终于有了彼此需要、相互对接的可能。理论的恐慌或者说是理论的饥渴，为西方世界一系列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的进入大开国门，而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学术话语中，“汉学”正属于那种来自西方世界里的对中国问题的揭示，这本来有一种特别的意味，所以说，外籍华人在其中所扮演的特殊的“他者的他者”角色，更成为我们在丰富的西方理论资源中寻找“学术理论资源”的首选。 当然，这里带来的新问题是：“他者的他者”是否真的就比一般的“他者”更切合我们的文化实际？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在克服自身恐慌的同时，洞察他者同样存在的恐惧的空洞呢？这样的追问是双向的，既指向我们自己，也指向可能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他者，双向追问的过程就是我们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的过程，而研究主体性的确立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真正健康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孟悦：《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研究基地）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