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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十多年来，全球化的趋势已使美国传统的汉学研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有关全球化，有些汉学家从一开始就十分赞同，但也有人持批判的态度。在这篇短文里，本人不想做任何理论上的判断，只想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发表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在耶鲁大学执教的。在耶鲁，我发现“汉学”的系科归属有别于美国的其他大学，在其他学校里，“汉学”(sinology)研究及教学大多笼统纳入一个“区域研究”(所谓的area study)的系中。一般说来，在美国，有关中华文化的课程(无论是中文和中国文学还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学)全部归东亚系：它有时被称为“东亚语文和文明系”(如哈佛大学)、有时被称为“东亚语文和文化系”(如哥伦比亚大学)、有时被称为东亚研究系(如普林斯顿大学)。独有耶鲁与众不同，这里不以“区域研究”划分系科，而是按“学科研究”(disciplines)瓜分所谓“汉学”。这就是说，教中国文学和语言的人，如Hans Frankel(傅汉思)及本人都属于东亚“语言文学系”。教中国历史的人，如Jonathan Spence(史景迁)及余英时(1980年初余教授仍执教于耶鲁)属于历史系；教社会学的Deborah Davis属于社会学系，而教人类学的Helen Siu(萧凤霞)则属于人类学系。同时，耶鲁图书馆中书籍的排列也大多反映了这种按“学科”区分的归类方式。比如只要是有关陶渊明的书，各种语言的版本都摆在一处，而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和普林斯顿葛思德图书馆，则把所有的中文书籍单另编目和上架收存。 记得初到耶鲁，对这种以“学科”分类的方式，我还不太适应。这是由于从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班受了正统的“汉学”教育，一直把“汉学”看成一个独立的领域，而现在得重新调整“领域”的界定，颇有离散孤立之感。从前在母校，东亚系的大楼里积聚了各种汉学科目的教学研究人员，文史哲不分家，经史子集，教授们各显其能。但到了耶鲁，我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只见得到少数教中国文学的两三位同事，走廊上所遇者多为英文系、俄文系、阿拉伯文学系等其他语种的教授。若要找研究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教授，还得找到校园的另一角，实在让人感到不便。当然，耶鲁设有一个“东亚研究中心”，称为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那是让不同科系的老师和学生们申请有关东亚研究方面的经费以及举办各种活动的大本营，但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系。 后来在耶鲁教书久了，才逐渐发现这种以“学科”为主的教学方式也有它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首先有益于广泛了解其他语种的文学。许多不同领域的新朋友都不断给我新的启发，而我从前又学的是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本来就有基础，如今正好更上一层楼，更加扩展了视野。后来，我应邀加入“文学科目”(literary major)讲座，更热心投入“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跨系活动，与校园里许多不同科系的人都常有见面讨论的机会。 不知不觉中，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学术道路已迈向“全球化”的方向。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其他许多美国大学的东亚系，虽然并没改变它们原来的结构，也慢慢发展出不少跨系的新研究领域了。当然，我并不是在说，耶鲁那种以“学科”为主(而不以“区域研究”为主)的倾向直接造就了美国汉学的新方向，但耶鲁的特殊教育结构显然与美国汉学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化趋势不谋而合。 据我个人的观察，从前美国(和欧洲)的传统“汉学”是把中华文化当成博物馆藏品来钻研的。在那样的研究传统和环境中，凡用中文写的文本都成了解读文化“他者”的主要管道，所以早期“汉学”大多以译介中文作品为主，“音韵学”(philology)尤其是汉学家们的主要研究科目——因为他们想知道从前唐人是如何朗诵唐诗的，宋人是如何吟唱李清照词的。总之，那是一种对“过去”的东方抱着猎奇的求知兴趣。可想而知，当时汉学家们的学术著作只在汉学界的圈子里流行，很少打入其他科系的范围。但随着美国比较文学范围的扩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汉学渐渐成了比较文学的一部分。因此，有些汉学家一方面属于东亚系，一方面也成了比较文学系的成员。尤其是，一向享有盛名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MLA；现代语文学会)开始设立“东亚语文分部”(Division on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Literatures)。这样一来，“汉学”也就进入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然而刚开始时，所谓中西比较还是以西方文学的观念为基础，因此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偏重中西本质“不同”的比较。例如研究中国文学是否也有西方文学中所谓的“虚构性”(fictionality)、“隐喻”(metaphor)、“讽喻”(allegory)等课题。另外有些年轻的比较文学兼汉学家，他们则向这种“比较”的方法论提出挑战，因为他们认为，强调本质差异很容易以偏概全。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促使中西文化交流日渐频繁，许多美国大学所举办的国际会议都开始邀请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等地的学者。而来自这些东亚地区的长期“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s)也逐渐在美国校园里多了起来。他们在美国的图书馆藏书中看到了许多国内已失传的资料，因而大开眼界，在学术研究上多有创获。同时，他们也对美国汉学家们的崭新视角发生了兴趣，把大量的汉学论著译介到大陆，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类的译丛，其中《北美中国古典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由乐黛云、陈珏主编，199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台湾则开始了一连串的汉学会议，陆续邀请国际汉学家参加(包括此次“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举办的“记传、记游与记事——明清叙事理论与叙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不用说，这些会议文章出版后，对文化交流都十分有用。此外，这些年来，在美国出版的许多英文汉学专著也先后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流行。值得注意的是，也就在这同时，美国汉学家们开始踊跃地到东亚地区做研究，屡次和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的同行有深入交流的机会，于是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当然，这也跟美国政府和基金会逐渐增加这一方面的研究经费有关。事实上，东亚地区同行的研究成果在近年来已成了美国汉学家们的必要参考数据，所以著名的刊物，如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东亚研究学刊》)，也开始登载有关汉语著作的书评。在这一方面，耶鲁大学出版社特别做出了贡献，因为它陆续将中国学者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出版，使得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开始在西方汉学界中以英文的形式流传。这种英译的中国学术作品，在美国的读者群还是极其有限的。相较之下，国人对于英文汉学著作的中译更加看重，甚至到了争相出版和购买的程度。 但无论如何，近年来由于中西方深入交流的缘故，人们所谓的美国“汉学”，已与大陆和台湾(或香港)的中国文学文化历史研究越走越近了。可以说，它们目前已属于同一学科的范围(field)。特别是这十多年来，美国各大学的东亚系的人员组成更发生重大变化，华裔教授的比例越来越多。必须附带一提的是:二、三十多年前，当笔者开始在美国执教时，华裔教授只是教授群中的少数之少数，而且大多是来自台湾的移民。但这几年来，来自大陆的杰出年轻学者，在获得美国“汉学”的博士学位之后，经常成为美国东亚系争取应聘的对象。这无疑反映了中国人逐渐走向世界舞台，西方人更加看重东方人的新趋势。尤可注意者，在目前还在进行中的《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十七位执笔人中，就有八位是移民自大陆、台湾及香港的华裔“汉学家”，另有一位则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华人。这在二、三十多年前，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事情。 然而，从不久前《南方周末》的“汉学”专辑中(2007年4月5日)可以看出，国人(至少是中国大陆的读者们)对于美国汉学的新趋势似乎所知甚少。他们仍然是以一种仰视“洋人”的态度来评价美国的汉学家，以为美国汉学“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结论”都与中国国内的研究“不一样”，似乎二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实，如上所述，今日的全球化已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多元的时代，同是研究中国文学文化和历史，每个学者(不论在中国大陆、台湾，或是美国)都代表着各自不同的声音，中西之间固然还有区别，但同时也在出现新的融合。对于西方的“汉学家”，国人只需以平常心对待，不必特别抬高他们的身价，也不应出于自卫的排斥心理而妄加轻视。 （作者单位：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 原载：《书屋》2007/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