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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出访中，有位俄国友人一见面，就问我：“看了贵国的《世界汉学》，什么国家都介绍到了，连冰岛仅有一两位汉学家也有文章涉及，怎么讲俄国汉学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言外这意：一是提醒不要忽略汉学大国俄国。同时，恐怕还是明示我这个研究俄国汉学的人有没有尽责。这种诘问对我是个鞭策。本来我以为依次在写完《中国文学在俄苏》、《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以后，还可以按部就班写《中俄文化交流志》，之后才是《俄国汉学史》。这样安排虽然符合逐步扩展和深化的常理，但看来太慢了，不符合形势的要求。到此只得提前动笔进入后一个选题，拟出了历史分期的提纲，并动手写史。 1741年3月23日圣彼得堡科学院聘用伊拉利昂·罗索欣从事“汉、满语文的翻译和教学工作”。这个日子可视为俄国汉学的发端。汉学从此成为该国科学工作领域里的一种专门学问，并逐渐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学科。他此前曾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一员，还担任过我国清政府理藩院的译员和俄文教习。 当然，这里不是说在伊拉里昂·罗索欣之前无人从事过有关中国的报导和信息传播工作。相反，两国之间使节和人员的来往，至少在十七世纪初年就已开始，并有人留下了著述文字。但那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工作。那段时期可视为俄国汉学的前史。 俄国汉学诞生之后，初期进展缓慢，大体经过一百年左右才趋于成熟，即从十九世纪初起，俄国汉学史经过了四个时期，历时近三百年。 在俄国汉学史上，出现过三位划时代的人物。前有雅金夫·比丘林(1777—1853年)和瓦西里·瓦西里耶夫(1818—1900)，各代表十九世纪上半叶和十九世纪下半叶两个时期。后有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年)，代表二十世纪上半叶，为第三时期。至于阿列克谢耶夫之后的当代汉学，则为第四时期。 一 比丘林时期 雅金夫(亚金甫)·比丘林(俾邱林)，原名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斯基(1777一1853年)。他1786年进喀山传教士学校(后改喀山神学院)，1799年毕业留校任教，二十二岁当了修道士，取法号雅金夫(亚金甫)。1801年任喀山一所修道院院长，后到伊尔库茨克为升天修道院主持人。1807年担任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于1808年1月到达北京，从此开始研究中国的生涯，后成为俄国汉学的奠基人。 在此以前，俄国汉学经历了一个酝酿的阶段。早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就提出了派遣商队进行贸易的问题。从1689一1762年，俄方共有十二个商队，从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前来中国约计有三千人。他们回国后传播了亲历见闻的中国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在本国引起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兴趣。 1711年，由格·奥斯科尔科夫率领的商队来华，请求清政府理藩院准许俄国向北京派遣传教士，康熙帝表示同意，但附有条件要求“从俄国派来一个精通外科的医生”。起初，为避免激起不满情绪，传教士团遵照彼得大帝的指令不在中国人之中传教，仅在驻华的俄国人当中履行宗教仪式活动。1727年第一批留学生随团来华，任务是学汉语和满语。这样，从十八世纪初起，就在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内逐步萌发了早期的汉学，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有成绩的人才，如罗索兴、贝可夫、列昂季耶夫、斯莫尔热斯基、卡尔波夫、弗拉迪金、比丘林等。但整个十八世纪这个阶段的俄国汉学仅从沙俄对外政策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及从俄国对华贸易的需要来考虑，而且大多数出身于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学者，在满足那些实际需要之外，再从事汉学领域的工作已是出于爱好。正如阿列克谢耶夫指出的，他们只“报道描述情况，无研究的行动”。只有比丘林是例外，他是注意研究的。 然而，整个十八世纪这个阶段到底是促进俄国汉学酝酿和产生的重要阶段。在此之前，俄国对中国的了解往往只能借助于西方的汉学。如今，俄国商人，特别是东正教传教士，已经充当了在俄国传播中国情况的媒介。这不但在俄国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而且促使了俄国汉学的逐步形成，但其范围仍局限于传教士团，主力是随团来华的留学人员。 比丘林的汉学活动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持续了半个世纪。他的学术工作表现在三个方面： 1.学习并掌握中国语文。他初到中国即倾全力于学习汉、满、蒙语。早在喀山神学院时便显示他学习外文的才能，对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的知识使他能很快地掌握汉语。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教科书和汉俄辞典。于是他开始编纂辞典。为了搜集生动的口语词汇以作为辞典的基本词汇，他穿上中国服装到市场和店铺里去，询问和记录一些物品的名称，标出读音。比丘林先后编成六部辞典。除《汉俄辞典》外，大部头的还有1922年才印行的《汉俄语音字典》，共九卷，此书费去他许多心血，先后重抄四次，还依据《康熙字典》作仔细校订，最后根据发音按俄文字母顺序排列.重抄成九卷。 在京逗留十四年期间，比丘林结识了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得以从葡萄牙传教士收藏的拉丁文和法文书中接触西方汉学家的著作，并受到启发。他用汉文翻译了“四书”，经一位姓陈的喇嘛帮助通过藏文译出几本西藏的书，又译介了蒙古法典。当他回国时，带回去的已有十七种翻译手稿，重要的如《北京概览》并附平面地图。 2.搜集资料并从事研究。早在1816年11月，比丘林就给俄国东正教院写过一封长信，阐述深入研究中国的必要性。他在北京，搜集大量文献资料，1821年回国时所带文物材料重达一万四千磅，其中仅汉、满文的中国书籍就有十二箱，全部文献书籍分由十五只骆驼驮运。他所带回文物资料比前八届传教士团所带回之总数还要多。其研究范围涉及中国哲学、经济、政治、伦理、民族以及风土人情。研究和著译的成果可以构成整整的百科系列。他回国后因在华期间未能完成宗教使命受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的审判，称他有不端行为，如长期未去教堂，无视传教士义务，出卖教会财产，对下级人员管束不力等，判处流放。虽然他在瓦拉阿姆修道院(实为宗教罪犯的监狱)关押三年多，但并未中断研究。在1826一1834年就出版了他翻译的《西藏志》、《蒙古纪事》、《准噶尔志》、《北京概览》、《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三字经》、《西藏和青海史》、《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史概述》。还发表了他写的文章《中国皇帝的早期制度》、《中国农历》、《中国教育观》、《中华帝国统计资料》、《中国国民粮食计量单位》、《由孔夫子首创，其后由中国学者接受的中国历史的基本原理》等。其主要著作为《中国，其居民、风俗、习惯与教育》(1840年)、《中华帝国统计概要》(1842年)和《中国的民情和风尚》。 由干成绩卓著，比丘林于1828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东方文学和古文物通讯院士。 3.开办汉语学校培养汉学人才。1830年比丘林随科学考察队到俄中两国贸易重地喀尔喀蒙古区搜集资料。1831年起在恰克图开办第一座汉语学校，并担任教师，至1838年返回彼得堡，任教近三十年。他办学为俄国开办汉语学校提供了经验，所编《汉语语法》(1835年)长期被沿用，直至二十世纪初仍是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教材。 这样，比丘林促进了俄国汉学的最终形成。其标志是：(1)出现了见多识广、有多方面研究成果的汉学家；(2)汉学成果已不局限于翻译，进一步推出了研究论著；(3)具有成型的教学基地和研究方法。 二 瓦西里耶夫时期 1837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设立汉语教研室，这是俄国汉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两个转移：一是汉学基地由北京的传教士团转移到俄国国内；二是汉学教育由个别汉学家(罗索兴、比丘林等)开办普通学校转移到高等学校，使汉学人才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和接受大学的科研训练。 喀山大学创办于1804年。1807年建立东方系，下设阿拉伯—波斯语、土耳其—鞑靼语、蒙古语、亚美尼亚学和梵文学等几个教研室。因此喀山大学不仅是俄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而且是俄国东方学的摇篮。1827年著名数学家、非欧几何学创始人之一洛巴切夫斯基担任校长，他在任期间(1827—1864年)倡议并成立了汉语教研室，聘请传教士团成员、曾在北京居留十年的西维洛夫担任教研室主任，讲授汉语，并编成俄国第一部《汉语文选》。在该校任教的还有先后从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归来的沃伊采霍夫斯基和瓦西里耶夫等。 1851年1月6日，瓦西里耶夫(1818一1900年)正式被聘任为喀山大学汉、满语教授，算是俄国汉学界的大事。在此前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855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1845年)、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1851年)相继设立。这些从事研究中国的机构形成一股动力，推进了汉学的更大发展。一方面，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汉学家，如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作者瓦西里耶夫，第一部汉俄大词典的编者卡法罗夫(1817—1878年)，研究中国土地所有制史的扎哈罗夫(1814一1885年)，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格奥尔吉耶夫斯基(1851—1893年)，研究中国民族学和古钱币的伊凡诺夫斯基(1863—1903年)，翻译《论语》和《孟子》的波波夫(1842—1913年)等。 此时汉学教学和研究中心最终形成。瓦西里耶夫于1850年12月10日向学生开讲的“序论”题为《论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意义》，就显出开拓者的气势。他痛切地指出，俄国对中国的了解还很不够，即便是学术界和知识界这样高层次的阶层对中国都不甚了然，“看不到站在我们身旁的巨人，认为他不仅现在，即使将来也没有能力接受教育之光——成为人类当之无愧的强大的推动者——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此而感到羞耻吗。”他还呼吁：“把汉学研究纳入教育范围，用我们研究一切科学的同样方法，考察其各个部分。”[1] 瓦西里耶夫先后在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任教五十余年，在半个多世纪里培养了许多汉学人才。1886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以他的讲课大纲为例，内容就有“四书”、中国报纸、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及著作选读、儒学史、满语、满洲历史、地理和文学等。他为俄国汉学人才设置了高等教育的规范。对此，阿列克谢耶夫评论道：“瓦西里耶夫是学派的领袖及其约百分之九十内容的创建者，他完全在空地上建立了教学，在五十年期间培养了驻中国、驻远东和在俄国国内的俄罗斯国家事务人才，对这种长期的开拓努力，不能不给予应有的评价。”[2] 这期间在东方系任教的还有：阿·伊凡诺夫、阿·波兹涅耶夫(1851一1920年)、阿·鲁达科夫、巴·施米特、别舒罗夫以及巴·波波夫等知名的汉学家。他们使得彼得堡大学的汉学教育保持在高水平上。 鉴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还不能满足实际工作对于东方语言翻译人才的需求，1899年又在海参崴开办东方学院，设有汉、日、朝、蒙、满语，学制四年。第一年全体学生一律只学中文；第二年起才分中日、中朝、中蒙、中满四科，分配学生就读。此外，四科还有共同必修课：神学、英语、对象国地理和民族学、现代中国的政治组织，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近代史、东亚商业地理、政治经济学、国际法、俄国及主要欧洲大国的政体、会计和商品学。足见当时高校培养汉学人才的知识水平。1899一1916年，东方学院培养了三百多名毕业生和两百多名军官，以应急需。 瓦西里耶夫时期已提出“崭新的纲领”，不但有明确的研究目标，而且对研究人员都按高等教育的规格进行培养。他们贡献了有关中国佛教、汉语结构、中国文学史、汉俄词典等一批颇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翻译出数量可观的文献资料。这一切使俄国汉学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瓦西里耶夫强调一切靠自己研究，不援用别人的成果，不与外界交流。这不免失之偏颇，客观上导致了俄国汉学与世界汉学的隔绝。 三 阿列克谢耶夫时期 瓦·米·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年)于1902年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但他经历了到法国访学、来中国进修的过程，眼界比他的师辈更为开阔，一开始就把俄国汉学摆到世界汉学的应有水平上，就其任务、目标、内容和方法提出一系列主张。他真正到职任教是1910年。在近半个世纪中，从实际教学和科研实践里，对汉学人员实行严格的训练，形成了以彼得堡为中心，以他为代表的“阿列谢耶夫学派”。同时，他本人有多方面成果，而且成绩突出；其成果还具有汉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他以论《诗品》的巨著成名，既为汉学研究的专著提供范例，展示了汉学论著(译和论的关系)的结构方式，又率先开始了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成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他的活动有大半时间在苏联时代，因此他的工作不但对俄国汉学作了全面的开拓，而且被尊为苏联汉学的奠基人。在1923年和1929年，先后当选为通讯院士和院士，为后代汉学家所景仰，尊称为“阿翰林”。 这一时期有新老两代汉学家共同创建苏联汉学。老一代知名人物除阿列克谢耶夫，还有鄂登堡(1863一1934年)、屈纳(1877—l955年)、德·波兹涅耶夫(1866—1942年)等。他们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等全面知识，学问渊博，科学上训练有素，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改造俄国旧汉学。新一代名家以直接参加过中国革命实践的青年人为主干，如伊文(1885—1942年)、米夫(1901—1939年)、沃伊京斯基(1893一1953年)等。他们既掌握马克思主义，又有革命工作的体验，使得苏联汉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重视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在1920年，彼得堡和莫斯科同时成立东方学研究所，1921年成立全俄东方学家学会，其研究重点均在中国。这一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也有进一步的译介和研究，其中出现的名家如休茨基(1891一1941年)、什图金(1904—1964年)、龙果夫(1900—1955年)、施普林钦(1907一1974年)等。 阿列克谢耶夫的特殊贡献还在于始终重视汉学学科的建设。他对汉学学科的范围给予明确的界定：“以中文原文资料为依据的各门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包括史学、文艺学、考古学、词汇学、语文学、古文字学、史料学、社会学等)的总和”。 这里有两层意思值得重视。一是不要对汉学作狭义的理解，把汉学等同于中国文学，而是把汉学看作是“有关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语文诸学科的总和”。这样，他就更新了以往的旧汉学概念。二是汉学必须以中文原文资料为依据，因而“必须将从事中国研究的汉学家同描写中国的著作家相区别”。据此，汉学家必须能直接利用中文资料，而且运用自如。阿翰林认为，评价一个汉学家的水平，应当看他对原文的理解和掌握的程度。他指出：“对于汉学家来说，原文就是一种特殊的专业”，“应该通过亲身翻译、研究和综合，把原文转化成我们的思想。这才是汉学家的道路”。这些主张都具有纲领的性质，对于新一代汉学家的成长是有力的指导。 四 第四时期 1951年阿列克谢耶夫去世以后，留下了以他的同事和门生组成的“阿列克谢耶夫学派”，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汉学第四时期。那个学派的人员，虽然有的先他而逝，但多数人仍在活动。根据齐赫文(齐赫文斯基)院士的界定，这个学派主要的成员有：研究中国哲学的休茨基、阿·彼得罗夫，研究中国文学的勃·瓦西里耶夫、施图金、费德林、艾德林、费什曼、齐别罗维奇、克立夫佐夫、瓦·彼得罗夫、孟列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研究中国语言的龙果夫、鄂山荫、施普林钦、雅洪托夫，研究中国和日本学的涅夫斯基、康拉德、孟泽勒，研究汉字的索恩采夫，研究中国文化和图书资料学的弗卢格、布纳科夫，研究中国艺术的卡晋、拉祖莫夫斯基，研究中国经济的施泰因，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杜曼、齐赫文、维尔古斯、李福清等。[3] 这一时期的开端恰好新中国刚成立，正是两国开始文化交流的热潮期，因而促进了苏联汉学的大发展。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新建了不少中国学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培训中心。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都扩大招生以培养汉学人材。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高等学校增设汉学课程。各研究机构的成果数量急剧增长。1958年出版专业杂志《苏联中国学)。次年并入《东方学问题》，1961年又改名《亚非人民》，但主要篇幅仍是发表中国问题的论文。据有关资料统计，1950年到1965年共出版一千零四十一种中国研究的书籍。在此期间，苏联已拥有一支约八百名学者的汉学家队伍，其中有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教授、博士。[4]汉学研究者分布在各领域，主要有三： (1)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如研究经济问题的马斯连尼科夫、斯拉德科夫斯基、皮沃瓦罗娃、雅科夫列夫、波尔佳科夫，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格利布拉斯、屈沙强、贾丕才、鲍利索夫，米亚斯尼科夫，阿斯兰诺夫，研究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的尤里耶夫、格卢宁、杰柳辛、拉赫曼宁、卡瓦廖夫、维诺格拉多夫、阿斯塔菲耶夫、萨波斯尼科夫。 (2)研究中国历史。如研究近现代史的齐赫文、梅利克谢托夫、苏哈尔丘克、格里戈里耶夫，研究古代史的杜曼、稽辽拉(佩列洛莫夫)、列·瓦西里耶夫、克里夫佐夫、克罗尔，研究中世纪史的康拉德、斯图仁娜、斯莫林、多罗宁和西蒙诺夫斯卡娅，研究古代外交史的施泰因，研究西夏史的克恰诺夫，研究女真族史的沃罗比约夫。其中研究近现代史方面还有不少学者，如叶菲莫夫伊柳舍奇金、布罗茨基、郭绍棠(克雷莫夫)、博罗赫、密罗维茨卡娅、克利缅科，研究民族史的伊茨。此外，研究史料学有蒙库耶夫、别辽兹内、尼基福罗夫和斯卡奇科夫。研究哲学和哲学史方面的谢宁、季塔连科、费奥克蒂斯托夫、斯皮林、布罗夫、拉宾娜等。 (3)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如研究语言方面的龙果夫、索恩采夫、科罗特科夫、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雅洪托夫，研究汉语语法方面的鲁缅采夫、戈列洛夫、索恩采娃、扎多延科、科托娃、佳普金娜、舒托娃、扬基苇尔，研究古汉语结构的索弗罗诺夫、佐格拉芙、古列维奇，研究甲骨文的克留科夫。此外，一般的汉语研究的有诺夫戈洛茨基、索科洛夫，辞书研究的鄂山荫、伊萨延科，汉字机器翻译的兹沃诺夫和热列宾。 在中国文学领域为数更多.如文学史方面有费德林、艾德林、索罗金、波兹涅耶娃.比较研究有康拉德.古典小说有费什曼、谢曼诺夫、华克生，古典诗歌有谢列布里亚科夫，民间文学、民俗学有李福清、司格林，古代文论有李谢维奇、戈雷金娜，古典及现代戏剧艺术有索罗金、盖达、谢罗娃，电影艺术有托罗普采夫，现代文学有切尔卡斯基、彼得罗夫、施奈德、苏霍鲁科夫、热洛霍夫采夫、安季波夫斯基、尼科里斯卡娅、马尔科娃，古典名著翻译有帕纳秀克、罗高寿(罗加乔夫)、科洛科洛夫、施图金，“宝卷”译注有司徒洛娃，古代美学有查瓦茨卡娅、波斯特列洛娃等。 此外，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还有一批很活跃的中、青年汉学家，如科布节夫、卡拉别江茨、别仁、斯米尔诺夫、马良文、伊帕托娃、洛曼诺夫、切尔内赫、伊沃奇金娜、沙别里尼科娃、叶尔马科夫、托尔琴诺夫、萨莫依洛夫等。 附注： [1]参阅姜筱禄：《俄国中国学史略内容译介》一文，载《古籍整理与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 [2]转引自《远东问题》1975年第2期。 [3]齐赫文：《科研和教学活动简介》，《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一书“序”，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4]据《俄苏中国学手册》第15页。 作者简介·李明滨 1933年生，台湾台北人。北京大学俄文系教授，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曾荣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著有《中国文学在俄苏》、《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及《中俄文化交流志》等。主编《苏联当代文学概观》，有译著多种。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总第2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