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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十余年，最大感受是每编一本书，都会带来新的见识。“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作为一套分量沉甸甸的大型丛书，自然更是如此。时光飞逝，回首丛书初创，已是两年前矣。转眼间八种书已经问世，接下来十余种也指日可待，规模已然小成！此时小编倒想轻松一点，今儿咱们不谈学术，单纯聊一聊这套丛书编辑过程中的各种八卦。斯人斯事，随笔记来，所谓编辑手记是也。 首先必须八一八主编刘东先生。刘先生在出版界大名鼎鼎，之前主编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我有同事很幸运，入社时正赶上“海外”首部图书《中国的现代化》出版，一晃二十余年，丛书浩浩荡荡、洋洋洒洒出版了近百部，已成中国出版界的一个奇迹，当年的小美女亦已成长为睿智的资深主编。我们戏言，将来她可写从业回忆录，书名就叫《与“海外中国”一起成长》。相比之下，我没那么幸运，一直无缘与刘东先生合作。衔命担任“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编辑之后，某次济南书展，听说刘先生也出席，我赶紧从南京夜车赶去拜见。之前我那位美女同事就曾形容，刘先生是“很能说”的。结果我赶到先生下榻的宾馆，与译林一位美女同仁肩并肩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他对面，倾听他意气风发、风采翩翩的演讲，真是古今中外诗词哲学无不信手拈来，自始至终中气十足、思路畅达，数个小时不带停顿……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很能说”！印象最深的是，每过一会儿，刘先生就站起来，虽然身形庞大，却动作灵活地抓起电水壶，一边继续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一边去龙头接水，放回壶座烧开，一杯又一杯给我和译林美女续水，壶倒空了又接水烧水……如此不厌其烦，循环往复四五轮有余，烧出的整整四五罐开水，全都于不知不觉中，被如痴如醉听他教诲的我们喝掉了！回南京后，邮箱里收到刘先生发来的“西方日本研究丛书”总序，再次被这位充满激情的学者字里行间折射出的温暖博大的胸怀深深感染。后来每次一想起他，我耳边就回荡着那洪亮的声线，那才情四溢的演说……苍天，魅力四射的刘教授啊，他真的“很能说”！ 除了刘教授，“西方日本研究丛书”还有一位关键人物不能不八，那就是总策划府建明先生。话说学者跟明星一样，各有各的范儿。刘东先生的范儿是大江大河、激情澎湃，府先生走的则是斯文儒雅路线。这位中国哲学博士，据说早年在南大哲学系求学时就是有名的青年才俊，博得各路美女校花暗暗仰慕；加盟出版业之后，也是一路风生水起，历年来策划了不少好书，获奖无数。“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就是他这两年的重头作品。好的出版人，不光需要把握图书内容，对于周边的一切也必须全盘跟进，府先生就是典范。合作“西方日本”，我有幸亲历丛书封面设计几易其稿的过程，但见府先生一遍遍审查批复，对美编做详细指示，细致到哪个字要上移还是下挪几毫米，这才成就了丛书现如今素朴大气、各方认可的封面。关于书目取舍、出书宣传，府先生更是亲力亲为，运筹帷幄。借用我们编辑行当惯用的一个动词，这套丛书，跟他历年来策划的许多图书一样，都是一点点“磨”出来的。我编辑这套丛书时，每遇棘手难题，时常想起府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编辑的敬业态度，不免也是振作精神，一个字，“磨”。但求成书之后，遗憾减到最小。 接下来要八的，是这套丛书的诸位翻译帅哥美女了。给大家透露一个行业秘密：话说我们这些外版书编辑，手头都秘藏一份“黑名单”，记的都是不宜继续合作的译者们……虽然这种名单说来有点无情，但是不论酷暑寒冬，坐在桌前一行行核对原文，在改得面目全非的译稿上继续寻找缝隙，一句一句重新加工译文的痛苦，又岂是外人所能想象？所以做编辑的都怕遇到不合格的译者。这套“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工程浩大，自然牵涉到大量移译问题。所以我始终有点战战兢兢。尤其是，虽然原文多为英文，内容却涉及日本各朝代的方方面面，满眼皆是英文拼写的日语单词，翻译难度可想而知！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到底我泱泱中华，人才众多，竟然天降神兵般涌出那么多优秀译者，既通英语又擅日文，奇迹一样将这些难啃的骨头一根一根啃了出来。 赵坚老师，人在日本，中英日三语流畅，为译《秀吉》，直接查核日文原始资料，将美国作者引用时的理解错误一一核出，使《秀吉》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转译之后的中文书，竟比英文原著更加精确到位！《日本劳资关系的演变》是一部追溯日本从近现代向现代过渡中，重工业的发展演变史的罕见著作，以翔实的史实数据反映时代变迁，对我国工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书中提及无数名不见经传的日本近现代工业作坊，要一一查实，难度可想而知。没想到译者张锐却是全套丛书第一位交稿者，短短年把时间，就将大部头史料著作的译文发至我邮箱，译笔精确到位、质朴流畅。优秀译者不能放过，于是我赶紧与张姑娘又签下《早期日本的人口、疾病与土地》的翻译合同。张姑娘应该还很年轻，聪慧、有才、高效，我看好她！牟学苑、油小丽两位老师，身处祖国西北边陲，默默做学问。他们译的《美国的艺伎盟友》和《消逝的话语》，准确流畅，赏心悦目。每次给他们寄样书，往信封上写他们所在的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名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好神奇的感觉！山东汉子王金旋老师，不畏艰险，一头扎进知行国、目代、刈田狼藉、鹫头庄这些可怕的词汇堆里，一扎就是将近两年，不负众望，完成了《中世纪的日本大名》的翻译！还有厦门大学的张光老师，译的是《明治维新》，丛书中相当有分量的一部，系从西人的中立角度，追溯明治维新的来龙去脉，尤其偏重西方思想对改革的引领功效。原书写得好，译稿译得也棒。只是从条分缕析，井井有条的译文推断，我以为张老师是一位冷峻学者，然而在译后记里，却意外地看到他八卦兮兮地向读者推荐什么日本大河剧。看来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怪兽，我们的张学者也不例外……丛书译者还有许多，篇幅所限，只能在此一并致谢。各位老师，感谢你们为中国出版业作的贡献！ 中日关系是一个恒久话题。长期以来，国人对于日本，难免仍陷于“要么一味宣扬一衣带水，要么一味指斥靖国神社”的简单二元论。而这，与中国国际地位举足轻重的大国身份未必相符，与理性冷静的分析境界也仍存差距。所幸，正如刘东先生所言，现如今，“中华民族终于成长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所享有的内外条件，使之已经不仅可以向其国民提供更为多元和广角的图书内容，还更可以向他们提供足以沉着阅读和平心思考这些图书的语境”。本套丛书的推出，正是为了借开放开明的时代之风，为国人对于中日关系展开更为深邃成熟的思考垒造基础。所谓“重审”，如何着手？——府建明先生提出一句富有深意的口号：“借双眼睛看日本”。我们刻意甄选优秀西方学者的著作译介，就是为了寻求一种相对客观公允的视角，帮助受众在阅读过程中，避开非此即彼的辨识迷潭，冷静打量我们的重要邻邦，以充分吸收利用其提供的发展先例，让我们的现代化之路走得更加流畅精彩。毕竟，用大俗话来讲，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我们多年来一切探寻争执辩论努力的最终诉求，不是吗？ 总之，“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的策划出版，是抱有雄心壮志的，那就是为了让中国成为一个更加胸襟博大、坦荡公正的文化大国，让中国的发展之路走得更加稳健。区区一套图书，有可能承担起一个宏大使命，在一个国度对另一个国度的整体看法中，播下理性、冷静、成熟的思考之种子，让我们“逐渐建立起全面、平衡、合理与弹性的日本观，从而在今后同样充满类似机遇的发展道路上，既不惮于提示和防范它曾有的失足，也不耻于承认和效仿它已有的成功”吗？这，只能留待时间来考证。不过，此刻我倒有一个想法，愿与奋斗在第一线的各位译者老师分享：参加“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的翻译出版，或许只是我们个人生涯中的一小步，汇集起来，我们共同迈出的却是富有深意的一大步。因为，当一种空白得到填补，当一份思路终于提出，一个新的过程就正式进入了启动程序。而很多时候，史诗也无非就是这样从一点一滴构筑成形的。诸君共勉之！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05日08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