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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围绕一组由欧阳修所作的散文展开讨论，其主题都是快乐的性质和来源。不同作品对快乐的来源给出不同的答案，其中《丰乐亭记》将其追溯为国家的和平统治。滁州人民大都与世隔绝，忘记了一个世纪以前此地发生的战乱。作为太守的欧阳修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人民：他们的快乐并非自给自足，而是由于他们是天下承平的一部分。二十年后，苏东坡在《喜雨亭记》里回应了欧阳修的《丰乐亭记》。当时扶风可能面临大旱，苏东坡通过命名他的亭子，来纪念持续的雨季这一“恩赐”。他在散文结尾追问这种快乐的赐予者是谁，并得出不知快乐来源何在的结论。本文末尾则讨论将文本置于“家族”中来阅读的方式，这些文本提出共有的问题，并呼应此前的相关文本。 我们首先来看欧阳修熙宁五年（1072）即去世前两年所写的《六一居士传》。实际上，欧阳修在其大部分写作生涯中都在书写快乐。景祐三年（1036），他被流放到穷乡僻壤峡州的夷陵县，却以幽默的笔调描写此地的荒凉：街市非常狭小，太守路过时也不得不走下官轿；鱼肆臭味难闻，以至于太守也不得不捂住鼻子快速通过（“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但太守为欧阳修准备了舒适的居所，所以欧阳修并没有因进谏导致贬谪而后悔并感到痛苦，而是忘却了忧愁： 某有罪来是邦，朱公于某有旧，且哀其以罪而来，为至县舍，择其厅事之东以作斯堂，度为疏洁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与宾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弃恶地，处穷险，使其憔悴忧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赖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顽然使忘其有罪之忧，是皆异其所以来之意。 此段文字出自回忆文章《夷陵县至喜堂记》。至喜堂无形中消解了朝廷的压力，也使作为贬谪之官的欧阳修不至于悔恨交加。 我坚信苏东坡在熙宁七年（1074）撰作《超然台记》时，对欧公此记一定了然于心： 余自钱嵣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 然而，欧阳修与苏轼在困境之中的快乐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似乎与道学的兴起息息相关。对欧阳修来说，快乐需要附着在世间某些物品、建筑和地点之上。在夷陵，就是太守提供的相对舒适的住所。不过，苏东坡却宣称快乐只来自其本身，就如《超然台记》所写的那样。 在欧阳修《画舫斋记》中，因船被比作书斋，舟行的艰险也被化解为乐事： 乃忘其险阻，犹以舟名其斋，岂真乐于舟居者耶？ 但随后他想到，待在船里毕竟也是一种幸福的状态： 然予闻古之人，有避世远去江湖之上终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乐也。苟非冒利于险，有罪而不得已。使顺风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则舟之行岂不乐哉。 对于将失意与忧愁转换为快乐的思考过程来说，建造书斋并为其命名至关重要。 关于快乐与命名最著名、最动人的篇章出自欧阳修1040年代中期滁州任上的作品。作于庆历五年（1045）的《丰乐亭记》以欧氏特有的风格起笔，这种写法我们关注较少：“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这并不是说欧阳修主政滁州已一年，却从未尝过当地的水——除非他只饮酒。欧阳修可是品鉴水的行家。这应该说的是他主政滁州一年后才发现此地的水是甜的。这个开头设定了这篇记的主题，即有些事物因离我们太近而显得太平常，以至于被我们忽略。他一发现水是甜的，便开始寻找它的源头（源/原），在本文中，其字面含义即是泉水。甘水之源又与滁州百姓被忽略的快乐联系在一起：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于其间。 泉源很近（“得于州南百步之近”）。一般来讲，难得之物或得之于远，或远涉得之，如最昂贵之物来自远方，最好的计划遥不可及，深刻的含义亦深窅难寻。即使《论语》首章说到快乐，也称来自远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但在《论语》中，子夏却认为，“近思”是获得“仁”很重要的手段。子夏云：“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从近处思考确实是宋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从沈括的自然科学到理学家的哲学观察，知识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是可以通过考索近处而得到。 尽管近在咫尺，但泉源并不显而易见；实际上，它似乎表现为是在很远的地方。丰山笼罩其上，幽谷处于其下，泉源隐藏于幽花绿树之间。太守为了自己与滁州百姓的快乐而在此处建亭一座。他渐渐发现了隐藏在山间的一切。 我想多谈一下幽谷，这估计是个形容性的地名。它可能“窈然而深藏”，但欧阳修让大家都知道了它。在文章的下一部分中，我们将看到这正是欧阳修安置陵溪大石的地方，好让众人都能欣赏到其美。如果他把石头放在任何普通的“幽谷”，那么其就会显得很奇怪（他写道：“弃没于幽远则可惜。”）。地形——即使是像幽谷那样的“幽隐”之所——也会在国家版图的标记中变得清楚。 只找到甘水的源头还不够，地点必须清楚，水流必须可控、可引导（正如大禹治水那样），标志性的建筑也必须在此地建起来，并为其命名。部分幽隐的山水进入到国家版图的标记中。 欧阳修为亭子起的名字包括两部分：“丰”既是此泉所出之山之名，也寓意着滁州民众祈盼的丰收，“乐”则似乎蕴含欧阳修及滁州民众远游至此亭带来的欢乐。荒野之气一扫而空，泉源也掬手可饮。通过书写，太守为百姓发掘了甘水与快乐的源泉。 必须发现甘水的源头，滁州百姓快乐的源泉也需要发掘，但这与发现泉源的简单相比，更为复杂。它等待太守欧阳修的发现。当他离开城中，前往隐藏在山水之间的泉源时，语脉突然转向同样隐藏在山水之间的往事：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主题与叙述重心的转移很有意思，中国传统古文批评家会注意这些方面。它们极具艺术性，并不是简单的组合，而表现了建立联系的思维方式，如林云铭《古文析义》评云：“忽就滁州想出原是用武之地。”突然我们的注意力被导向滁州周边的山水、清流山、五代末年发生的战争，然后转向后来宋太祖赵匡胤俘虏南唐将军皇甫晖、姚凤的滁州东门，当时赵匡胤还只是后周的将军。我们于是认识到欧阳修寻找源头，寻找快乐之源，就如同他寻找水源那样。貌似近在咫尺，其实远在天边。但当他开始探索这个“源”的踪迹时，它们与水源不同，无迹可寻。欧阳修感到惊异，那些英雄事迹如何在时间的流逝中灰飞烟灭的，即使当地人也记不起多少。历史在自然山水的美景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今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之后我们来到一个特别的场域，百姓生活于其中，与世无争，自得其乐；但另一方面，这种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却使之成为兵争之地。百姓平静地生活在其间，没有意识到或不知道他们的快乐建立在国家承平的基础之上。当发现藏于植被之下的泉源时，欧阳修也将被遮蔽的历史往故与现时快乐的来源公之于众。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之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庆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知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 让我们回到欧阳修的快乐上，其乐在于民朴事简。欧公此记意在让百姓从更大的语境中明白他们的安乐。尽管治下“无事”，因此太守也没有日常的“事务”，但“刺史之事”也就变为彰显皇上的恩德——这也是对孟子所谓“以与民同乐”的响应。 这种快乐迥异于和太守一起游赏参观亭台的欢乐，也不同于与世隔绝的自得其乐。最后一段的叙述中，欧阳修又写道，快乐包括知道为什么快乐，快乐多来自于意外，快乐在战争与苦难中多么难得，同时也暗示着快乐极易消失。太守是外来的——来自于本地以外，却知道本地人已经遗忘的往事。太守之“事”就是唤起当地人的陈年旧忆，并投射到当地人的快乐之上，让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快乐，对朝廷心怀感激，否则朝廷就会对他们弃之不顾。 文王的“与民偕乐”也是相同的快乐，即他需要与民同乐才能享受到这种快乐。欧阳修明白快乐有很多种；事实上，快乐的等级与人存在的等级以及社会的等级是对应的。快乐的等级越高，对快乐的自觉也就越强。 对于欧阳修来说，快乐的图景有明确的形状，快乐的等级在其中以同心圆的形式呈现。他发掘出一处场所，加以命名，并占据中心；其他人聚集在他周围，他享受自己的中心位置。他对于场所的命名来源于自己的名号。最小的情形是六一居士，周围有五“物”，加上一老翁组成了他的新号。在滁州，四周皆山，他命名某处为“丰乐亭”或“醉翁亭”，快乐的百姓围绕着他，亭子的周边也堆着从陵溪运来的石头。在国家的山水之外，他的文章也被友人传阅。蔡襄、苏舜卿、梅尧臣在读过《丰乐亭记》后皆有唱和。在滁州，他让离其最近的弟子曾巩也给另外一座亭子写记，而欧阳修依旧是曾巩记文的中心。 曾巩之记从各个方面而言呈现的都是弟子之声。他描写的醒心亭建于丰乐亭之后。其目的是为了游人在前一座亭子里醉酒后能在此处醒酒。曾氏亦云，他作此文“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曾巩《醉心亭记》（1047年）云：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凡公与州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为才且良，禽鱼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虽为弟子，曾巩亦想象能代老师言志：“公之乐，吾能言之。”当然，曾巩解释说欧阳修的快乐不在眼前的情境，而来自国家的安定，这种快乐也表现在自然风景之中。 对于欧阳修本人所言的，曾巩之文是一个有趣的转折，即国家的安定是快乐的前提而非目的。这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区别。曾巩明确否认了欧阳修在自然风景及远游欢愉中发现的快乐（“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欧阳修自己从未这么说过，山水及远游之乐确实是快乐的起因，但欧阳修也认识到，这种快乐只是因为并通过国泰民安才能实现。对代表年轻世代的曾巩而言，此时此地的快乐都只是“道”的比喻性的实体化（figurativeinstantiation）的快乐。也许曾巩所认为的快乐最核心与抽象的目标，就是上文末尾描写欧阳修快乐的几句话：“禽鱼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正如中国诗人通常准确观察到的那样，自然世界与人类的苦难及国家的兴衰并无关联。曾巩对上述文句的补充很是引人注目，无疑承认自然世界只是道的具体的实在化。好像幽默的经验主义者，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截然不同的表述：“游人去而禽鸟乐也。”当欧阳修表明百姓的幸福离不开国家时，他也认识到禽鸟对游人及其国家毫不在意，只关心自己能否不被打扰。 陶渊明的桃花源在中国文化中十分重要，因为它想象了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一个自给自足而不隶属于国家的社会空间。它是全权帝国里的真空地带。桃花源的命名来自外部世界夹岸数百里的桃花林。 欧阳修是我们“桃花源的长官”。“环滁皆山也”，正如桃花源被群山包围，与世隔绝，滁州亦是外人绝少涉足的所在；它是未经人认知的乌托邦，而且当地人似乎不知道当地的历史往事以及外在世界发生的事情，一如桃花源中的村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里的捕鱼人告诉村民历史上秦朝以来发生过的事情；在《丰乐亭记》中，欧阳修力图让滁州百姓知道他们自己被遗忘的历史——仅仅一百年前就在此地曾经发生过的战乱——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提醒百姓，他们的幸福是如何依赖于国家安定的。捕鱼人一离开桃花源，就再也无法回去，而桃花源仍在国家统治之外。欧阳修是外在国家的代言人，欧阳修命令在县衙周围建造公共建筑，并镌刻上姓名与日期；建造与民同乐的建筑，教给当地人历史及等级，使他们明白自己只是更大整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滁州百姓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那么国家就没有必要存在。通过唤起被他们遗忘的战乱，太守告诉他们自己的安乐离不开朝廷的恩德；太守与民同乐正是对国家体制的颂扬及对容易被忽视的权力等级的重申。 欧阳修此时最著名的文章当然是《醉翁亭记》，其作于《丰乐亭记》成文一年后的庆历六年（1046）。我们在新的场景里看到相同元素的回归。《醉翁亭记》延续了权力等级的主题，而权力等级与知识等级及快乐等级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与定位与命名的权力紧密相关。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此记的风格既特别又著名，但有必要探问一下该文为何重复使用关联词（X者，Y也）。选址与命名来自于权威的声音。文章开头聚焦于山水中一个单独的点上，需要定位并命名，直到最后称太守有权命名。《醉翁亭记》以点出作者结尾——这并不像记体文标准程式那样简单——作者虽处于万物与万民之中，但只有他有能力写出这篇记，这种能力赋予他作为外部世界的代表。他既处于万物的中心，万众聚焦，又能从外部看到自己处于万物的中心。 我们应该仔细考察一下这是如何运作的。滁州是《丰乐亭记》中描写的万民之乐的背景，万民之乐肇始于对隐藏之原/源的发现。《醉翁亭记》更为戏剧化地聚焦于植被下一个单独的点。欧阳修从滁州本身的大视野开始运笔，它为群山万象所包围。背景聚焦于全景的四分之一，然后转向藏于苍翠之中的一点。我们立刻进入这个密封的点中，先是循着水声，然后沿小溪前行，这将我们引向了亭子，此亭将是滁州百姓快乐远游的休憩之所。如果这种戏剧化控制的视野移动中存在什么经验的话，那么就是特定的地方——快乐的背景——处在更大的世界之中。他刚在《丰乐亭记》中追溯甘水的源头，又在本文中跟随水声并沿溪水前往亭子，此亭早已建好，只等着太守来加以命名。 小溪已有其名，即酿泉，其在循水声寻泉源时首次出现。小溪引导我们转向了亭子，它最初由其建造者，当地一位僧人构建于此。太守后来利用自己的权力不仅命名了此亭，而且还用自己的号来命名。文本中的作者自问自答，创造了一个自我中心的场景。此亭的新名与溪名酿泉相结合，确定了源头与结果的国家秩序：以酿泉之水酿酒，酒使太守醉倒，而太守正是命名此亭之人。 此亭肯定不是僧人亲自建成的，他一定请人建造了它。建亭的花费来自他的化缘。很难说这种捐助完全“自由”，肯定受到祈求护佑与对因果报应恐惧的驱使；但它们与国家的赋税与劳役相比，还是比较自由的。作为长期封地的寺院庙产，被朝廷象征性地占用，作为戏剧场所，演出与朝廷德政相共鸣的场景。正如欧阳修挪用陵溪之石是为百姓着想的那样。 我们也许应该在“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这段停一下，它的翻译是“Whowasitnamedthepavilion?—thegovernorclaimsthisforhimself”（谁命名了这座亭子——太守说正是他自己）。第二句有两层含义：“太守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它”（答非所问，除非我们认为“名之者谁”意为如“谁将自己的名字借给了它”之类的意思）与“太守自己称呼它”。二者似乎都没错。正像六一居士之命名，自我命名得到了延伸，并与近前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另外，不稳定的“谓”变为稳定的“名”。名字需要得名之由：醉酒的场合与被称为“翁”的合理性，事实情况是他是在场最年长的人（尽管他也会否认这一称谓的适用性）。作为一群人的长者，并不能合理解释“翁”这个字，而且我们很快又发现“醉”字亦有问题。 太守与宾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五柳居士的轶事是理解此文的背景：“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醉翁则更容易醉酒：“饮少辄醉。”但这些宋代的新别号都只是相对的和象征的：这不是“正名”，而是另有所指。“翁”仅仅显示年纪大，用以掩饰这一特定的称谓。醉态甚至不是它本身，而只是错置的所指（signifer）：“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对于五柳居士来说，他的“意”实际上只在酒本身；对于陶渊明来说，“意”不是所指的世界，而是饮酒的欲望；如果有更大的意义的话，那就在人身上。正如太守将自身之号转移到亭子上那样，太守的心思也从山水转移到酒上。从山水之间（欧阳修在语言上将自己置身“在乎山水之间”，一如他后来作为六一居士处理五件消遣之物那样）转移到欢愉上有一个过程，先是得之于心，而后是“寓”（亦“现”）之于酒。酒不是获得愉悦的“手段”，而是其形象的外在表达。 如果我们比较陶渊明与欧阳修的世界，那么就会发现区别非常明显。在陶渊明那里，生活的物质世界就像看到的那样。如果陶渊明观看落日下山中的岚气，并从中发现所谓的“真意”：“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那么陶渊明的“真意”是在物质世界之中的，而并不是“寓”于观看者的心灵之中的。在欧阳修那里，物理的风景并没有完全被命名、被描绘为物质世界，而是有待阐释的所指世界（aworldofsignifiers）。内含并不固定，新的阐释总是不断生发出来。欧阳修在文章中谈及山水之乐，但最终却是他的快乐存在于他人的快乐之中：“太守之乐其乐也。” 下一段，欧阳修描绘了一天与四时的变化，他用无穷之乐弥平了醉翁亭在时间与季节上的不同。人、地、名都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某一时段的风景是变化的，并且这种变化似乎是无穷之乐的条件。快乐的持续性也是拥有醉翁亭的条件。 这时，其他百姓开始来往于欧阳修的山水世界。他们钓鱼、酿酒、摘菜，太守依然是所有活动的中心，他称自己是宴会的主人，说此“太守宴也”。他起初是微醺，宴会活动围绕着太守，最后他还是宴会的中心人物，已然醉了。他在文中早就声称作为太守，自己是他们中地位最高的。 我们来看下文关于生物等级的一段，这同时也反映了快乐的等级。最底层的是鸟类，它们只要人类离开就能获得欢愉，并且无法理解与分享人类的欢愉——的确，要实现它们的欢愉就需要清除人类的侵扰。第二层是百姓（民），他们结伴来此，畅快游玩，但不能理解太守的欢愉，太守的欢愉存在于他们的欢愉之中。这是政治意味浓烈的“国家儒家思想”（stateConfucianism），呼应了孟子解读《诗经•灵台》时所说的：“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统治者能够快乐，是因为他能与百姓分享快乐。这也许是欧阳修此语的语境，但“偕乐”又不同于“乐其乐”，后者更为复杂。 最后，我们来看最终的命名：从“醉翁”到“太守”，他最终称自己为“庐陵欧阳修”。在古文中以第三人称来描绘作者自己很常见，但此文却将其贯穿始终，就像通过某种终极的媒介，“我”在“他”的影像中发现愉悦，而他发现他的愉悦在众人之乐中。本文中的欧阳修不是“欧阳修”，他更是一个“长官”，是整个国家官僚体系中的一员。难怪，欧阳修一从跌爬滚打一生的官僚体制中退休后，便在《六一居士传》中创造出新的“事物”体系来界定自我。 我们也许应该回到欧阳修的“乐其乐”上，同时也要注意一位欧阳修同时代人写的一首创作时间未详的诗，他依然纠缠于快乐之中。此人便是邵雍（1011—1077），而创作时间不详的诗是《无苦吟》： 平生无苦吟，书翰不求深。行笔因调性，成诗为写心。诗扬心造化，笔发性园林。所乐乐吾乐，乐而安有淫。 这完全是自我生发的快乐，为了快乐不需要知道你很快乐，而需要知道快乐本身并不处于直觉的经验中，而在次级的、反思性的经验中。邵雍似乎认为更直接的快乐有过分之虞，即所谓“淫”，只有自我意识的阻断才能让人免于思想不受控制。 这一时期的文本彼此呼应，也回应着早先的文本。当滁州百姓热情地聚集在欧阳修周围之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已经在更广的范围内流传了。欧阳修的朋友，无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围绕着此文，都寄来诗，有时还有古文，颂扬其与民同乐之乐。苏东坡是欧阳修另一位年轻的挚友，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为年长的欧阳修所遭受到的批评辩护。苏东坡的发展势头很好。在1040年代中期，欧阳修还主政于多山的穷乡僻壤滁州；1061年，26岁的苏东坡刚刚通过制科考试，得到第一个职位，任干旱少雨的陕西凤翔府的签书判官。在《喜雨亭记》中，他向《丰乐亭记》的作者致敬，并戏仿了此文： 欧阳修说：“修既治滁之明年。” 苏东坡说：“余至扶风之明年。” 当然，苏东坡只是个小小的签书判官，不能用“治”这个词，所以他用了“至”，可能古代汉语中“治”、“至”并不同音，但在现代汉语中两者发音完全相同。 苏轼《喜雨亭记》（1062）云：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树，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益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不同于滁州的祥和，那里每个人似乎都很快乐，扶风人则经历了因大旱而忧虑到因雨从天降而喜悦的感情变化——喜雨亭正建于天降甘霖之时。 如果是欧阳修，他也会在百姓的快乐中感到快乐（“乐其乐”）。在欧阳修那里表现为公共福祉的事，却被苏东坡视为私人之事。苏东坡并不是严肃地在说私人之事，相反他以幽默的口吻言之。他完全根据自己的个人利益来对待降雨。他与几个友人想在亭中赏乐。如果干旱持续，就会出现饥荒，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盗贼横行，这些都会让官员“有事”。那样的话，他与友人将无法享受快乐。苏东坡期望得到的放松无疑是老天送来的甘霖，他将此亭命名为喜雨亭来纪念这件喜事。 欧阳修文章主要的曲折是有关责任的疑问。对他来说，正是大宋朝廷之建立以及随后国家施行的恩泽，才使快乐得以实现；作为太守，他正是国家的代表。苏东坡使用了“赐”一词。首先，它是上天的恩赐：“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其次，这也是雨水对苏东坡及其友人的恩赐：“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 使用“赐”这个字，便必定存在恩泽的赐予者。这种谁或什么应负责的不确定性把我们引向一种幽默的解决途径，这是典型的苏氏风格，在文章末尾有趣的“歌”中，他试图寻找那个赐予者。谢忱应该要表达——主要是因为苏东坡使用了“赐”字——但没人知道该感谢谁。我们觉得有趣，是因为没有人对这件好事负责。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有时也充满喜乐。 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小地方，苏东坡说出了欧阳修没有说的：“吾以名吾亭”，苏东坡称其为“吾亭”。 阅读 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文本不是单一的，正如《六一居士传》显示的那样，而是关于“乐”的发展性话语（developingdiscourse），文本在友人间传递，他们对原来的文本加以补充或改变，这都发展了原来的文本。从1036年至1062年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从一系列关系非常密切的文本“家族”（familyoftexts）中观察到这一点。我们通常孤立地阅读这些文本或将其作为“宋文”的代表，但它们最好被当作一个文本“家族”来理解，这个文本“家族”对于理解其中的单一篇章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苏东坡《喜雨亭记》的结尾有点戏谑的意味，但我们需要联想到欧阳修的《丰乐亭记》，才能完全理解东坡的幽默。 有很多纵横交错的文本“家族”。这许许多多的文本背后都有文学上的祖先存在，比如陶渊明。某一位作家有一系列文本，如欧阳修，从早先景祐三年（1036）任职郡县直到晚年写作《六一居士传》时，他都一直在思考“乐”的本质。还有他人撰写的响应文章，如曾巩的补充阐扬或苏东坡的幽默戏仿。 在阅读中，我们应学会注意令人惊奇的东西，尝试想象其最初被诵读时的声调。中国的一个学术传统就是非常重视记诵，似乎人们只有记住一个文本才能理解它。记诵固然有其好处，但其缺点亦不可忽视。当你背诵文本时，所有字句都是熟悉的，语句自然流出，很容易将惊奇的东西视为平淡无奇。引经据典很容易，但发现其中的妙意却很难。文本变得太过熟悉，完全不同于苏东坡首次读到欧阳修《丰乐亭记》时的情形。当欧阳修写下“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时，他本人正在谈论非常熟悉的事情，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它；如果文本变得过于熟悉，如记诵过的那样，我们就会由于太熟悉而不会留意到这一段。但它却引起了苏东坡的重视，所以他在创作《喜雨亭记》时加以戏仿。 这不是说，在阅读时我们应该努力找寻陌生化的时刻，而是应该注意这种以似乎自然的方式展开的方法——所谓“开门见奇”。当这些句子出现时，你通常会发现这些奇句很是一般，但却是整篇文章立意的中心环节——在欧阳修的例子中，就要注意那些习焉不察或近在眉睫的句子。 用“家族”来形容一系列文本是非常好的隐喻，既因为家族成员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和亲近；又因为家族成员之间过于熟悉，以至于有忽视家族特性与活力的危险。 原载：《铜仁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