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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時代的學術，都有其自身面對的問題，為了解決問題，需要有相應的材料和方法。然而問題的種類、層次和性質不同，清代詞論家為了推尊詞體，曾經提出“拈大題目、出大意義”（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八）的口號，因此，我們也需要把考慮的焦點集中在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上。當然，由於認知角度和追求目標的差異，這裡所說的“大題目”、“大意義”，也只是就我個人所能認識和把握的範圍而言。 阮元在嘉慶年間曾說：“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十駕齋養新錄序》）。以百年升降衡論現代學術，今日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反省西方學術對於中國學術的影響和改造。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東亞研究所面臨的，它是整個中國學術乃至東亞學術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去年十月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曾經主辦過一個漢學會議，我作了一個題為《從“西方美人”到“東門之女”》的發言，用春秋時代“賦詩斷章”的方式，對百年來中國學術所遭遇的問題與困境予以描述，不妨在此略作櫽括。我覺得，《詩經·簡兮》中“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云云，就是現代中國學術的一個傳神的寫照。這裡的“美人”，既指美艷之人，也指歐美之人，兩者已是一而二，二而一了。黄遵憲在《日本雜事詩》中，對明治後期日本文壇風氣的轉變有這樣的描寫，時人“變而購美人詩稿，譯英士文集”（《日本雜事詩》卷一），這代表了十九世紀末以來百年間整個東方文化的大趨勢。在中國大陸，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大量西方譯著在中國學術界涌現，即便僅就其中的漢學部分而言，其數量也是極為驚人的。本來是作爲“他山之石”，卻不知不覺演變成潛在的金科玉律。生活在十九世紀的陳澧曾感嘆：“我未見貴遠而賤近者也，大都貴近而賤遠耳。于近時之風氣則趨而效之，于古人之學術則輕而蔑之。”（《東塾讀書論學札記》）而在二十世紀，則貴西學而輕中學，用《邶風·靜女》中的句子來形容，真是“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在自己的論著中引用上一兩本漢學著作或一兩句漢學家言論，不管那個著作是優秀的還是平庸的，不管那個言論是精闢的還是荒謬的，似乎就能够增加自身論著的學術份量。至於在學術方法、理論框架以及提問方式上的摹倣套用，就更為比比皆是了。反之，在歐美學術，即便是歐美漢學的傳統中，也早已形成了其優越感，這正如薩義德（EdwardSaid）所概括的歐美東方學的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西方文化內部所形成的對東方的學術權威。……它被人為構成，被輻射，被傳播；它有工具性，有說服力；它有地位，它確立趣味和價值的標準。”（《東方學》，頁26）我並不完全贊同《東方學》一書中的觀點，但上述引文是我認同的意見。在歐美漢學研究界，漢學家所樂於承認的中國學者的工作價值，往往只是體現在文獻的整理考證上，至於理論和方法，他們不僅自有一套，而且對其自身傳統以外的也不屑一顧。對此，我們似乎應該平心靜氣地加以反省。在我們的研究工作中，是否僅僅重視了文獻的收集整理，而忽略了問題的提出與分析？假如我們的研究工作，在課題選擇、理論假設、思考框架、主題意義和價值上都取法乎歐美漢學，那又如何能够奢望他們的垂意呢？令人擔憂的是，今天各大學紛紛以“與世界接軌”爲口號，對海外漢學更是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學者撰文著書，不用說理論框架，甚至連製題都倣傚歐美。東亞研究也不外之。去年有一位日本的東洋史學者訪問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這是二十世紀在中國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機構之一。當他結束訪問，談及印象時，他向一位年輕的學者流露出這樣的觀感：歷史語言研究所不過是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的附庸而已。今年三月，我也收到一位日本學者在上海出版的一部新書，其中文版序言的第一段写道：“對于大多數的中國讀者來說，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恐怕都是在閱讀本書時才首次接觸到的名詞。……對于當代的中國學者來說，恐怕很多人從未聽說過上述兩者。”多麽傲慢的口吻啊！八十多年前，陳寅恪曾有“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的感嘆，八十年後，中國學術在國際上究竟有何地位可言？即便是有關中國的研究，又是否得到了幾分尊重？面對真實的學術世界，任何一顆有責任感的人文心靈，如何能够不深感傷痛？而這，就是我想要表達的今日東亞研究的問題所在。 前些年，裘錫圭先生曾經提出“古典學的重建”（參見《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問題，余英時先生則提出了“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參見《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無論是“重建”還是“再出發”，都涉及到材料、觀念和方法的問題，只是裘文偏於材料，而余文偏於觀念和方法，其中心觀念，也就是“中國人文研究擺脫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發”。針對以上提出的問題，今日東亞研究最重要的材料和方法是什麽呢？坦率地説，就解決以上問題而言，我不覺得還有比域外漢籍更為重要的材料。 去年是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成立十週年，近十年來，域外漢籍研究在東亞地區，尤其是在中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儘管學術界對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尚不盡一致，但就其實質而言，對這一大批文獻的研究可以說還處於方興未艾的時期。在我的認知中，域外漢籍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對於某一類文獻的總體稱謂。所謂“漢籍”，就是以漢字撰寫而成的文獻，“域外”則指中國疆域之外，故域外漢籍即指存在於中國之外的用漢字撰寫的各類典籍，其內容大多植根於中國的傳統學術。學術研究範式的改變，無非取決於材料、觀念和方法的改變，其中材料是最爲基本的。只有重建文獻基礎，才能最終達成對研究現狀的改善。上世紀三十年代，胡適在列舉當時的“新資料”時，就已經提及“日本朝鮮所存中國史料”（王汎森輯《史語所藏胡適與傅斯年來往函札》之十七），部分接近於這裡所說的“域外漢籍”，但對於這些資料的運用，可以說微乎其微。1986年首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召開，在其後出版的會議論文集的《編者弁言》中也指出：“這些學術論著多是以往漢學家們不曾注意，或是根本生疏的。”一方面是域外漢籍本身所固有的重大價值，另一方面是許多學者對這一學術資源的陌生，甚至由於陌生而導致對其價值的漠視或貶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因此，儘管距離胡適的說法已經過去了七十多年，域外漢籍仍然是今日從事古典學研究的“新資料”。 域外漢籍雖然是以漢字撰寫，但却不是限定在漢民族或華人圈內。當我們把歷史上的漢字文獻賦予一個整體意義的時候，我們的眼光自然就超越了國別的限制；當我們觀察問題的視野超越了一鄉一國而擴大到天下整體的時候，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就會具有不同凡響的意義。域外漢籍是一個豐富龐大的學術資源，它會向我們提出許多新鮮的學術話題，形成新鮮的學術方法和學術理念。所以，它既是古典學重建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其本身也應該成為古典學研究的對象。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無論是新材料還是新觀念，它們與舊有的材料和觀念是相配合、相表裡、相參證的關係，而不是相對立、相剋伐、相取代的關係。王國維在1923年就指出：“新出之史料在在與舊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器物之學與經史之學實相表裡。惟能達觀二者之際，不屈舊以就新，亦不絀新以從舊，然後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可信於後世。”（《殷墟文字類編序》）如果將這一理念再往上溯，則可舉出朱熹的兩句詩：“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鵝湖寺和陸子壽》）舊學不經過新知商量，難臻邃密；反之，新知不經過舊學培養，也難致深沉。 材料由觀念統帥，方法由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決定。陳寅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云云是學術界耳熟能詳的一段話，但人們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新材料”而忽略了“新問題”。如果没有新問題，那麽，即便有無窮的新材料也形成不了“時代學術之新潮流”。而今日中國學術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能否提出並實踐一種有別於西方的知識生產方式。為此，我在2009年提出“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並且在今年出版了一部同題論著，用以概括十多年來我在學術上的一個努力方向，也是試圖對當代學術所面臨的問題和困境作一個初步的回應。這一思考是沿著溝口雄三（MizoguchiYuzo）的思路而來，誠如他指出：“迄今為止，特別是近代以來，以歐洲的視角來看待中國乃至亞洲，已是很一般的事。”因此，他提出“以中國為方法”，其目的是“想從中國的內部，結合中國實際來考察中國，並且想發現一個和歐洲原理相對應的中國原理。……以中國為方法，就是要追求那種對原理的、同時也是對世界的創造”（《作為方法的中國》）。二十世紀的中國乃至東亞研究，是以西方的、歐洲的、美國的觀念為中心，為了擺脫其困境，掀開歷史的新篇章，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及東亞研究，應該返回東方、返回亞洲、返回中國。然而從中國出發不是局限於中國，而是以文化圈為單元，以中國和週邊國家、地區的文化為參照，在更深入地理解漢文化的同時，也提供一幅更好地理解當今世界的圖像。這是用任何别的方法所無法達到的。這樣，相對於西方的、歐洲的、美國的知識生產方式，就可能發現一個東方的、亞洲的、中國的知識生產方式。我頑固地相信，中國學術一旦真正的“出其東門”，我們可以看到的就不止是“有美一人”（《詩經·野有蔓草》），而是“有女如雲”（《詩經·出其東門》）。 以上是從研究目的的層面討論研究方法，若就研究對象的層面言方法的話，關於域外漢籍，我曾提出“實證性與綜合性”這兩條相輔相成的原則。離開了實證的綜合是空洞的，達不到綜合的實證是平庸的。對於學術研究中實證性的重要，在近年的文史學界已得到了反復强調，然而對於由實證而可能導致實證主義的傾向，學術界卻警惕不足。正如R.G.柯林武德在《歷史的觀念》一書中的概括，實證主義的最大特徵“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問題和空前的無力處理大型問題這二者的一種結合”。而在我看來，為了防止研究工作中的實證滑向實證主義，就應將綿密的實證上升到綜合研究，在確定事實的基礎上，發現事實與事實之間，甚至與事實以外、事實背後的因果或聯繫。由於域外漢籍常常伴隨着新材料的發現，因此，對於材料的“迷戀”就容易導致自身在材料中的“迷失”。 二十多年前，我曾經編纂了一册先師程千帆先生的詩學論文集，並且在編後記中闡發了先師的詩學研究方法，在最後有心補充了兩點意思，兹節錄於此，以結束我的發言： 其一，方法不是萬能的。方法在實際操作中的效用是與治學的勤勉成正比的。吕思勉先生在二十年代就曾慨歎：“昔人讀書之弊，在於不甚講門徑，今人則又失之太講門徑，而不甚下切實工夫：二者皆弊也。”其二，方法不是絕對的。釋家有言：“若能依教修行者，則門門見佛，得生淨土。”可知，“見佛”的門徑是多種多樣的。按照禪宗的說法，我們每個人的心田裡，都有著一塊“自家寶藏”。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於香港科技大學海畔宿舍，時納莎颱風將至，岸樹狂舞，黑雲翻飛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