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在国内出版。2016年3月，时隔三年不到的时间，该书的法文版由译者柯梅燕从中文译成法文，在法国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出版。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毕飞宇的这部新作在法国的译介接受情况自然也引发我们的关注。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当然不是毕飞宇第一部被译成法文的作品。追溯起来，中国作家毕飞宇和法国有着深深的情缘。他曾在与高方教授的对谈中表示：“法国，或者说法语是我的第一站，我的作品都是从法语开始的”，而相较于其他西方语言，毕飞宇的作品被译成法文的数量也是最多的。自2003年起，中篇小说《青衣》在毕基耶出版社翻译出版，随后，《雨天的棉花糖》《玉米、玉秀、玉秧》《上海往事》《平原》《推拿》等作品也陆续在法国出版，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此看来，毕飞宇的作品在法国土地上已经扎根生长了十余年。随着2009年毕飞宇荣膺法国 《世界报》 文学奖、2011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等国际奖项，其海外知名度也不断提升。很多人认为，国外读者阅读毕飞宇的作品，更多的是抱着猎奇心态，想借此一窥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因而忽视作品的文学与艺术价值。那么，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次的“法国之旅”究竟是什么样？其接受程度又如何呢？ 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将文学批评分为三类，即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下面，不妨按照读者的批评、媒体的批评和学者的批评，对《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在法国的接受情况加以分析。 首先，读者的批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不受拘束地发表个人观点，具有新鲜感和时代感。法译本《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出版后，在“无国界读者”（Lecture sans frontière ou presque）阅读博客网站上，读者 A_girl_from_earth 撰文写道，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毕飞宇讲述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作者既没有一味地抨击，也没有重构宏大的历史，而是运用儿童视角，通过童年记忆展开，将人民生活的疾苦、社会制度的弊端跃然纸上。该读者也关注了毕飞宇的写作风格问题，称她被作家简单、清晰、却强有力的叙述手法深深吸引。她把《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比作是“阿里巴巴的山洞”，其中，毕飞宇结合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讲述了各式各样的历史事件，有些也不乏生动有趣。当然，叙事内容和叙事风格之外，该读者也关注到了文本背后的社会性。尽管她直言，书中作者和自己的童年生活有着天壤之别，但通过这本书，她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变化，看到了毕飞宇是如何从一个被打上“右派”标签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今天这么一位优秀的作家。她甚至表示，如果只推荐一位中国作家，那么她一定首推毕飞宇。在这篇文章下面，其他读者纷纷留言表示赞同，普遍赞赏该书的主题和思想。这样的读者批评无疑为《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在法国的接受打下了群众基础。 接着，我们将目光投向媒体。早在2011年，《新观察报》 的记者 Bertrand Mialaret就评论过毕飞宇之前已被翻译成法文的五部作品，称其“展现了作家真正的天才”，在法国获得很高的评价亦是“合情合理的”。而就《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我们梳理了一下，法国媒体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叙述内容、写作手法、文本的社会性等三个层面。 法国周刊 《图书》（LIVRES）、月刊《社会研究大学办公室》（L’OURS）等杂志的评介文章不一而同，多侧重对作品内容的介绍，如毕飞宇的童年生活（“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父母被指控为“右派”，被迫下乡教书，经常因工作调动从一个村搬到另一个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图景、农民艰苦的日常生活（农民被当作水牛，常常食不果腹），孩子身上的童真（弹子球、爬桑树、掏鸟窝），当时体系的种种弊端，“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等等。 除了叙述内容外，也有媒体关注文本结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有两处亮点，一是，它打破了传统的自传体小说的结构，按照主题（衣食住行、游戏、动物、自然等）进行分类描写，阿德里安·巴迪尼（Adrien Battini）在《文学事业》（La Cause Littéraire）上表示，这样可以“更好地还原作者零碎的记忆”； 二是儿童/成人双重视角的结合，正如当代华文中短篇小说网站（http://chinese-shortstories.com/）的创始人和主编布里吉特·杜赞所写：“文章布局安排精巧，将描写和回忆的章节交替进行，前者是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北生活的个人见证，后者是影响作者人格的内心创伤和悲剧，两者一起构筑了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月报《黑貂》（ZIBELINE）的文章也持有相同观点，“通过儿童视角构建了中国的概貌，而成人视角又赋予文章以深度”。 在同一篇评论文章中，布里吉特·杜赞抛出了一个问题：《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本书是写给谁的？她提及了一个别致的回答，是写给西方人的，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不甚明朗的过去来更好地体会现在，至少需要了解毕飞宇的过去来更好地感知他的作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媒体特别关注该作品的社会性。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快报》，文学记者玛丽安·柏姿（Marianne Payot）于3月6日、16日接连发表两篇文章，关注点集中于“文革”时期的中国。文章多次出现“苦难”、“文革”、“红卫兵”、“野蛮的时代”等字眼，还配以中国人民游行的图片，可见，柏姿深谙法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在布里吉特·杜赞看来：“毕飞宇说自己自始至终只写了一个故事：疼痛。”他笔下童年遭遇的种种苦难，又何尝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经历的苦难？“他的文字却更像是一场精神宣泄，是对过去鬼魅的清算，为的是保存记忆，记住这段还这么切近又已经远去的过往……” 最后，谈到学者的批评，莫过于法国知名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第一时间发表在《艺术报》的文章，并称之为“在我看来是他最好的作品”。无独有偶，福雷斯特也是围绕着故事内容、叙述视角展开，但同时，他也关注到了文本的风格与更深层次的意义。首先，同样是作家的福雷斯特肯定了毕飞宇的风格，或者说是视角，称赞道“恰恰是他所采用的 ‘视角’ 赋予了它分量”。其次，毕飞宇没有仅仅停留在叙述自己的故事，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让‘伤痕’和‘寻根’的文学传统得到延续”。毕飞宇曾经戏谑地解释自己最终成为作家，是因为他一没故乡，二没姓氏。五岁开始，不断地搬家，让他感到生活一次次被“连根拔起”。之后，父亲姓名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他自己身份的不确定。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和模糊不清的姓氏，这些年来一直如影随形，让毕飞宇处于某种“失根”状态。童年时的疼痛在心里生根发芽，写作不失为一种自救的方法。当然，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忘记，相反，是为了对抗遗忘，成为“一种文学见证”。 在国内，《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起初是源于编辑陈丰的约稿，作为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小时候”丛书中的一本，该丛书旨在描绘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貌，让今天的孩子看一看上一辈人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因而，国内批评的关注点侧重于“作家的成长叙事”，甚至是“教育叙事”。相反，由于西方读者对中国的陌生感，使得他们希望通过中国文学来管窥中华民族。这也是为什么除了文本以外，他们不忘记关注文本背后所折射的社会性。毕竟，一部作品的接受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多重因素。毕飞宇的这部作品在法国的接受也分为诸多层次，抱有猎奇心态之人固然存在，但是不可否认，从叙事风格、写作结构、文本深度等多角度切入，更加全面地分析作品的读者亦不少。 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文学译介是一个回避不开的话题，其中，译本在译入语国家的接受程度更是不容小觑。《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从中国出发，走进法国，有人从中读到了童真，有人感受到作家令人惊叹的写作技巧，有人更加了解那个远去的年代……作为毕飞宇第七本被译介到法国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法国之旅才刚刚开始，而它目前所收获的评价丝毫不亚于前几部译作。伴随着批评主体的多样化、批评内容的多元化，我们是否可以期待《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未来在法国更为精彩的旅行呢？ 原载：《文学报》2016年7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