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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历史观中的“理势”问题 作者：赵金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哲学研究》2017年第10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二十日戊戌 耶稣2018年5月5日 内容提要：“理势”是朱熹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框架，他强调对待历史问题要兼理、势，结合价值与事实进行判断。理势含有内在的秩序与趋势，这与“不得已之势”只强调客观层面有所不同。朱熹在使用理势分析问题时，主张把握价值、事实两方面的当然性与必然性，即要看到“理势之当然、必然”，在此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理导势”，用价值引导现实的发展方向。总之，朱熹是在理学的框架内讨论“势”，这是其理势观与以往势论不同的显要处。 关键词：朱熹/理势/不得已之势/理势之当然/理势之必然 “历史演变的性质”与“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是中国古代历史观中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在传统的历史观中，“势”以及与“势”相关的“事势”“时势”“理势”等范畴与这两个命题密切相关。朱熹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也经常使用与“势”相关的一些范畴，特别是“理势”①这一范畴。“理势”在朱熹的历史观中具有独特的意义。理势关系是其理气关系在历史观中的具体化，处理的是历史中“变”与“不变”的问题，尤其是价值选择与历史变化的关系。理势关系还涉及历史变化中规律、法则如何起作用这一问题。朱熹强调要从“理势”的角度把握具体的历史情境，看到理势之自然、当然与必然，进而在实践中“因时、顺理、乘势”，做出合理的判断与行为。朱熹说：“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无邪，其始有顺而无逆，故天下之势，正而顺者常重而无待于外邪，而逆者常轻而不得不资诸人，此理势之必然也。”(《四书或问》，见《朱子全书》第948页)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天下之理”的本然状态是“有正而无邪”的，因此表现于天下发展的趋势或天下的整体形势，正者不需要借助别的力量，而邪者则常常需要依傍其他的力量而保有自身。理如此，势也当如此。“理势”这一概念突出了在具体情况下现实趋势与价值的关系，将势的必然性与理的必然性二者结合起来。总的说，“理-势”的分析构架在朱熹那里具有深刻的理论意涵，它连接了事实与价值，表现了朱熹内在于历史事件本身对历史和事物的分析和把握，揭示了普遍原理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运用与呈现。 一、“以理势度之” 朱熹常用“势”和“理势”对历史或各种情态、现状进行判断和分析，这是其“理势”观最基本的用法。在面对具体情境时，他用“以理势度之”“顾其理势”“理势甚明”等表示判断性的说法进行分析。这种兼“理势”的判断模式涉及经典解释、政治原则和历史事实多个方面。 在政治原则方面，朱熹从理势出发，对政治行为做出判断。如《与陈丞相书》中言： 盖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体当然，顾其理势攻之于彼不若导之于此之为易，诵众人之所己言不若济其言之所不及者之为切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子全书》，第1133页) 在朱熹看来，劝诫君主，应该直接从君主之心术入手，而不应该只在“外缘”做工作。能够直接开导君主之心术，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现实来看，都比直接揭示小人之恶更为容易，也更切中要害，所谓“顾其理势攻之于彼不若导之于此之为易”。(同上)“顾其理势”这一说法表明，“理势”不仅包含“当然”的价值性层面，也包含现实性层面；对问题的判断，不仅是从孤悬的应然出发，而是把价值与现实结合，内在于现实自身的趋势、形势对问题进行判断。“理势”的思考框架相对于具体问题而言，不是以价值为抽象原则，而是把价值安顿于情态之中做出判断。 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朱熹也常从“理势”出发对事件进行判断，这其中讨论较为突出的是“封建”问题。《孟子》作为“四书”之一在朱熹那里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对于其中对“封建”问题的论述，他却不太同意，认为“先儒说孟子所论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礼》是成王之制，此说是了。但又说是周斥大封域而封之，其说又不是”，“封建”“只是夏商以来，渐渐相吞并，至周自恁地大了……便如柳子厚说样，他是各人占得这些子地，先王从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后来相吞并得恁大了”。(《朱子语类》，第2208-2209页)在这点上他同意柳宗元的说法，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所致，周代分封有其现实考虑，即“当时封许多功臣亲戚，也是要他因而藩卫王室。他那旧时国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与那大国杂居，也于理势不顺”。(同上)“于理势不顺”，也就是从政治秩序与现实情势两方面都讲不通。但如果按照先儒所言，周初把其他原有国家社稷移走进行分封，在道理上也是讲不通的。 朱熹对于周初封建的理解，一是强调当时“事势未定”，也就是强调当时的历史形势，另一方面也考虑“理”的层面，看是否符合价值——移别国社稷无此理，而屏藩之国相对弱小也不符合“理”。朱熹这里的态度，与那些泥于经典、揣测古制的做法是十分不同的，他看到了“历史事实”与经典记述之间的可能的“裂隙”，而这一裂隙在他那里又并没有导致历史与价值的截然对立，“理势”的构架展示的是内在于历史事实的价值运用，强调的是历史发展所要遵循的法则、规律。 这里还需指出一个问题，即“事势”“时势”与“理势”这些同样是对历史事实做出判断的范畴，在朱熹具体使用时是有一定差别的：“事势”“时势”更多强调客观的现实层面，“理势”则是兼顾价值与现实，包含了具体情境中的价值问题，涉及“时措之宜”这一向度。除了“必然”之外，“理势”还强调了理对于现实的规范意义。另外，“事势”“时势”等“势”的范畴，有“不得已”的意味，而“理势”在具体应用上与“不得已之势”有区别，它更强调某种情态之下的理序以及可作为的一面，这是朱熹“理势”观最重要的内涵之一。 二、“理势”与“不得已之势” 关于“理势”与“不得已之势”的区分，较为突出的例子依旧是关于“封建”问题的讨论。柳宗元的《封建论》用“势”来解释“封建”向“郡县”的过渡，强调秦之后采用郡县制的必然性。在柳宗元看来，“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采取了封建制。柳宗元的这种解释强调了现实的客观性对历史进程以及制度的影响，“势”代表的客观因素的决定性超越了圣人的主观性因素。对于柳宗元的观点，当时和后世都有不同的看法，如北宋苏轼、苏辙兄弟就十分赞同柳宗元的观点(参见《苏轼文集》，第157页)，而南宋与朱熹差不多同时的叶适就与柳宗元的观点相反，他在《治势》一文中更强调圣人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强调圣人对“势”的把握以及主观能动性。(参见《叶适集》，第637页)相较于二者，朱熹的观点较为“折衷”，在“封建”问题上有其独特分析，他同样用“势”去分析问题，却更强调“理势”，通过理势的构架实现价值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朱熹赞同柳宗元从“势”的角度讨论“封建”，他说：“子厚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亦是。但说到后面有偏处，后人辩之者亦失之太过……且封建自古便有，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乃见圣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类，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亲，当封而封之，却不是圣人有不得已处。若如子厚所说，乃是圣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无可奈何而为此！不知所谓势者，乃自然之理势，非不得已之势也”。(《朱子语类》，第3303-3304页)在朱熹看来，柳宗元把封建看成是“势”造成的有其合理性，只是某些问题说得不够全面，后人对柳宗元的批评也过分苛刻了。在朱熹看来，“封邦建国”之制自古便有，圣人是依据“自然之理势”而封国的，圣人的这种行为是圣人公心的体现。圣人、先王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分封，并不是迫不得已或者是出于私心的考虑，也不是像柳宗元所讲的，圣人想要混一天下而不得，不得已采取了封建制。在朱熹看来，圣人行封建所遵循的“势”是“自然之理势”，而不是“不得已之势”，在这里朱熹区分了两种“势”，而如果能够因循价值、按照应然的价值秩序，就不会有这种不得已的情况发生。封建有难制之势，而循一定之理则可以制，他举了古今之例对理与势的这种张力进行分析。从朱熹的整个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理势”包含价值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而且在理势这一构架之下，这两个层面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侧重于某一方面，更不是只看到现实的不得已而任用私智。 在朱熹看来，柳宗元那里的圣人是“缺位”的，先王只是屈从于事势的不得已，甚至圣人对历史的发展完全没有意识，没有料想到后来的吞并，这样的看法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在他看来，面对客观的历史形势与历史发展趋势，圣人所遵循的是“自然之理势”，并能把握这一理势，圣人并不是屈从于“不得已之势”。理势本身具有这样一种含义，即内在于一定情势与趋势，价值具有其实现可能，而面对一定之“势”，具有用价值引导“势”的可能。这一点与“理势”所含有的法则、规律等含义密切相关，而这一法则、规律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自然之理势”表达的一个基本内涵。 三、“自然之理势” 与“不得已之势”区分的“理势”是“自然之理势”，朱熹有时也讲“理势之自然”。这一“自然之理势”，首先是与有意的“故欲”相区分的，即“自然之理势”排除了某种人为的目的性。(《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子全书》，第1864页) 在中国哲学传统中，“自然”本身就是与“人为”相区分的，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道家传统，都具有这一意涵。在朱熹那里，“自然”的一个最基本含义就是不假人为，不“安排布置”，凡一切具有人为的刻意安排布置，都不属于“自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私智”的反对。朱熹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解释为“天理之自然”(朱熹，第237页)，即可见自然的此种含义。《孟子集注》引程子之言：“中不可执也，识得则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着则不中矣。”(朱熹，第357页)“自然”直接与“安排”相对立。这一意义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是很普遍的，而“理势之自然”就与“我”之刻意作为相区分。在朱熹看来，人在交往之际，贤愚不同所以交往之道也不同，如何对待具体的对象，在理和势上都有不待安排而自然如此的方式方法。这里的“理势之自然”，含有人际交往当中的基本方式和方法，具有内在于理势当有的规定性和秩序，是人所要遵循的法则和规律。 其实，即使不是使用“理势之自然”这种表述，单独用“理势”去分析问题，就已经含有了一定的秩序和规定性。我们前面分析过“以理势度之”这一问题，理势之所以能衡量问题，自然就预设了其中具有的相关规定性。在与胡广仲讨论“天地之间无一物无对而孤立者，道亦未尝无对”时，朱熹批评湖湘学者所言的“性立天下之大本”说，认为“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当均平，无无对者，惟道为无对”，而湖湘学者对于事理与道的理解，有刻意安排的味道，在这种安排下，“左右偏枯、首尾断绝、位置重迭、条理交并，凡天下之理势一切畸零赘剩侧峻尖斜，更无齐整平正之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子全书》，第1904页)，“理势”变得不齐整，与事物之理应有的状态不合。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是刻意安排理解的“理势”不符合“理势”的应有状态，亦即理势自身排斥“安排布置”，这里没有讲“自然”，但依旧可以看出理势自身含有的“自然”意味；其次，“凡天下之理势”具有其应然的规定的状态，具体到“天下之理，无独必有对”，只有作为“一”的“天理”无对，而具体的“事物之理”含有的内在规定对应于“凡天下之理势”，即具体事物理应如此，势亦如此。 四、“自然之理”与“自然之势” 在“理势”问题上，朱熹不仅讲“自然之理势”，也常讲“自然之理”与“自然之势”。 我们知道，二程并没有使用“理势”去分析相关问题，但在他们那里，尤其是在程颐那里，经常将“理”和“自然”连起来阐述相关问题，“自然之理”或“理自然”在伊川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伊川讲“自古治必因乱，乱则开治，理自然也”(《二程集》，第788页)，这里的“理自然”就具有秩序性内涵，又包括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参见土田健次郎，第205页)，“自然”在伊川本身就和“理”的标准相关，并且区分于“人为”；而“理自然”，一方面表现了事物发展所要遵循的法则，另一方面也是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解释。相对于“自然之理”，二程较少使用“自然之势”这样的概念，而是更侧重于强调“理”与理表达的规定性。而在朱熹那里，既有我们前文所讲的“自然之理势”这样的用法，也常常使用“自然之理”“自然之势”这样的概念去分析问题。这三个概念在对问题的阐释上密切相关。 朱熹和程颐一样，常把理与“自然”连接起来讲理的特性，在基本意涵上，朱熹的讲法与程颐基本一致。如《答陈卫道》中，朱熹针对佛教讲：“虽无三纲五常，又自有师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虽欲灭之而毕竟绝灭不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子全书》，第2844页)在朱子看来，“名分”代表的秩序性内容是“天理自然”，不因人力而消失。“天理自然”在这里强调人世间秩序的自然。理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理具有其“自然”的、不假安排的秩序性与规定性，是人们行动和历史所要遵循的法则。“自然之理”含有了某种“当然”的意味(参见《朱子语类》，第757页)，即具体事件按照当然的原则去处置，便是自然之理的体现，也就是具体事上都可以体现“自然之理”。那么我们可以推论，在某种特定趋势之下，可以实现“自然之理”。 朱熹在注释《孟子》“天下之言性”章时，集中谈到了“自然之势”的问题： 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然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为恶、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未尝以私智穿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润下之性而不为害也……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朱熹，第297页) 这段话首先认为已然之迹是理的发见，紧接着认为“故”是本其“自然之势”，这里的分析理势兼顾，对于人来讲则要“顺而循之”。“顺而循之”在朱熹看来就是对“事物之理”的把握，大禹治水，就是顺应着水的“自然之势”，而顺应这种自然之势，本身就是与任用“私智”相区分的。这段话如果我们细致分梳，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涉及了几重问题：理与事、理与势，以及事与势。首先，关于“理与事”，在朱熹看来，一定的理必然表现为一定的事，因而可以从具体的事上去认识事物之理；其次，关于“理与势”，朱熹认为顺应着“自然之势”行事，就是对事物之理的实现，这和我们上文的推论是一致的，而自然之势含有理的规定性，也就是说，“自然之势”是理所含有的规律、法则的具体体现；第三，关于“势与事”，在朱熹看来，一定的事都有其“自然之势”，在实践过程当中要本着自然之势，而且这种自然之势是不可抗拒的，如人性之必善、水之必下，而自然之势之所以不可抗拒，根源上是由于“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事物的自然之势并不是“不得已之势”，它和上文讲到的理势具有相通之处，我们甚至可以讲，自然之势即为“自然之理势”。在朱熹看来，事物的理都是“自然”的，而这种自然之理在已然的层面一定要外化为“自然之势”，通过自然之势来表现其规律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理与自然之势是“合一”的，“理势”这一范畴表现的就是这种“合一”性，而“合一”之处也就在于“自然”在朱熹那里蕴含有法则、规律的意思。在朱熹看来，大智之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顺而循之”，这顺而循之的不仅有一定的事物之理，还有与事物之理相关的自然之势。这种对理势的“顺而循之”，恰恰区别于“自私用智”这样的行为。 说“理势”含有内在法则、规律的含义，有助于理解“理势”作为一范畴或构架所具有的最基本意涵。“理势”这一构架不同于“事势”，也不同于一般的“从理上看”或“以理度之”，它不偏向于价值或现实的某一方面，而是综合了这两个方面去谈秩序与规定性。一方面，普遍的原理规定着“天下之势”，即普遍的形势与趋势；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现实趋势或形势下，普遍原理又总要外化为不同的具体的“理”，这符合“理一分殊”的原理。“理势”之“理”是“势之理”，是具体情况下的具体原理；“理势”之“势”当然含有“事势”“时势”的相关内涵，而又不等同于“不得已之势”，而是“自然之势”，它含有此种情态下顺应价值走向的意味，亦即这一趋势、形势含有理之应然所导引的较为明确的方向性，而不是“不得已之势”下某种不确定的可能性。“自然之理势”是“理与势”相互作用，含有自然进程的意味，在观察具体问题上，就是综合现实与价值两方面考虑。一定事势、时势之下，由于选择的不同，具体方向的发展可能有多种情况，而“理势”则是符合价值规定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可以同意三浦国雄将“理势”理解为“理之势”，但是不能同意他将“理势”与“事势”完全等同，因为历史还含有应然之方向。(参见三浦国雄，第97-99页)朱熹将理对天下之势的规定也看成是“理势之必然”，理势的必然性当中本身就包括理对势的规定性。 “理势之自然”中包含的法则与规律的含义，还体现在“理势之必然”“理势之当然”等用法上。“理势之必然、当然”都可以看作是理势内含的法则、规律的具体体现，对这两个用法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理势”的内涵。 五、“理势”之“当然”与“必然” 《论语或问》在讨论“讨陈桓之说”时说： 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讨之，如汉所谓天下共诛之者，晋李毅告王浚以为弑君之贼为恶尤大，当不拘常制者，则以当世本无此法而言尔。然事非一概，告与不告又在乎时义之如何。使其地近于天子而可以告也，其事之未至乎迫据而得以告也，其力之不足以敌而不得不告也，则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则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远，其事机之来也不可以少缓，而吾之力又自足以制之，而乃区区焉徇请命之小节，忘弑逆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党，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复得，则任其事者亦无以免乎春秋之责矣。夫以鲁之弱而欲讨齐，其请于天子，理势固有当然者，但杨氏以讨之一字而决其必请命焉，则亦太拘滞矣。(《四书或问》，见《朱子全书》，第832页) “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讨之”，这是一般性原则，朱熹举汉晋人的列子予以说明，诛杀弑君者是理所规定的内容，他在讨论《春秋》大义的时候专门把此作为孔子所定的一项“大义”，而诛杀臣子在他看来又不是臣子可以“得而专行”的，需要向天子请命。但面对弑君之事，在一定的“理”之下，不能一概而论，还需要讨论具体的情况，看“时义”如何，所谓“告与不告又在乎时义之如何”，也就是具体情境之下的“宜”。朱熹紧接着分析了讨贼可能遇到的不同的形势，具体分析什么时候该请命，什么时候可以不请命，以及相应形势下不同行动的结果，尤其是不同行动能否实现讨贼这一具体的“理”。一定的理在不同的形势下有不同的实现方式。虽然具体的形势不同，但面对同样的问题，其背后的理据却可能是相同的。朱熹这里的分析虽然没有说“理势”，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这里用了“理-势”的分析构架，并且体现了理与势的互动关系。在接着分析孔子面临的具体环境时，朱熹直接讲到了“理势固有当然”——讨贼是理之当然，而考虑到鲁国具体的形势与国力，在这种“势”之下，向天子请命也就成了孔子当然需要去做的。请命既合理又合势，从理势两方面来看都有其当然性。这是从“合理性原则”与“合理性实践”两个层面分析问题，指出了“理势”两方面应有的法则、秩序与规律，对理的当然与势的当然都是内在于历史情形而分析的，并在这一情形之下展开理势的具体互动。这里的“理势固有当然”与“理势之自然”有相通之处，都体现了“理势”在分析问题时体现的法则、规律的含义。这一点同样表现在“理势之必然”这种用例下。 朱熹在《读余隐之尊孟辩》中批驳李觏《常语》对孟子劝诸侯“一天下”的质疑时，说道： 李氏罪孟子劝诸侯为天子，正为不知时措之宜，隐之之辩已得之，但少发明时措之意。又所云“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如此”，语亦未尽善。若云“行仁义而天下归之，乃理势之必然，虽欲辞之而不可得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子全书》，第3526页) 在朱熹看来，孟子劝诸侯一天下在于“时势”之不同，在不同的时势之下，有不同的合理性原则。认为行仁义天下就会归附，这是“理势之必然”，而且是不想这样都不行的，强调了“行仁义”达到的结果的必然性。在儒家传统看来，行仁政是人心归附的必要条件，《孟子》对此论述较为详细。从理上看，行仁义而天下归之有其必然性。从势上看，行仁义者，犹解民之倒悬，孟子对汤、文武等圣王征伐时民的表现的描述都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孟子、朱熹的思想系统中，“行仁义而天下归之”具有理上的必然性和势上的必然性。这一势也不是不得已之势，而是顺应、合乎人的心理的基本原则的“势”。这里的理与势的必然，都是顺着“行仁义”与“天下归之”这一具体的问题来讲，从中导出的必然性，也是内在于这一情形而得出的。② 以上，我们分析了朱熹“理势”思想的主要用法，除了这些表述外，他还有“理势之宜然”等理势合说的用法。可以看到，朱熹在谈到“理势”时，都不是抽象地谈理势的关系，而是几乎所有理势合说的地方，都有具体的问题、情境，都可以做具体的分析，都需要结合理势双方来对问题进行分析，而这一分析，总是与具体问题中的理、势的内在关系有关。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朱熹的“理势”构架下，理势的互动性和相互规定性表达了某种“理势合一”的思想，无论是朱熹直接谈到“兼理势”，还是讲“理势之相须”，甚至只是谈到“理势”，都可以发现这种关系。可以说，在“理势”合说的构架下的“势”，更多强调“自然之势”，即价值之理外化出的含秩序导向与规定的“势”，而不是“不得已之势”；即使在不得已之势下，也有合乎价值走向、体现价值要求的“自然之理势”，依旧有人(尤其是圣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在理势的诸种说法中，“理势之自然”最直接地体现了理势内涵的自然进程与秩序性的含义，“理势之当然”强调这种秩序与进程的合理性，而“理势之必然”则强调自然进程与秩序的必然性，其中强调的“非人之所能为”的向度，更是与“自然”的含义直接相关。无论理势的哪种表达，都与理、势双方有关，都是在具体情况下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在历史观上，“天理”并不规定历史发展的具体方向，不含有某种意愿性或计划性。在具体情态下，天理更多地是我们需要把握的法则、原则、规律与价值性因素。“天理”代表着亘古不变的道德原则与规律，“理势”则是这一原则在某个具体情态下的趋向与导向。“理势”的分析构架，并不预设某种目的论的内容，它强调情景的还原，强调普遍原理在一定情态下的具体表现。历史的发展不具有固化的方向，但是总与历史演进的每一个具体情态有关。“以理势度之”并不含有“进步或退步”等预设，而是强调每一个情态下都有符合价值走向的趋势，这种趋势需要人去掌握，需要人去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期达到价值的实现，即使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有相对可以选择的一种合理的实践。与柳宗元侧重于“势”的客观性不同，朱熹强调圣人的主观发挥，但也区别于叶适等对圣人主观能动性的偏重，强调不同势之下圣人的行为和势对人的行动的影响。在“理势”对应的实践向度上，这一点更为明显。如何在具体的情形中完成“合理”的实践，在朱熹看来需要“因时、顺理、乘势”，即内在于具体的“理势”，做出恰当的判断，最终“以理导势”，完成合理的实践。而要能把握理势之“当然”与“必然”，则需要“格物致知”，加强心术修养，这是把握“理势”的必要前提。 注释： ①“理势”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贾谊传》，如说：“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此后以此讨论问题的并不多见。在北宋思想家、尤其是理学家中，只有张载、吕大临使用过“理势”概念，二程较多使用的是“时势”一词。这一情况在南宋有所转变，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人亦用“理势”来分析问题，“理势”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公共哲学话语。只不过相比于其他人，朱熹对于理势的分析更多，也更为具体。 ②可参阅《孟子或问》对“天爵”“人爵”关系的讨论。(《朱子全书》，第988页) 原文参考文献： [1]《二程集》，1981年，中华书局. [2]三浦国雄，2010年：《朱熹的历史意识》，见吴震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苏轼文集》，1986年，中华书局. [4]土田健次郎，2010年：《道学之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5]《叶适集》，1961年，中华书局. [6]朱熹，1983年：《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7]《朱子全书》，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