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明历史真相的伪问题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四月初一丁未 耶稣2018年5月15日 对于在“文化热”中兴起的新儒家，有名家这样问道： “我向赞美儒家的先生们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儒家那么高明，试问，它怎么没有把中国较早地引导到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民族危机的时刻，它怎么拿不出自救的办法？” 两个都是不明历史真相的伪问题。然问者振振有词，闻者茫茫而赞，引以为攻儒的重器，故有必要略予解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吴钩出过《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一书，认为宋代已经迈入近代化的门槛其实，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西方现代化虽然胜于中世纪的黑暗，但光明度非常有限，并非最佳选择。 盖现代化是突破神本主义漫长的历史制约之后的人本主义化。人本主义蔽于人而不知天，不明天道，虽然优于神本主义，但又大逊于仁本主义。人本主义导出来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虽知重民，不知敬天，不能正德，故多少存在民粹主义倾向，过于强调平等和科学。这类弊端，唯有仁本主义政治可以消除。 关于第二个问题。自尧舜至明清五千年，在中国民族危机时刻，都会有儒家人物、儒家群体出来自救，而且都能自救成功。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之所以能够历史悠久地延续下来，根本原因在此，在于儒家文化巨大的道德凝聚力和文明创造力。 清末，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君主立宪制，就是最好的自救自强的办法。可惜当时没有圣贤在位，儒家群体德智不足，有好办法而无好的落实手段，被越来越泛滥的激进主义占了上风。 随着清亡，儒家文化彻底退出政治领域，儒家人物迅速边缘化。此后内忧外患的文化政治责任，就落到了衮衮非儒家诸公的肩上。儒家在民国已经沦为各界笑柄，尚有权纸上谈兵自说自话，此后连空谈的自由都失去了，还能为人民和民族负什么实际责任呢。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