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 苏轼的论说文里，几乎每篇都有“君子”字眼，一篇简短的论文中，甚至有多个“君子”词汇出现。例如，他的《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总字数为846字，“君子”出现4次；《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仅仅697字，就出现“君子”一词7次；《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981字，“君子”一词出现了8次；《大臣论》有1442个字，出现“君子”的地方有13处。学术界对苏轼的文学思想研究比较多，但是对其作品中的君子思想，进行文学、伦理、哲学和政治的关联综合研究，值得进一步加以挖掘和扩展。 “君子”一词的用法 苏轼眼中的“君子”，继承儒家的传统见解，基本上是道德高尚的含义。君子的称呼，是对道德高尚的赞誉。例如，他的《顺济王庙新获石记》指出：“轼不敢私有，而留之庙中，与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但是，实际的运用也有多种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君”是对人的尊称。苏轼的《墨君堂记》里指出称呼中“公、君、尔、汝”，都有分别：“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 “先君子”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苏轼的《灵壁张氏园亭记》说:“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后有君子”是对未来贤达的称呼。苏轼的《陈公弼传》：“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而独为此文，后有君子得以考览焉。” “隐君子”的说法，苏轼特指那些隐居的贤良之士，他们离群索居，行踪不定，是值得寻觅的资源。他在《超然台记》指出：“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苏轼在《盖公堂记》里说：“胶西东并海，南放于九仙，北属之牢山，其中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致。” “古之君子”“后之君子”和“后世君子”，苏轼指出“古之君子”是恪守儒家伦理的典范，“后之君子”“后世君子”则偏离了儒家正统的君子之道，实质上是小人、伪君子。苏轼的《伊尹论》指出：“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 君子的涵养和风范 君子追求仁义，仁义为君子之本。苏轼认为君子之善在于仁义，不能见利忘义，应该立场坚定，不能动摇。他在《思堂记》指出：“君子之于善也……临义而思利。”仁义的主张，在于坚持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苏轼的《刘恺丁鸿孰贤论》强调：“君子之为善，非特以适己自便而已，其取于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与我也。” 仁义道德应该落实到君子行为和性格之中。苏轼的《屈到嗜芰论》认为君子之本在于仁义：“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 无论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官，心存仁义是不能缺少的。苏轼在《灵壁张氏园亭记》里指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个人的性格，可以看出仁义的遵守情况。苏轼充分发挥了孔子“刚毅木讷,近仁”之说，特作《刚说》提到：“所好夫刚者，非好其刚也，好其仁也。……吾是以知刚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君子严守礼仪。君子的修养在于他们能够认真执行儒家的礼仪规范，表现得文质彬彬，行为得体。苏轼在《礼义信足以成德论》指出：“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君子以信天下之惑……此三者足以成德矣。” 君子之所以能够外表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就在于内心有道德责任感、使命感、羞耻感。苏轼《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强调：“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君子不以为愧者，所职大也。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对当时不读圣贤书籍十分惋惜，强调君子知书达礼，“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苏轼对君子有很高的期望，他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指出：“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尝一日不学礼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乱臣强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纪纲条目，以遗后世之君子。” 苏轼追寻君子足迹，效法君子行为。苏轼在《南行前集叙》里描述了他对古代君子的怀念和崇敬：“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里发思古之幽情，表达对古代君子的敬仰，“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同时，对范仲淹的君子行为进行了高度赞扬，认为范仲淹是当时人们应该学习的楷模：“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 君子效忠国家。苏轼以一个宋代官员的身份，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了君子兼臣子应该忠诚服务国家的理念。作为社会成员，君子应该奉献于社稷，以实现为国家利益的远大抱负，个人的升迁、境遇，都不应该加以过多思虑。虽然君主不一定能够采纳进谏，但是忠臣为了国家的安危，仍应当直率建议，表达赤胆忠心。君子应该为国家建功立业，造福民众。作为社会管理阶层的士大夫，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为官一地，造福一方。苏轼的《既醉备五福论》指出：“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强能行之也。以其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而民乐，与之同乐，如是而已矣。富贵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独享焉，享之而安。” 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上，应该首先考虑国家利益。苏轼的《滕县公堂记》开宗明义地指出，君子为官应该实践儒家的君子之道，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舍弃个人贪图享乐的私欲：“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养也。才有大小，故养有厚薄。苟有益于人，虽厉民以自养不为泰。是故饮食必丰，车服必安，宫室必壮，使令之人必给，则人轻去其家而重去其国。”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一开始就以天下为己任，雄心勃勃，兢兢业业，坚定个人的正确选择。苏轼的《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认为：“君子之欲有为于天下，莫重乎其始进也。始进以正，犹且以不正继之，况以不正进者乎！” 君子敢于直言不讳。在奸臣当道的情况下，一个君子官员心地坦荡，忠于国家，主动上谏，不顾个人利害甚至身家性命。苏轼在《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为则。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谋身必忠，而况于谋国。然而言之虽易，听之实难，论者虽切，闻者多惑。”苏轼的文章，多次谈到一个君子、士大夫、读书人，应该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下不忘为国忧虑的情怀，主张君子是志士仁人，应该至死不渝地为社稷贡献，他的《田表圣奏议叙》里就充满这样的见解：“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夫有绝人之资，必轻其臣。无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惧也……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当如是也。” 君子逆境坚定。君子往往身处逆境，仍然洁身自爱，受到小人排斥，仍然坚定信念。苏轼寻访了屈原庙，触景生情，万分感慨，对君子的遭遇进行了深入思索。苏轼在《屈原庙赋》中指出：“呜呼！君子之道，岂必全兮。” 历史上往往出现小人得势的局面，让君子备受排挤，十分尴尬、难受。苏轼仔细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为客，小人为主。主未发而客先焉，则小人之词直，而君子之势近于不顺。直则可以欺众，而不顺则难以令其下。故昔之举事者，常以中道而众散，以至于败，则其理岂不甚明哉？”（苏轼《大臣论》） 小人结党营私，唯利是图，形成了顽固势力，往往在朝政上占据上风，以致小人屡屡受宠：“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侥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 尽管君子备受排挤，经受磨难，但是出于道义和责任，君子坚定信心，一定能够战胜小人。苏轼认为：“今夫小人急之则合，宽之则散，是从古以然也。见利不能不争，见患不能不避，无信不能不相诈，无礼不能不相渎，是故其交易间，其党易破也。而君子不务宽之以待其变，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过矣。君子小人，杂居而未决，为君子之计者，莫若深交而无为。”（苏轼《大臣论》） 君子知足常乐，超然世外。生活之中处处可以发现快乐，超然于物外才能成就美好的人生。苏轼的《超然台记》主张：“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心境愉悦，不依赖外物琐事，才能真正开心，例如宴饮中有忘乎所以的快乐，就有道家老庄的情怀，苏轼《醉白堂记》：“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 自然美景欣赏有乐。苏轼的《放鹤亭记》记载了自然山水、四季更替的快乐美景：“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在大自然的怀抱下，饮酒作乐，自我陶醉，岂不快哉？郡守苏轼，时从宾客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苏轼《放鹤亭记》） 社会生活中开心常乐。人生的理想与现实往往并不一致，主观愿望常常因为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得到满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和规律。因此应该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苏轼《超然台记》）作为官员士大夫的君子，应该先苦后乐，与民同乐。苏轼在《凤鸣驿记》里指出：“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 乐在超脱。如果个人不依赖财富、名利、外物，快乐就到来了。苏轼在《宝绘堂记》指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佛教能够解脱烦恼，苏轼《黄州安国寺记》指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私窃乐之。” 君子小人之别 自古至今君子和小人有根本差别。即使有君子的称号，也是形形色色，有的是真正的君子，有的是假冒的君子、虚伪的君子，对此需要仔细辨别。君子与小人泾渭分明，不能混淆。苏轼紧密联系实际，花费了大量笔墨，对当时朝政里出现的乱臣贼子十分痛恶，揭露了他们假冒君子的小人行径，认为小人当道是国家的灾难，规劝皇帝能够加以辨别。 对孔子的继承。苏轼作为儒家文人，钟情于孔子的君子之道，基本思想如出一辙。其中包括：一是仁人之道。君子与小人的最大差别在于君子实行仁道。苏轼的《论会于澶渊宋灾故》：“见邻国之灾，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约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书其始之为君子仁人之心，而后可以见后之为委巷小人之事。”二是中庸之道。苏轼的《中庸论》强调中庸之道，为君子所应该遵守：“君子之所以为时中，而小人之所以为无忌惮。”三是美德之道。君子是各种各样丰富美德的化身和综合。苏轼的《论好德锡之福》：“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极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协于极，而犹受之。至于待君子之道，何其责之深也。”四是典型人物。历史上典型的君子如颜渊、小人如桀跖。苏轼的《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指出：“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为君子者皆如颜渊，凡为小人者皆如桀跖，虽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 苏轼对君子小人问题的认识，有自我的体悟，不乏个人独到的新看法。他把道德善恶具体化、政治化、形象化，以此区分君子和小人，使此问题更好理解和识别。其中，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君子如嘉禾也，小人如恶草。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里强调：“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难，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恶草也，不种而生，去之复蕃。”二是廉贞为君子，贪狠为小人。苏轼的《续养生论》指出：“廉贞故为君子，贪狠故为小人。” 苏轼在《醉白堂记》中同样强调：“古之君子，其处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为不如颜渊。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心焉。”三是今昔对比，联系实际。苏轼赞扬古代的君子恪守仁义道德，为国无私奉献，是真正的志士仁人。而后来的君子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背离了儒家之道，自私自利，贪图享乐，已经成为小人、伪君子了。苏轼面对当时境遇，发思古之幽情，大力讴歌古代真正的圣贤君子，严厉痛斥当时小人当道，祸国殃民，不注重修身，而在乎个人仕途，一旦未能如愿，就怨天尤人，诽谤国君，这样的所谓君子是万万要不得的。苏轼的《大臣论》指出：“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诛而吾诛之，则是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 苏轼是典型的文人，其君子思想属于儒家主流观念。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历史上地位显赫，千古流芳。他所谈论的君子人格，长期地、深刻地影响了祖国千年文人和文脉。由于苏轼在文学上的高超造诣，广大读书人潜移默化深受其君子之风熏陶，在老百姓身上发挥的人文教化普及和流传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里，明确将苏轼列举为追随欧阳修的宋儒学派。苏轼的文学作品，超越了个人情感的缠绵，注重政治、社会和人生的思索，具有博大的胸怀、历史的厚重，对君子小人问题的探讨，就是突出的一个方面。苏轼的文学，“在内容与题材上进一步扩大了词的创作视野，使词从花前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苏轼作为传统儒家的信奉者和传承人，毕竟是文学家、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哲学家。他的君子论述，联系实际，运用广泛，更多地侧重经世致用，解决时政弊端，警示小人的危险，告诫人们应该有君子的理想、情操、气节等，但是未免星星点点，浅尝辄止。这是研究苏轼君子思想时，不能回避的。正因为如此，著名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里，无苏轼的踪影；一般通行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对苏轼也往往是一笔带过。 总之，苏轼从“君子之本”“君子之德”“君子之忠”“君子之乐”等方面，分别对君子品性进行了具体说明和实际运用，试图在当时发扬光大仁人志士的君子之道。他根据宋代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注释了君子的丰富内涵，具有君子思想鲜明的时代性、文化性、独到性、体验性，为儒家君子学说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来源：《博览群书》；作者：孙君恒孙宇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