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牧之 《国语·鲁语下》云:“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 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资料图) 原始氏族部落或居平原、或傍高山、或临大河。在日常生活中,部落首领需要面对平土、治水、狩猎等困难的工作,他们死后,族民会感念其功德而尊奉其为神明。于是平原有了土地神,山地有了山神,川泽有了水神。前者发展为社神,后二者则发展为山川之神。 “五岳”在战国中晚期才出现,是由“四岳”(同时具有祖先神的含义)演变而来。“四渎”指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为中国民间信仰河流神的代表。 《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说明江、河、淮、济四渎均流入大海。《礼记·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济渎庙(资料图) “五岳”在汉武帝时期成为了国家山川祭祀的主干,但“五岳四渎”祭祀尚未形成制度。至宣帝时,祭祀“五岳四渎”才成为常礼,构成了山川祭祀的大框架。这一框架对以后历代王朝山川祭祀影响巨大。 “四岳”到“五岳”的转变 顾颉刚先生在《“四岳”与“五岳”》一文中认为先秦早期文献多见“四岳”,不称“五岳”。“四岳”是东周时代流行的说法,而在战国秦汉时期“五岳”才逐渐替代“四岳”,成为主流。 何为四岳?《国语·周语下》说:(昔大禹治水),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夭······柞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日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 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资料图) 《尚书·舜典》仍用四岳:“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由此可知,最早的“四岳”为古代西方羌戎中的姜姓部族的宗族神。这一部族,他们奉其居地的山岳之神为部族祖先神。 至战国时期,这一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出现了朦胧的以四座天下名山为四岳的地理观念。 《周礼·春官·大宗伯》则有“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的说法。东汉郑玄为《周礼》作注时说:“五岳,东曰岱宗、南岳曰衡山、西曰华山、北岳曰恒山、中岳曰嵩山。 其后十二威而退,遍于五岳四渎矣(资料图) 显然,郑注是用秦汉以后的观念解释先秦时期的历史。《史记·封禅书》引用《舜典》一段文字为: “《尚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后······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封禅书》开始指明东岳为泰山,西岳为华山,南岳为衡山,北岳为恒山。司马迁还在段末添加了中岳,日:“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西岳大帝(资料图) 从中我们依稀可见“四岳”内涵的转变,同时也出现了增加嵩山补足“五岳”的痕迹。可以说,最迟至于武帝,五岳为泰山、恒山、衡山、华山、嵩高已成为一种通行的说法,四岳就不再占据主流位置了。 “五岳四渎”的祭祀与崇拜 西汉初年,山川祭祀总体上继承了秦代格局,同时不断进行微调。在这些微调的基础之上,当汉代国家政治格局中的东西差异逐渐弥合时,山川祭祀格局也终于在武帝中后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五岳四渎”已开始出现在同时代的历史典籍中,如《史记·封禅书》曰:“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威而退,遍于五岳四渎矣。”《礼记·王制》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资料图) 在《封禅书》的语境中,“五岳皆在天子之郡”与天子出巡“遍于五岳四渎”显然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五岳”概念在武帝朝受到重视,并最终进人国家祭祀。 至汉宣帝时,国家愈加重视对山川等的祭祀。宣帝对全国的祭祀做了统一安排,并首次明确了“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据《汉书·郊祀志》记载: “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大者也,今阙焉无词。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洛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溉山于溉,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 夫江海,百川大者也(资料图) 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祭礼对“五岳四渎”祭祀的开始,也标志着西汉不同于前代的山川祭祀格局的最终确立。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时的五岳祭祀颇为兴盛,但四渎却少被提及。 宣帝承续武帝的祭祀,重新规划了五岳四渎,使之成为制度。西汉的山川祭祀最终定型是在宣帝时期,这也开创了汉以后历代山川祭祀的重大格局。 山川祭祀与道教的求仙情结 汉代的山川祭祀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名山大川的礼敬,同时也是国家政权重要的地理符号。五岳四渎祭祀格局的最终建立和变化能够反映国家的政治地理格局。 西岳华山(资料图) 对于统一王朝而言,山川祭祀的地理意义已逐渐象征化为国家的权力象征,象征君主对四方土地的控制。 在此之外,通过秦皇汉武帝封禅泰山、巡狩五岳的理想,我们可以看到秦汉山川祭祀的另一层内涵,那就是帝王对求仙长生的信仰。 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在《神圣的存在》中说:“高山能够通神,是诸多民族与地区的普遍信仰。”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保存了大量我国远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其中就声称名山中多有神仙居住。 群巫通过高山交通天地的记载曲折地反映了“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时代的山川崇拜。《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此类内容在《山海经》中例子很多。 《山海经》中多珍禽异兽(资料图) 战国晚期方士游说盛行时,这种观念依然流行。秦汉之际,山川通神的信仰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帝王的山川祭祀活动之中,这与秦始皇和汉武帝热衷于求仙多有关系。 秦始皇的求仙主要限于海上神山,秦统一后秦始皇多次出巡,皆至于海上,如《封禅书》载:始皇三十七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 武帝也同样沉迷求仙。武帝东行共七次,五次至于海上,所为皆是求仙。武帝朝中后期,除了海上求仙之外,似乎也在期待仙人从其他地方降临。 政治理想与求仙理想在山川祭祀中得到结合,所以中国古代的求仙、祭祀与政治活动和政治理想是紧密联系,难以分割的。这种格局也影响了后代历朝皇帝对山川的祭祀。 【唐】赤金走龙(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 举个例子,隋唐时期盛行一种名为“投龙简”的道教仪式。求愿者用一种名叫“投龙简”的东西给山川神灵写信,写完信,照例放个小金龙,派它送信,通报神灵,乞求神灵保佑。 这种简,一般用金、银、玉、石等材料制成,形如小方板,投放地点都是名山大川,或在山洞,或在水边。山有山简,水有水简。这种活动虽是道教传统中的活动,却有更古老的背景——可以说,它是古代中国“五岳四渎”山川祭祀格局中的一个缩影。 (编辑:柯恩) 本文为腾讯道学独家稿件,文/牧之,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喜欢该类内容欢迎上微信关注“腾讯道学”微信公众号!(文章作者观点与立场,不代表腾讯媒体的观点与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