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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之 《汉书·艺文志》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天文者，以纪吉凶之象（资料图） 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关乎国家政治和农业生产，历代统治者对此都非常重视。天象的出没变化由于被认为是窥测和探知“天命”的重要方式，具有预测军国大事的特殊功能，因而成为帝王“参政”的重要依据。 正由于此，天学作为一门被严厉禁锢的学问，其被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历代对私藏、私习天文学加以厉禁。故而李约瑟总结到：“中国天文学有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它具有官方性质，并且同朝廷和官府有密切的关系。” 而这一禁令却也导致了中国天文历法人才在民间的缺失和培养。传统的天文历法得不到良好的继承，也逐渐趋于落后。随着西方天文历法知识的传入，传统的“天学”的地位日渐衰落。 何为”天学”？ “天文”一词，较早见于《易·彖·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意本指“天象”。《易·系辞》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资料图） 《易经》中的卦和爻是古人通过观察天象和地法，所总结出预测人事的经验。又《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今人观天象为探索自然，先民观天象为预知由天象所兆示之人事吉凶，由此“天文”一词又引申为：仰观天象以预占人事吉凶之学。 江晓原指出：“天文”在中国古代人们的心目中，“正是今人所说的‘星占学’，对译的西文应该是astrology”，“后人常以‘天文星占’并称”。事实上的确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天文学与星占学始终是密不可分的，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极其独特的作用。 《史记·天官书》对在他之前从事天学的重要人员进行了统计：“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眯；赵：尹皋；魏：石申。”  天垂象，见吉凶（资料图） 所谓“传天数者”，即专司通天事务之杰出人物。重、黎、羲和、昆吾、巫咸都是传说中的上古人物。比如重黎是受命决断天地交通的人物，《尚书·吕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 巫咸则出现在《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王逸注曰“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这些都是当时能够通天降神的巫师。 而后半部分人物，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史可考，从事“天学”等专业职务的“太史”或“司命”。因为古代是“家为巫史”，巫史职务不分，后来才逐渐专业化，故他们的职业都有共同的起源。  颛顼绝地天通（资料图） 天文星占之学，即通天之术也；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其职业也是历代相传继承而来的。 古代从事“天学”有专门的场所即“灵台”。灵台又被称为观星台、司天台，为皇家“天文”机构之表征。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皆设有官营御用之灵台，“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因为国家统治与天文历法息息相关，故皇家对天象有垄断性的观察与解释。后世灵台改称为太史院、钦天监等天文机构。 古代中国“天文”专言军国大事，如战争胜负、年岁丰歉、王朝兴衰、帝王安危等，而不及一般个人之吉凶祸福，故帝王对受命和敬授人时的天文历算之学一直持警惕态度。  古观星台（资料图） 在很长时间里，天文星象一直被限定在官方的天文机构内传承和钻研，民间不允许任何染指和研习。但如八字预测、风水奇门、六壬占卜、黄道十二宫等则不受到禁止之列，管理相对宽松。 官方严禁私习天文 对天文历法的垄断，是保证君权神授和天命所在合法性的一种象征。帝颛顼使重、黎“绝天地通”，控制交通天地人神的途径，垄断对“天象”解释的话语权，成为了统治者维护政权和统治臣民的有力手段。 历代国家就有关于古代禁止民间私习“天文”的传统，并颁布法律，违者刑法处置。如西晋“禁星气、谶纬之学”。唐《唐律疏议》“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乙、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  禁星气、谶纬之学（资料图） 上述的“玄象器物”主要指唐代观测天象的各种仪器及设施；天文是国家天象的观测和占候之事；图书、谶书皆是假托预言灾祥的书籍；兵书虽然侧重于排兵布阵，但往往与风云气色密不可分；七曜历，内容多以日月五星为目，而系吉凶休咎于曜日下；太乙、雷公作为官方的式占方法，主要预测唐王朝的“邦家动用”之事。 总之，以上所述俱是涉及唐王朝军国大事的灾祥预言，在中古社会中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蛊惑性，极易为各种政治势力及农民起义所利用，因而被坚决予以制止。 到了北宋时期，“诸道所送知天文相术等人凡三百五十有一······诏以六十有八人隶司天台，余悉黥面流海岛。”元代“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 明朝“（钦天监）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可以看出，历代所制定的法律具有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钦天监匾额（资料图） 其实国家官府对天文历法的政策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实行国家管理即官营，二是禁止私习天文历法，三是国家网罗天文历法和数学人才。掌管天文、历法、星占的官员既是专业的，又是世袭的，以免流落民间。 对“天文”的垄断和独占与王朝统治权密不可分，则每逢改朝换代之际，新崛起者必“窥窃神器”。如陈胜吴广在起义的时候就用“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来收拢人心。 在灾异说和谶纬学说流行的汉代，光武帝是利用“谶说”的高手。故一般在新王朝建立之时，就会采取法律垄断私学，以免他人效法自己，导致政局混乱，不利统治。  汉光武帝善用谶纬（资料图） 辅佐朱元璋安定天下的谋士刘伯温，就曾为了避免统治者对自己的猜忌，在病危的时候“以《天文书》授子琏日：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这是为了劝戒后人不可习之，正是为了免祸。 但政府对天文历法的严格管控之下，会导致传统历法的学习无以为继，也会导致国家天文历法人才的严重缺乏，从而天文历法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全面落后。 随着宋元时代高度发展的数学严重衰落，到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到中国。中国传统的天文历法因上述原因，只能处以下风，其在历史舞台的地位也日渐衰弱。 （编辑：柯恩） 本文为腾讯道学独家稿件，文／牧之，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喜欢该类内容欢迎上微信关注“腾讯道学”微信公众号！（文章作者观点与立场，不代表腾讯媒体的观点与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