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张柏然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现代翻译学应该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寻找曾经孕育了她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根，重建传统，同时吸取西方翻译学的智慧，参照现实文化变迁的需要，创建一种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翻译学。”这一理论主张具有卓越的前瞻性，在东西方共有的国际性学科中构建中国学派，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学科化进程的关键环节。而这一切的前提，正来自于我们的文化自信，因为它是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股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值此张柏然教授辞世一周年之际，本版特刊出两篇文章，以资悼念。 2017年5月26日，张柏然教授因病溘然辞世，业界大恸，我的悲伤尤甚。柏然教授与我交情甚笃，我们在翻译的认知、对翻译事业的追求以及翻译学研究生培养理念上一直非常投契。 5月，往往是学人最为忙碌的月份。 在徐州开完江苏省翻译协会年会，我回到南京，心里总念着病榻上的柏然教授。5月26日早上起床后，没有任何来由，突然特别想去看看当时还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他。 上午10点左右进入病房，柏然教授见到我，显得非常高兴，虽然已不能清晰交流，但他端起正由亲人手持的水杯，独立将水喝完，向我证明他一切都还好，目光中透出的坚毅深深地嵌入了我的心底。 不便打搅太久，短暂探视后，我很不舍地跟柏然教授告辞离开。未料，当天下午3点半，便接到他辞世的噩耗。那日的短暂会面和动心交流，竟然永别。 二十多年的时光如梭，与柏然教授相知、相交的一幕幕，宛如一幅新时代译学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1991年，我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的译介研究与翻译人才的培养工作。当时，柏然教授已是南京大学双语词典中心主任，在英文系执教。 由于共同的工作环境，以及同样对文学、文字的痴迷，我们之间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并成为学术上的好同事、好朋友。 1997年，从江苏译界学人此前近20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柏然教授与我选出52篇，汇集而成《译学论集》，他在“代序”中呼吁：“‘中国译论要有中国味’应该成为我辈清醒的使命感，认真而冷静地分析中国传统译论的可继承处、须扬弃处，用现代学理，发掘淘炼，进而为突破仅在古典领域翻滚的旧路，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及其体系的诞生付出我们所应该付出的努力。” 几乎在同一时间，柏然教授在《中国翻译》上发表长文，阐发其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这一理念，并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中国翻译学建构之路。基于对中西译论思想系统且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体系，西方的译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语言特点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翻译理论模式，应该一方面吸取这些理论对翻译共性的描述，同时另一方面要根据本国的语言特点，透视语言中所反映的文化精神，构建具有本国特点的译学理论。 柏然教授深知，要想在国际翻译学界拥有话语权，不仅要进一步厘清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发展的定位和建设脉络，也要推动更多具有中西融通视野的翻译学人参与海外学术活动，让世界听见中国翻译学的声音。要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必须要有一套建立在自身语言特点基础上、立足于本国文化精神的理论体系。 世纪之交，我们联合国内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在国外频频发声，介绍中国翻译经验，描述中国翻译事实，向世界讲述中国翻译故事。为了更加系统地总结中国翻译学领域的最新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回答翻译学界普遍关切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之路，2001年，柏然教授又邀我共同选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论文集，倡导“中国现代翻译学应该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寻找曾经孕育了她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根，重建传统，同时吸取西方翻译学的智慧，参照现实文化变迁的需要，创建一种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翻译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日渐加快，中外交流日益扩大，大批快速涌入的各种西方翻译学理论，导致中国翻译学科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暗藏危机。正是在普遍主义与本土理论传统之争，文化研究冲击与审美经验在翻译学中地位的进与退，西方的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后学”话语的引入与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状况的现实思考中，柏然教授提出建立一种“渊深宏通、胸襟开放和新锐高效的学术创新体制”的学术主张。 可以说，此种学术主张在我与柏然教授对翻译学博士生的培养上体现得非常明显。1995年，我们同时开始指导自己的第一位翻译学博士生，经过整整十年的摸索与共同商讨、切磋，当这批学术新人带着殷殷的学术期许，加入翻译研究的洪流中并迅速成长起来后，柏然教授邀我共同策划主编了一套“译学新论丛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先后共推出翻译学博士撰写的论著33部。 如今，这33部论著的作者已基本成为当前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翻译学理论研究与探索的不断深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柏然教授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双语辞书编纂家，曾任中国辞书协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主编，毕生致力于中国特色译学理论的构建。他是一个有着真性情、真观点的学者，对学生真诚，对事业认真，在翻译理论研究上坚持求真高于一切。 柏然教授是位有信念、有坚守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诗学思想有着透彻的理解，不盲目迷信西方译学理论，不跟风，不哗众取宠，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他是一位有学问，勇于探索的学者，从1976年起从事词典编纂，2004年出版《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开创了中国语料库辞书编纂的先河。他是一位胸怀宽广的学者，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不说别人的短处，不唯我独尊，尊重学生。他是一位善于指导的导师，与学生交流很多，从生活、学术等方面关心、推动学生，注重学生的个性与特长，因材施教。 柏然教授是一位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对中国气派的译学话语建设、对“实然”“应然”的讨论，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思辨性。 从对翻译事业的共同热爱，到同时指导翻译学博士生；从联袂推出第一部翻译学论集，到共同打造译学新人学术丛书；从对外国文字、文学、文化的痴迷，到翻译学科建设的担当，柏然教授与我从英语、法语出发，跨越荆棘丛生的字林、语林，在文化与思想的层面思考翻译问题，培养翻译学者，共同推动并见证了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一代风华。 酉鸡之年，痛失良友，特以此文致敬张柏然教授毕生对“中国翻译学”的探索与坚守。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