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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西方女性文学作出自己的解读和改造，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和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主要结合弱势论述和解构论，对所谓实证性的现实和未经验过的男性历史都采取质疑的态度，“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符具的游离、意义的摸棱性和历史的断裂等，也许是蛮能符合某些女性主义者口味的”。⑷文学理论引入台湾后，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学者，将其理论加以改造吸收，做出自己的解读。一般说来，她们不再采用历史的断裂和表达上的摸棱性，相反却强调历史的承绪，有意识地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其研究方法对采用语言分析、比较文学和解构论等中国读者较能接受的方式，研究着重点则集中在“思妇文本”、“性别认同和错位、“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困惑的角度，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用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来解析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怀人望远之作，认为历代文人笔下的楼头张望、幽闺独守的思妇，实际上已变成“男性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男性所自喻和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而是封建文化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1995年12月，在东海大学召开的“妇女文学学术会议”上，与会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分别从 “思妇文本”、“性别困惑”、“性别美学”、“性别认同”、“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角度，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和重新解读，论文集结为《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于1997年出版。其中台湾大学中文系梅家铃的论文《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考察了汉晋以来“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衍变情况，并对相关的两个问题：传统社会的婚姻观与性别规范下的妇女处境，政教理念、诗学传统以及拟代风气，对思妇文本形成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魏晉以后，表现女性以写已婚妇女为大宗，因此对“思妇文本”的研究，应首先关注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随之而生的“性别角色”规范；建安以后的思妇诗，除甄后的《塘上行》之外，余皆为文人“拟代”之作，而“拟代”往往又是作者就先出之文本予以筛拣、认同后的产物。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思辨色彩。 张淑香的<邂逅女神——解《老残游记二编》逸云说法>和<山中传奇——《老残游记》的女性叙写>皆是对《老残游记》中的逸云、白妞、屿姑等几位女性进行重新解读，主要采用“JosephCampbell英雄追寻神话的理论分析”，再以“古典文学‘遇仙’的传统审察其叙写模式”⑸，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结合起来。许丽芳<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则用比较的方法从书写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女性自觉时的矛盾与痛苦。作者指出：女性书写的价值观不同于传统的男性，“传统书写之价值依据往往来自书写者对外在环境之关怀与贡献，至于个人怀抱，则往往较为忽略，甚而形成书写者本身之自我约束与焦虑来源”，“相较于男性书写者之意识，女性书写者往往另有自我怀疑之矛盾或焦虑，即书写活动似与个人应有之作为有所冲突，而此亦形成女性于书写活动所呈现之特质”。至于产生这种书写价值差异的原因，作者认为与写作空间和传统中的定位有关：女性书写的“写作时间往往零碎片断，与男性之全然投入甚而以为毕生职业所寄有所差异”；“女性书写者之特有矛盾即所谓‘才’与‘不才’之挣扎，主要来自道德规范而形成的自责或内疚。至于男性，其之所以避免露才扬己，亦在于道德价值之判断，主要为对全体环境之负责，而非仅限于家族”。胡晓真的<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2001。7。24)，以晚清的两部弹词小说《金鱼缘》和《笔生花》为诠释文本，从性别自觉的痛苦与解脱以及性别错位等角度对女性书写者创作心理以及表达方式上的矛盾有更为细密的体察。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在创作弹词小说时，“展现的也是一种极为暧昧及摆盪的姿态：她们一方面欣欣自得，执着不悔；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时藉机解释自己的行为，强调并无逾越礼法或有碍妇职之处”，而且通过夹插自叙的方式，强调其书写是在妇职中“忙中拨冗”中实现的。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的内心世界，就像他们笔下的后花园，充满了隐秘和矛盾：一方面，花园是压抑和禁锢情欲的围墙，另一方面它又是保护私会、释放情欲的场所，而园中的花妖树怪，更是对情欲的挑逗。至于其“欲望的公开和私情的消解”，作者认为在弹词小说中是通过“女扮男装情节”来实现的。胡晓真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比较文学硕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文学博士。近年来一直着重于明清代女性叙事文学尤其是弹词的研究，著有<女作家与传世欲望——清代女性弹词小说的自传性问题>（语文。性情。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6。4）、<晚清前期女性弹词小说试探——非政治文本的政治解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1期)、<女性文学想象与晚明变局——论《天雨花》中父女传承>（传统与创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纪念文集2000）、<凝滞中的分裂文本——由《梦影缘》再探晚清前期的女性叙事>（《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2001。7。23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阅读反映与弹词小说道创作——清代女性叙事文学传统建立之一偶>（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才女彻夜未眠——清代妇女弹词小说之自我呈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等，并主编有《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等。其研究方式与其说是借用了容格等的“性心理学”和德希达的符号学理论（由于其学历出身，她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毋宁说更多地与传统文化的对接，我姑且称之为新索引派，因为旧索引派着重于对书中人物和本事的考索，而她则重在对书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图解与解读。 另外，这批研究者的女性研究意识也特别明确，往往在前言或结语中对此加以强调，或与传统的研究意识加以比较，以突出其不同。胡晓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意在探讨文学与世变之间的关系，但书中有一半以上的篇目是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作者中也有几近一半的女性。主编在“导言”中对此种研究方向和选择还特别加以强调：“有关女性与世变关系，往昔的讨论多数着重于描绘妇女在乱世中的受难角色：或飘零异乡、流离失所；或者家族遭戮、身被蹂躏；或者宁死不屈、捐生守贞。至于妇女本身对世变的思考及主动参与，或者女性价值在世变中的意义等，则或者由于研究资料未被发掘，或者受限于研究者的视角，很少受到重视。本书中有多篇论文关怀女性问题，弥补了这项缺憾”(6)。蔡瑜在<从对话功能论唐代女性诗作的书写特质>的“前言”中对传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提出批评，她说：唐代虽被公认为是诗歌最辉煌灿烂的时代，但“这一切在印象中似乎也是由男性诗人打下的天下，在有限的诗史或诗学史的册页中实难得见女性诗人的身影。因此该如何重读唐代女性诗人的作品，探寻不同的意义，来和以男性为主的诗学建构形成对话，实是唐诗研究必须开拓的新视野，更是研究中国女性书写的重要环节”。(7)钟慧玲则从女性角度强调研究“思归诗”的重要。她认为“思归诗”不同于男性作者写的“思妇诗”或“弃妇诗”，也“显然不被男性作家所青睐。可能是这类的题裁并不符合以夫权为主的婚姻传统。但正因为如此，女性内在地声音反而可以不受干扰，清晰地呈现出来”。(8)许丽芳在<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的“前言”中强调研究女性书写的动机与价值：“相较于一般士人对于从事书写活动之认知与自我约束，传统之女性书写者则另具有不同之书写认知与个人之自省批判，其人不仅受限于传统之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加之性别与地位之相对差异，对于书写之认知较男性书写者更为复杂与多元”。作者说自己的研究目的即是“藉由分析历代对女性书写活动之认知、女性自身之书写自觉及实际作品表现，以期对于传统女性对于书写活动之意识与反省”。(9)学者们的这种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对年轻的研究生们当然会有影响，成功大学陈玉萍的硕士论文<唐代小说中他界女性形象之虚构意义>（1998），不仅对《全唐小说》中他界女性形象的描绘手段、意义，进行了分析、比较和诠释，而且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期待：借由男性论述下的唐代小说文本，来探究男性观点下的女性形象，并从中理解唐代男性投射在他界女性角色上的爱欲恐惧等种种心理。辅仁大学的博士候选人王学玲在<古典诗歌中“妓女”形象的运用及转变——以李白为例的讨论>一文中指出：在近五万首的唐诗中，有关妓女的篇章就有250多首，“可见妓女形象的运用构成了唐诗中极有风韵和魅力的一部分”。但“在男尊女卑、礼教为重点传统社会中，‘妓女’向来遭受鄙视和轻忽，尤其是自命清高的文士大夫总是视之为妖魔祸水而痛加挞伐。吊诡的是，她们往往又是文人骚客喜闻乐道的话题”。(10)作者则是通过对李白在咏妓诗上的贡献的肯定（即将以色艺供人娱乐的妓女变成抒发个人情志的女性）来批判传统的两性观。 —————————————————————————————— (7)《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页81。 (8)<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清代女作家思归诗探讨>《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页128。 (9)同⑷，页219。 (10)台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第二期1999。12，页1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