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刘中山 笔者曾在“红楼梦学刊”微信平台所发《贾琏“怕妻”考》一文，由于准备不足，行文匆忙，对贾琏这一人物的定位与评价，未能作深入剖析，未能发掘出贾琏这一形象的样本意义。本文愿试析之。 一 《红楼梦》第五回，宝玉忽生睡意，秦可卿先引他到上方套间休息，宝玉看到一副对联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顿生厌恶之心，要求换房，这本是闲闲一笔，但隐含了作书者布局谋篇的大苦心。贾府的衰落，原因固然很多，但家族理念却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家族理念，犹如航海图。引领者贾府这艘巨轮，在时代的大潮中前行。故而，有必要对这一理念加以探讨。 这幅对联挂在宁府的上房，上房是古代民居中正北朝南的房间，一般是年长的老人居住的房间，如贾母就住在荣国府上房①，是家庭聚会和活动的主要场所，如林黛玉入贾府，贾家人就在贾母处聚会活动接待她。由此观之，宁国府之上房，应该是贾敬之居，或客人所居之地。这就意味着，在封建家长制的社会里，上房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文化缩影，故而这幅对联可以看作是家族理念的一个集中体现。 这幅对联意味着，在贾府人心中，“世事”“人情”的价值与功用已经完全等同于“学问”“文章”，只要世事洞明了，人情练达了，就等于做好了学问，写好了文章。可见，在书中所表现的时代，世事人情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贾雨村初登官场就栽跟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这样的时代里，仅懂贾雨村所理解的“时尚之学”是寸步难移的，真正的时尚之学是无字之书，隐藏在礼仪之邦表面的温文尔雅里面。他最终是靠上攀上贾家这个显赫大族及其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才由官场菜鸟一跃成为“兴隆街大爷”的，贾雨村的事例恰恰体现了世事人情在书中所写时代的重要性。与贾雨村栽了跟头才活明白相比，贾府人靠世事人情摆平一切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薛蟠打死了冯渊，看看贾府及亲戚们的反应：
犯了人命官司，朝廷命官王子腾只一句“意欲换取进京之意”，可见在那样的时代里朝廷法度只是一个明规则，而像四大家族这样的权势之家，已经习惯于用潜规则处理日常事务，包括命案也可以轻轻摆平而毫无顾忌。
将人命官司视为儿戏，认为钱可以摆平一切，薛蟠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表面看似和乃舅有所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
犯了命案，“维持了解”就可“放了心”，王夫人亦是世事洞明之人。
贾母、贾政甚至毫不提及命案，正是特权阶级优越感的自然流露，在这样的世界，没有钱摆不平的事情，没有权力摆不平的事情。这样的世事人情是病态的世事人情，身处这样的时代，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被时代绑架的可能，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生活真相。这也表明，世俗文化对贾府家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并在潜移默化中修正着他们的生存模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贾琏这样一个不喜读书之人成为贾府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当家人，就不奇怪了。因为贾琏就是一个深受世俗文化影响的精通“人情世事”、且能“机变言谈”之人。在这个荣禧堂上仍摆出一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的显赫气派的大家族里，需要一个能维护和保持这一显赫气派的家族主事人，这个人必须善于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以社会通行的各种“潜规则”来建立“人脉”“官脉”“富贵脉”。从这一现实需要来看，贾琏无疑是这个浮躁化势利化庸俗化的社会孕育出的一大批“如鱼得水”的“时代宠儿”中的一个佼佼者。 这类“时代宠儿”艺术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曹雪芹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时代病”的一种反思与拷问，贾政式的读书人，以读书为敲门砖，靠读书做了官后，依旧读书，“不过看书着棋而已，不以俗物为要”，真是体现了《论语》所言“读而优则仕，仕而优则读”回环往复式的“为读书而读书”的循环中去了；贾雨村式的读书人，一旦用书敲开了仕途之门，便将诗书礼仪道德文章统统弃之不顾，一心钻研“护官符”去了；贾宝玉式的读书人，对仕途经济深恶痛绝，却由于外力影响，一边读一边骂，矛盾着犹疑着。对读书人的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著书者，却悲凉地发现，贾琏式的男性文化正泛滥成灾，贾赦、贾珍、贾琏、贾蓉、薛蟠，都是病态社会“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价值体系下的佼佼者。他们集体地抛弃了“学问文章”，共同促成了贾府文化的衰落。目不识丁的王熙凤掌家，一群不读书的子弟操持家务，整个家族所承受的旧有家族文化的制约力大大减小，贾珍诸人“聚麀”，王熙凤放高利，下人们聚赌成风……这种自上而下的行为的失控与堕落，恰恰是这种轻文化而重人情的新家风所致。 二 谈到家族文化，必须考量两种文化的影响，一是家族历史产生的家族文化，二是整个社会文化中的传统部分和现实部分，包括文化元典精神和文化元典的世俗化。冯天瑜先生这样考量元典精神：“因其首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成为该民族垂范久远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③贾雨村式的读书人，正是儒家世俗化的典型代表。贾宝玉所痛斥为“饵名钓禄”的八股一道，并未能“阐发圣贤之奥”的言论④，正是对背离了儒家元典精神的读书人或者读书方式的一种否定。读书人沦为“国贼禄蠹”，自然就变成“读圣贤书，为禽兽事”的虚伪的“君子”了。生活在贾家的世家子弟，由于早早洞明世事，并且深刻地认识到了读书只为做官，而他们不读书照样可以做官。他们做官的方式有二，一曰世袭，不管贾赦、贾珍有无将军之资，更遑论道德文章之修为；二曰捐官，为了儿媳秦可卿葬礼风光，贾珍花一千五百两银子直接给贾蓉捐了个龙禁尉。这一切表明，世事人情的力量之大，它比读书更有助于世人得到功名利禄。 其实，传统文化的世俗化倾向，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话题，梅新林在八十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有专门篇章论及儒家文化的世俗化问题，再如邓铭英《论中国文化的世俗化问题》，虽主要谈及的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世俗化问题，但总结出的中国文化世俗化的两条趋势，用来考量《红楼梦》所表现的时代，也是比较恰当的，“对世俗功利的追求”“对神圣性的嘲弄与解构”⑤。 《红楼梦》所描写时代的正是元典文化世俗化的典型时代。秦可卿的丧礼，儒释道各家仪程都具备，正是传统文化世俗化的一个缩影。在传统文化世俗化的过程中，元典精神正在一点点被削弱，形而下的现实满足感代替了形而上的精神探索，且看贾府中传道受业的家塾，儒家思想的传承之所：
从以上两段文字可以看出，教师贾代儒常常把学堂交给贾瑞管理，而贾瑞却是一个品行不端之人，离儒家所谓“修齐治平”还差十万八千里，故而这些上学堂的孩子所受到的元典文化精神熏陶是几乎不存在的。 水月庵的姑子净虚六根不净，插手金哥婚事，在成功使用激将法，求得风姐出马后，有这样的对话：
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正如秦静所分析的那样：“这种中国化的佛教的最大特点是吸收了儒家的功利主义思想，从而改变了佛教纯宗教信仰的初衷，而更多地变成了一种世俗化的工具。”⑥在《红楼梦》中，著书者早已经看透了这一点，生动地展示了神圣被世俗同化的现实场面。净虚不仅染指红尘，而且唯利是图，她能给帮忙的凤姐三千两银子，自然自己也有好处费。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更应该同情弱者，方能“普度众生”，但透过这段文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的净虚，是一个远离了佛教元典的披着袈裟的世俗之人。 传统文化元典精神的丧失，恰恰反衬出了世俗文化巨大的影响力。贾琏们的行为模式正是世俗化了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中新产生的世俗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从贾琏夫妇的表现来看，有才无德是他们的共性，再从贾氏男性家庭成员的表现来看，大多也具备这一共性。透过贾府，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在这样的时代里，每一个家庭无不具备这样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庸俗化了的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两股力量的合力推动下，塑造成的所有社会人都具备这一特征，即有才无德。再这样的社会里，对人的价值判断，正从德才兼修的正向追求向重才轻德的负向追求滑落，作为社会的细胞，贾氏一族，也随着这股强大的社会惯性，出现了道德大滑坡的迹象。 所以，贾琏式男人的出现是个必然。  三 一个家族的衰落，固然离不开外部原因，譬如世俗文化的影响，但与家族传统文化也有着重要的关系。家风好，家道就兴盛；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以贾氏一族的衰落来观照这一观点，诚之谓也。 贾家是武职出身，这一点从贾赦贾政的话里可以看出来：
贾赦世袭一等将军，贾珍世袭三品威烈将军，可他们是否能上马杀敌？ 文中没有提及贾赦习武，但提到了贾珍，且看这位三品威烈将军是如何习武的：
著书人有两段简约文字，既暗点了这一府荣耀得来的渊源，又细腻地展示了世袭这种躺在祖宗功劳簿上享受的制度的荒诞色彩。 除了这一次，还有一次是写贾兰射箭。现在回头看贾赦和贾政的话，“文既误矣，武事当亦该习，况在武荫之属”，这正是家族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他们这个家族，是不用跟别人比文的，因为已经“误矣”！他们不比文，是因为他们是武将的后代。可是到了贾兰这一代，真正符合由武转文的转变的，恐怕只有贾政、宝玉和贾兰了。其他诸位男成员，既不习文，又不习武，已彻底变成“武荫之属”，靠着祖先的褔荫度日了。 这个家族路在何方？这不仅是贾氏家族不需考虑也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许许多多像贾氏家族一样的豪门贵族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各个家族因此产生了许多家训家规之类的制约性规范性的“规矩”来为整个家族的前途保驾护航，故世俗社会中一直有“家有家规，国有国法”的说法。北齐颜之推所撰写的《颜氏家训》被誉为家训类文献的“开山之作”，这个时代“政权更替，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的生存环境恶化，人的发展前景严峻”，“作为一个对子孙富于爱心和责任感的为人父母者”，颜之推撰写家训，“是为了对后代进行思想训导与心灵化育，以期实现前代尊长与后辈子孙之间家族文化遗产的自觉传递，使子孙后代上可‘绍家世之业’，下可安身立命。”⑦然对照贾氏家族来看，除了世俗社会要求的那些外在的应酬性交际性的能力外，这个家族内部并没有形成全家族成员时代恪守的家族行为准则。即便是偏僻乖张的贾宝玉，贾母也有这样的评价：“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换出正经礼数来。”这个评价实质上可以涵盖贾氏家族的所有男性们，表面的学问和文章至少是符合社会规范的，但内在的学问和文章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而所谓内在的学问和文章，则正是家族精神所存在处，这一点恰恰是贾府男性们所匮乏的。这一点从宁荣二公的担忧也可看出：
此段话语竟然将家族中所有子孙一概否定，并将家族希望寄托在世人眼中一无所用的宝玉身上，这虽然有点荒诞，但纵览全书，能真正从声色犬马皮肤滥淫中解脱出来的恐怕也只有宝玉一人而已。这段话虽借警幻之口在宝玉梦中提及，但亦可看作宝玉作为贾氏后辈，祖祖辈辈留给他的关于家族使命的集体无意识的展现。事实上，小说中的宝玉，写小说的曹雪芹，都将家族的希望寄托在女性上，譬如秦可卿、王熙凤、贾探春，可卿之死，宝玉呕血，实在是对其才能的痛惜，而借托梦王熙凤一节，事实上也正是这两位真正能治家的两位能人之间的精神默契的生动展现。而且荣宁二公的话事实上也坦率地承认了家族发展中，从来没有人意识到，应该有一些必须的规矩来阻止子孙后代们堕入“情欲声色”的“迷人圈子”，让他们个个都能“入于正路”。 可以说，家族文化的的缺位，正是贾琏们恶性繁殖的一条重要原因。 四 综上所述，贾琏作为一个文学典型，它实际上是贾家所有男性的一个集中代表，其形象具有典型的样本意义。这一样本的最显著标志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处事风格，而究其所产生的原因来看，不外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由于缺乏家风的营造、积淀和传承，使这个大家族始终“中气不足”；再加之重表面的能力而轻内在的文化的现实需要，使之终成为“百足之虫”而“死而不僵”；再加上江河日下的世俗风气的熏陶渲染，使这只“大虫”日益陷于“安乐死”的幻境而不能自拔。 “暖风熏得游人醉”，贾琏式的男人都在梦中，醉中，醉生梦死中。 注： ①《红楼梦大辞典》（187页）。 ②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三版。 ③转摘自于同元《重新塑造中国文化精神——<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0页。 ④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学林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第87页。 ⑤邓铭英《论中国文化的世俗化问题》（《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995年第1期第20页）。 ⑥秦静《中国佛教世俗化表现及其原因》，《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3期第53页。 ⑦吴丽《浅析<颜氏家训>的教育思想》，《社科纵横》，2006年11月总第21卷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