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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觉 现代法律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惩处罪行，它带有强制、权威和严厉的色彩。但中国古代的法律系统则具有不同的色彩。  中国古代的法律系统，蕴含着先贤的智慧（资料图 图源网络） 它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明德慎罚，也就是重视用道德和礼乐教育、规范人的行为和心灵，将可能的犯罪消解于未萌阶段，从而尽量少地使用刑罚手段。这种明德慎罚的制法精神，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 在西周第五位君王周穆王执政晚期，吕侯为相，他向穆王建议，依据宽大原则修订一部国家刑律，颁行天下。 这部律典被称作《吕刑》，其中包括了当处以墨、劓、膑、宫、大辟等五种惩罚的罪行共三千条。 这三千条内容早已失传，但在《尚书》中保存了《吕刑》一篇，对如何利用这些律条公正地判案做了相当详细的阐述，对我们今天理解周代人的刑罚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这篇以周穆王的名义颁布的诰词中，周天子首先提出了要警惕滥用刑罚的观念。这种观念从何而来呢？  周代的统治者已经有了慎用刑法的意识（资料图 图源网络） 据说，最早的先民都是淳朴有德的，那时候自然用不上刑罚。后来蚩尤开始作乱，在他的影响下，苗民制定了严酷的法律来制裁平民，不论有罪无罪，不容分辩，滥用刑罚。由于苗民对法律的不恰当运用，最终招致整族倾覆。周人从苗民的遭遇中吸取到的经验是，刑罚决不可滥用。 那么，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如何才能贯彻这种慎罚的精神呢？ 首先，惩罚要与罪行相符合。按照罪行程度的轻重不同，《吕刑》相应地制定了三大类不同的处罚方式：五刑、五罚、五过。五刑是最严厉的，包括墨、劓、膑、宫、大辟这几种对人身产生伤害的刑罚，五罚处以是五等不同的罚金，五过没有明确的说法，但可以推测出是比五罚更轻一等的处罚。 其次，《吕刑》指出，执法者在实施每一种处罚的时候，都必须有明文可据，要核实罪行是否符合法条。当案情存疑时，处罚应该从轻不从重，如果同时犯下两种罪的，只按一种罪处罚。不过，也不能随意采用大赦的方式，还是要尽量核实案情细节，力求做出公允的审判。  执法者的每个决定都要有法可依（资料图 图源网络） 再次，除了依据法条判案外，具体案件也要具体分析。譬如，虽然犯案者罪情较为严重，但如果他并非惯犯，只是偶一为之，可以考虑从轻发落，反之，如果罪情不严重，但犯案者一贯不法或者故意为之，则要从重处理。 此外，也要考虑社会背景的影响。如果是在乱世中，百姓犯罪行为的增多更多是受到衰乱风气的影响，这时用刑就要轻一些。如果是在治世中，大多数百姓都能够安分守礼，而只有少数恶劣之徒故意犯案，这时候就要处以重刑。 《吕刑》特别强调，执法者应注意在以下两个方面自我要求。一是要冷静地分析供词与犯案事实：遇到能言巧辩的犯人，不被他的狡辩所迷惑，仔细比对供词的矛盾之处；如果不同证人供词发生出入，必当细察其中的曲直原委，务必做出让人信服的裁断。 二是不可贪图贿赂，既不可将罚金据为己有，更不能因为收受贿赂而对犯人有所偏袒。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吕刑》表示，执法者在审理案情的时候，要怀有悲悯之心，但如果是执法者本人贪赃枉法，那么国家一定要给予严厉的惩处。  执法者当保持自己品行的端正，洁身自好（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在《吕刑》中我们看到的不是面对平民的训诫警告，而是对各级执法者的要求和规范。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平民的道德水平、行为模式，都是效法上级管理者的，因此，对于有位者而言，他们所处的地位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责任的象征。 在这种明德慎罚的精神中，包含了对政治深刻的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