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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卢国龙 道教南宗之名与实 元明以降，由北宋张伯端初起端绪，至南宋白玉蟾集其大成的一系道教传承，习惯上被称为“道家南宗”或钟吕金丹道“南宗”。如果按照中国学术综核名实的传统来考究，那么第一，这个称谓是名副其实的，称宗立派的冠名方式是被普遍接受的，以致历史记载中从未发现任何异议；第二，这个称谓属于典型的实至名归，因为它是由教派之外的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所称述的，并不是这个教派自命的。  道教南宗北宗均源自钟吕金丹道（资料图） “名实不应” 儒家学者称述一个道教教派为“宗”，就主观故意而言或许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但在心理上，毕竟要首先承认这个教派的门户独立性，否则所谓“宗”就很难宣之于口，更遑论著之成文。 我们在研究道教南宗时必然接触到的第一个事实，即是在宋元时期，道教南宗是先有这样一个教派之实，其中包括特定的传承和教法蕴涵等，然后被学者命名。到了明清时期，道教南宗的丹法修炼和雷法行持两大开宗立派的根本，广泛流衍在各种民间教派之中，一本而万殊，但这些民间教派通常都不会明确强调其丹法或雷法宗源于道教南宗。所以历史地看道教南宗的名与实，是宋元时期先行其实，后获其名；明清时期传衍其实，未冠其名。 道教南宗在前后衔接的两个历史大阶段，都表现得名与实相符却不同步，有时间差。这种并不很常见的教派冠名现象，可能包含了许多关于这个教派精神发展的历史秘辛，需要我们从浩瀚的古文献中去寻绎。  明清时候道教的诸多派别虽也行雷法、修丹道，但多已不明确强调与南宗的承袭关系（资料图） 儒者笔下的道家宗派 见存文献中，较早称述南宗的，是元末明初的大儒宋濂。宋濂曾在丘处机致弟子宋道安的一封书信上留下过跋语，“右长春真人丘公与其弟子宋道安手帖。首言‘吾宗承传次第，非一朝夕者’。盖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汉钟离权，权授唐进士吕岩、辽进士刘操，操授宋之张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陈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此则世所号南宗者也”。 跋语“盖自”云云以下，是宋濂对书信内容和社会所流传的相关知识的综述，也可以理解为对书信内容的解释，尤其末一句“世所号南宗”，显然表明并非长春真人手帖中已有南宗名号，而是宋濂援用社会上流行的通称，指述自张伯端到白玉蟾、彭耜一系的传承。只是这个通称由何人创始、如何流行，现在已难悉其详，大致可以确认的是，不仅属于北宗的长春真人未曾称曰“南宗”，即使南宗祖师白玉蟾等人的著作中，也未发现“南宗”名号，所以宋濂所说的“世所号”，可以明确理解为社会对南宗的称谓。  南宗五祖白玉蟾（资料图） 晚于宋濂，明中叶又有都卬，在所著《三余赘笔》中叙录“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之事，大意与宋濂的综述相同，所列出的南宗传承，也是到白玉蟾、彭耜为止。还有以忠亮著称的名臣邱浚，也曾作诗歌咏叹内丹道的传承，“海蟾以后分南北，两宗若不相为谋。南宗始紫阳，正传海琼白。北宗始重阳，七传长春丘”。 所谓南宗北宗不相为谋，当然不是指二宗的教义差别或者以门户自别，而是指在二者之上没有某个统一的教会，仅得各自修持，分别传承而已。这也是中国古代宗教的常态，即政府设有僧录司、道录司等管理机构，但佛教和道教本身都没有统一的教会。没有教会的体制化统一，但具有教义上的彼此关联，所以南宗与北宗相互对称。 当然，儒者叙议道教宗派之事，也不一定都像宋濂等人这样弄得很准确。例如宋濂的好友王祎，对道教颇诋斥，言及道教南北宗之事则称：“全真之名，昉于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这是接受了南宗北宗之称，但将南宗与北宗全真派的并列关系，错误地弄成了派生的从属关系，殊不知南宗正是相对于全真派之为北宗而言的，时间上，南宗初祖张伯端活动于北宋仁宗、神宗时期，也比金代的全真创派祖师王重阳更早。  陕西紫阳悟真观（资料图） 正因为错误很明显，很容易被发现，所以也就有明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著论以勘正之云：“按《录》以全真之教昉于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似未详考。盖南北二宗之分，实自宋南渡后，而皆始于吕嵓。嵓得道钟离权，权得之东华少阳君。南宗自嵓授刘海蟾操，操授张紫阳伯端，伯端授石翠玄泰，泰授薛紫贤道光，道光授陈泥丸楠，楠授白海琼玉蟾，蟾授彭鹤林，此所谓南宗也。”事情原委被勘正得很清楚，王祎由于“未详考”，将钟吕金丹道的南北宗误会成全真派的南北宗，而事实上，全真派只有“全真七子”马丹阳、丘长春等人的开枝散叶，无南北宗之分，至于从张伯端到白玉蟾、彭耜的传承，则自北宋辗转传衍到南宋，与全真派除了共同的思想文化渊源之外，没有其他的直接关系，从而形成既同源又南北对称的大格局。 “宗分南北” 如何看待道教南北宗并列的格局呢？像邱浚那样发现“两宗若不相为谋”，亦可谓独具只眼，看出历史上的道教缺乏统一教会的合力。但这种缺陷，是由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所决定的，宗教的表现，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随处配合，差不多就是《庄子》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样子。所以对于这种格局的缺陷，难为深论，我们就不妨转向积极的一面来看。 积极地看南北宗并列的格局，似乎颇具有对称的平衡感，也由于包含差异而富有思想文化上的张力。这种南北宗并列的对称格局，不仅仅存在于道教中，其他的宗教或思想文化流派同样也存在，并且同样具有对称性和张力。  南北宗山水画对比（资料图） 如佛教禅宗在唐代分出慧能南宗与神秀北宗，南宗顿悟，北宗渐修，教义差异的张力甚至引发彼此高下之争。中国画也可以根据创作风格、技法等分出南北宗，南宗由唐诗人王维开先河，北宗则推唐代著名画家李思训父子为先驱。还有一些在思想文化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家族，也由于迁徙而分出南北宗，如迁徙到衢州西安的孔氏，就相对于曲阜孔氏而称南宗，留居曲阜的称为北宗。又如江西鄱阳程式，由于程端蒙、程珙为朱熹高足，所以也与河南洛阳的程氏对称为南北宗。 既在宏观格局上构成对称、平衡，又在传承或思想文化上包含差异，或分庭抗礼，或并驾齐驱，大概就是中国历史上林林总总的南北宗之分的共同特点，道教的南北宗当然也不例外。那么相对于北宗全真派而言的道教南宗，究竟在思想文化上取得了哪些成就，得以与声势隆盛的全真派并列？ 乱世中的全真派  金元之际，战乱频仍（资料图）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是一个怀着儒家的淑世情怀，对混战离乱的时代现实深感忧患的著名学者，借助他的观察和思考，我们可以梗概性地了解全真派在金元时期兴起的盛况及其原因。在为全真道观撰写的一篇碑文中，元好问说，“今黄冠之人，天下十分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虽凶暴鸷悍，甚愚无闻知之徒，皆与俱化，衔锋茹毒，迟回顾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礼义无以制其本，刑罚无以惩其末，所谓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荡然大坏不收之后”。将这段内蕴着忧思和孤愤的叙论归结起来，就是全真派传播的声势震撼山海，而全真派之所以大获传播的根源，是这个教派在文明板荡的时代能够引导社会开展自我拯救。 交融际会下南宗特殊的文化底蕴 全真派在金元之际引导社会自我拯救的种种勋烈，当然不是元好问的一篇记叙文就能够说得清楚的，不过，历史在这方面留下了丰富的文献，现代学者的研究也成果沛然，毋须本文赘述，所以我们不必完整地叙述全真派曾经的辉煌，只需要借助元好问的叙论以了解全真派传播的梗概，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南宗在社会拯救、教派传播方面未曾取得与全真派相媲美的辉煌成就，南宗与全真派对称的底蕴，主要来自道教教义或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就，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文化，使南宗可以撇开关于传教声势的衡量、获得公认的宗派对称地位？  两宋交替之际社会矛盾重重（资料图） 比较而言，道教南北宗虽然同样以传承钟吕金丹道为道脉渊源的象征，兴起的时间也大致相当，但由于地分南北，政治和社会的环境不同，所需面对的人生、社会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所形成的教派特质、所取得的教派成就，也相应不同。 南宗传承由北宋而南宋，经历了汉族政权南渡的大变局。南宋社会，民间凋敝，政府流亡，南宋初还由于宋徽宗时的“花石纲”等，整惑得江南民不聊生，以方腊起义为典型，江南民间对宋政权弥漫着抵触情绪，社会矛盾重重。但相对北方长期僵持的民族冲突、社会丧乱而言，南宋治下的江南，倒是显得相对安定，对金人的外部战争，也在事实上成了社会动员、化解内部矛盾的契机。 另一方面，南宋秉承北宋重文治的政策，不仅通过开科取士使江南的社会精英大量进入政权体制，而且南方社会也在精英文化的导向下，呈现出南北文化融合、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大趋势。南宋时的江南道教，整体上就正是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当时涌现出的许多道教科仪的鸿篇巨制，如蒋叔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宁全真《灵宝领教祭度金书》、《上清灵宝大法》等，就一方面继承了唐暨北宋时仿效古典礼乐因而规范化的道教科仪传统，另一方面又吸纳南方的民间信仰和礼俗；又如南宋新兴的或力求变革的诸多道派，其中包括神霄派、清微派、净明派、合皂山灵宝派、龙虎山嗣汉天师派等等，都具有将道教传统与南方民俗信仰结合起来的共同特质，而道教南宗，正是具有相同特质而且文化素养表现优异的一个流派。  玉蟾宫（资料图） 张伯端与白玉蟾 南宗的文化素养，集中体现在两代宗师的身上。其一是初祖张伯端，继承黄老以及《周易》的哲学理念、汉魏伯阳《参同契》道与术相合一的体系，同时熔炼隋唐五代内丹道的宗教体悟和概念术语，创作出至今依然是道教修持宝典的《悟真篇》。其二是五祖白玉蟾，不仅才华横溢，著述宏丰，而且就教团组织、宗教仪式、将丹法与雷法熔为一炉的南宗教义之建构而言，还是道教南宗的实际缔造者。下文以这两代宗师为核心，探索南宗与北宗对称的思想文化底蕴，同时也就是南宗所护持的精神传统。 未完待续…… （编辑：灵瑾） 本文为腾讯道学独家稿件，文／卢国龙，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喜欢该类内容欢迎上微信关注“腾讯道学”微信公众号！（文章作者观点与立场，不代表腾讯媒体的观点与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