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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守心领神会，豁然贯通，他是学者施政，主张以教化为本。首先的计划就是以圣贤之道来引导读书人，从而影响社会与民众，他意味深长地说“：六经经义一旦解释纯正，老百姓就会振作向善，如此一来就不会有邪恶之人了。”在绍兴府“政学合一”方针的积极推行下，这篇《尊经阁记》被列为书院学校的必读课本，又成为市集上流行的书册，其影响是空前的。后人还将它辑录在《古文观止》里，成为一篇传世的名文经典。 讲学是历代大儒弘道的主要形式，这种精神真是可与日月同辉，流芳万古。南大吉在稽山书院亲设尊座，恭迎阳明先生并自称门生，又以绍兴府的名义，在恩师的故居上立阳明书院，会两地讲学，聚八方彦士，一时蔚为大观。太守以门生身为表率，积极参与并以督任讲学，师生相互默契，上下同心协力，形成了“政学合一”的崭新局面。事实上，绍兴已经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前来求学的人已是数以万计了。 据《明史·王守仁传》记载当时情形：“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工夫有得，则因方设教。”盛大的讲学是他在晚年进行的一次思想变革，最终完善了“致良知”即心学体系，其核心是“良知”，即是天理，亦是道，可以解释为人对于善恶的自我认识，是人所特有的能动表现。于是，先生阐明了良知即准则、即主宰、即睿智、即自觉、即自信的命题。 王阳明喜欢写诗，特别重视诗教的作用，《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影响极大，这是将心比心的启示与劝勉。其一：“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说明良知是求真，须自我更新。）其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指出良知是自知，须内心省察。）其三：“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点拨良知是修心，须自省觉悟。）其四“：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启迪良知是睿智，须清醒独知。）这些诗句通俗明畅，而且富有理趣，可见先生施教的独特风格，他讲学的原则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先生还说“：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他讲学的方法，是鼓励大家自主探讨事物与寻求哲理，绝不是照本宣科的。 莘莘学子，孜孜以求的是圣贤之道，先生的讲学形式更是丰富多彩，令人难忘。请看钱德洪当时的记述：“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听，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古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追记其姓字者。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郁积入者以融释脱落出。”（《刻文录叙说》） 王阳明的讲学方式，令人想起孔子的杏坛。讲学不是教书，可以不拘形式，除了正襟危坐的面授外，其他行走、坐卧、饮宴、游乐皆可。而且师生之间可以互动，是交谈式与讨论式的，学生是人人畅所欲言，先生则善于启发与点拨。正是“：讲习有眞乐，谈笑无俗流。”（《诸生夜坐》）阳明先生俨然是自比孔子了。南大吉以绍兴府名义延请先生为会试举主，号召四方学子云集，经学风行昭示远近，绍兴的科举蔚为昌盛，此皆由师生鼎力而为。 治水安民之《浚河记》 师生同心，治邦安民，“知行合一”有作为，乃使人间兴利除弊。 渭南南姓是夏禹的后裔，南大吉追念先祖大禹治水的功德。明洪武年间，大禹陵即被钦定为全国应该祭祀的36 王陵之一，明嘉靖年间考定墓址，由绍兴知府花费巨资，重修禹庙，兴建碑亭，开辟大禹陵园，南大吉亲自题写雄浑有力的“大禹陵”三字，至今历历在目，碑高4.05 米，宽1.9 米。禹陵右侧有一个八角重檐石亭，上刻“咸若古亭”四字，俗称鼓乐亭，传为祀禹奏乐之所，亭旁有碑廊，内立秦始皇东巡会稽时命丞相李斯撰写的《会稽刻石》等，禹陵左侧有禹穴亭，这是古越先贤留给后代的一份珍贵遗产。 南大吉以绍兴知府的名义，主持举行了隆重的祭禹典礼。王阳明也一起参加，他将大禹与秦始皇进行对比，为越中的大禹精神作了积极的评价。诗云“：北望稽山怀禹迹，却叹始皇为惭色。落日凄风结晚愁，归云斗掩春湖碧。”（《游秦望山》）绍兴府继承前任的良好传统，始终将治水安民列为重政大业。“善治越者以浚河为急”——这是南大吉的名言，一位令人尊敬的父母官，他遵循历代先贤前仆后继的足迹，不忘治水之本，“尝浚郡河，开上灶溪，筑坡塘以备旱涝，通沟壑而除险厄。”（《越中杂识》） 绍兴城当时的府河跨山、会两县界，纵横贯穿于城中，皆通舟楫，成为绍兴府至关重要的“命脉”。然而，那些临河而居的人家却自谋私利，不断侵占河道，搭建庐舍，致使府河渐趋壅窄，来往船艘经常堵塞，老百姓纷纷怨声载道。南大吉考察了实情后，于是下令浚通河道，先出安民告示，“拟拆府河两旁庐舍六尺，许以广河道，为乡里安福”。谁知道，一些习惯于横行霸道的富家豪门竟然不理不睬，独行其是，依然故我。他们甚至煽风点火，对南太守进行恶毒诽谤，还向朝廷控告其害民罪责。所谓好事多磨，南大吉遇到了不小的阻力，甚至还受到了毁谤与诬告。但他下定决心，毫不动摇。 太守深知民情所困，先生明察人心所向，他们之间有着真诚的默契。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政学合一”又一次登台表演：一个举起刀，实施铁腕治理；一个拿起了笔，制造舆论氛围。阳明先生火眼金睛，洞悉南太守的一举一动，他要揭示事实真相，主持社会公道，剖析人心奥秘，表达民情所向，于是慨然写下《浚河记》（《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 越人以舟楫为舆马，滨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规月筑，水道淤溢。蓄泄既亡，旱涝仍频。商旅日争于途，至有斗而死者矣。南子乃决沮障，复旧防，去豪商之壅，削势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谤，从而谣之曰“：南守瞿瞿，实破我庐；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厉民欤，何其谤者之多也？”阳明子曰“：迟之。吾未闻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欢呼络绎。是秋大旱，江河龟坼，越人之收获输载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于垫溺，远近称忭。又从而歌之曰“：相彼舟人也，昔揭以曳兮，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燋矣。霪之弥月也，微南侯兮，吾其鱼鳖矣。我输我获矣，我游我息矣，长渠之活矣，维南侯之流泽矣。”人曰“：信哉，阳明子之言，未闻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纪其事于石，以诏来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