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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用简洁的笔调，客观记述了南侯（太守）浚河治越的功绩。他以两首歌谣为证据，一谤一颂，对比人们截然不同的评价；又两次点明主旨，即“未闻以佚（安乐）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明确显示了天道、公理与人心。众所周知，先生这是在为功德立传，为民心树碑，为历史作证！此碑记刻成后，被老百姓竖立在府河边，成为绍兴城的一道风景。可叹的是，此碑同稽山书院一样，早已不复存在了。 据《越中杂识》记载：郡守南大吉“锄奸兴利，政尚严猛，善任人事，不避嫌怨。每临重囚，必朱衣象简，秉烛焚香，洞开重门，令众见之，人咸以为神人不可犯。属吏有被诬者，必为洗雪；郡有大盗，素为郡要所庇，悉置之法。有学士侵吞王右军、谢太傅故地，悉剖归其主；郡河、运河为势家侵占者，治其罪而复之。”他的政绩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不仅“民之谤者亦渐消沮”，且“各邑之士亦渐以动，日有所觉而月有所悟”，越地风气乃为之剧变，南大吉因此而受到当地士人的广泛认可，老百姓称他为“严父”、“慈母”，“真吾师也”。以至他“入觐”之时，人们用种种方法，甚至通过王阳明来试图挽留他。 在绍兴龙山东侧、城市广场西边，有一座千年历史的“宝珠桥”，原名是叫“火珠桥”。据《嘉泰会稽志》“：火珠桥，在火珠山下。”《山阴县志》曰“：本名火珠桥，嘉靖时郡守南大吉名宝珠，知府汤绍恩重修，改今名。”原来在卧龙山东侧，有一座小小的火珠山，卧龙山与火珠山恰如“卧龙戏珠”之态，火珠桥架在府河上就成为纽带。南大吉关切世风民情，以为上有“火”下有“水”是大不吉利的。古训所谓“民犹水也”，若因“水火不容”，岂不将导致“官逼民反”的乱局？南太守想起了孟子的话“：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民本”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官与民要同忧同乐。南大吉扪心自问“：吾以民为宝，岂不善哉？”于是太守下令将“火”改为“宝”，从此“宝珠桥”的名称沿用至今。如此，南大吉将“火珠桥”改为“宝珠桥”，实在是顺应民心世情的妙笔也。 南大吉敢于触动豪强利益，故遭之报复，腾谤遍及京师，终招致获罪而罢免。同时，朝廷权贵惴惴不安，唯恐心学成为异端邪说而泛滥，因此绍兴府亦受到黜责。当南太守卸任告别之际，绍兴士民垂涕揖别，真若失去父母一般。王阳明在《送南元善入觐序》中说“：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蔽数十年矣……政积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斩然翦剔而一新之。凶恶贪残，禁不得行，而狡伪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与斐斐缉缉，构谗腾诽。”（《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于此，南大吉慨然致书先生，曰“吾惟以不得闻道为恨”，竟然没有一语说到自己得失荣辱之间。王阳明阅之，叹曰“：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师生重情重义的赤子之心，真是天日可昭！ 明德为官之《亲民堂记》 师生一体，传道为政，身体力行“致良知”的典范，从而改观风气。 南大吉一次路过阳明居处进而问政，先生为南大吉点拨：为政的根本在于“亲民”，而所以“亲民”则在于“明明德”；明德与亲民是统一的，“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而“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于是王阳明写了《亲民堂记》一文（参见《王阳明全集》卷七）：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过阳明子而问政焉。阳明子曰“：政在亲民。”曰“：亲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亲民。”曰“：明德、亲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所从出也。人之于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于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于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灵昭之在人心，亘万古而无不同，无或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亲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则必亲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则必亲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亲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国、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对己之称也；曰民焉，则三才之道举矣。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也，而皆有以亲之，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天下平。”曰：“然则鸟在其为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于亲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谋权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者，是不知亲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发见，是皆明德之本体，而所谓良知者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则，而不容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也。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于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则，至于横鹜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大乱于天下。故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方圆而不止于规矩，爽其度矣；长短而不止于尺度，乖其制矣；轻重而不止于权衡，失其准矣；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则矣。夫是之谓大人之学。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夫然，后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元善喟然而叹曰：“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诸沟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于是名其莅政之堂曰“亲民”，而曰：“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书其言于壁而为之记。 南大吉豁然明白了王学简易之理，理解了“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旨，于是乃喟然叹道：“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南大吉于是在“亲民堂”自励勤勉，并以“亲民”为毕生职责，成为绍兴历史上的著名清吏。南大吉在为政之任上，能时时反省自己，颇有“自诲之真”。正因为此，南大吉才不为功名利禄所动，不为贫贱忧戚所移，能把贫贱、忧戚、得丧等置之度外，“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南大吉在思想上曾宗程朱，在接受阳明心学之后，即反省程朱格物穷理支离之学，而对阳明心学渐有所悟。南大吉与王阳明的交往虽只有三年，但是相知颇为深挚。 阳明先生倡导“良知”之学，南大吉身同感受，师生经常在一起谈心。以下一段《传习录》中记载，称“南太守三悟致良知”：一日，大吉询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先生曰“：何过？”大吉历数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先生曰“：吾不言，何以知之？”大吉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乎？”于是笑谢而去。居数日，大吉复自数过加密，对先生曰“：与其有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使不犯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谢而去。又过数日，大吉复自数过益密，追问先生曰“：身过可勉，心过奈何？”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大吉谢别而去。太守三番省悟，豁然开朗，他赞叹“：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于是赋《示门人诗》云“：昔我在英龄，驾车词赋场。朝夕工步骤，追踪班与杨。中岁遇达人，授我大道方。归来三秦地，坠绪何茫茫。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愿言偕数子，教学此相将。” 王阳明对南大吉的思想影响极其深刻，从一定意义上说，改变了大吉的学术门径：一是“以致良知为宗旨”。南大吉对王阳明的思想深有所悟，且“自信之笃”。故此，黄宗羲《明儒学案》将他列入“北方王门学案”。二是“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南大吉在为政之任上，能时时反省自己，颇有“自诲之真”。同时，阳明亦通过大吉有“自悔之真”而证明“良知”人人本具，只要“镜明”已开，则良知自现。南大吉才不为功名利禄所动，不为贫贱忧戚所移，能把贫贱、忧戚、得丧等置之度外，其心“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三是“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南大吉说：“道也者，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是故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灵，以言乎性则中矣，以言乎情则和矣，以言乎万物则备矣，由圣人至于途人一也。”（《传习录序》）在南大吉看来，天地之间，有大道存焉；人与物虽皆由道而生，而惟人得其秀；人皆有其性与情，以“中和”为最佳境界。显然，使人心与大道为一，这就是“视天地万物，无一而非我”的天人合一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