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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熊是中国最早力推“普通话”的人，殊无异议。纵览各种媒体的资料，均作如此表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许多人认为，朱文熊是受了吴汝纶（安徽桐城学派著名学者，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普通语”的启发，从而在中国最早提出“普通话”的。那么，朱文熊先生为什么以“普通话”为己任？这跟他的家庭出身和学历、经历有怎样的关系？他力推“普通话”的深意在哪里？研究的人似乎就不多了。 朱文熊，1883年2月出生于水乡古镇陈墓（今江苏省昆山市锦溪镇）的一个诗书家庭。陈墓，地处沪苏交界处，因有南宋陈妃水冢而得名。五湖围拥，交通闭塞，却又能接受苏州、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信息辐射。这里民丰物阜，人文积淀深厚，更有枯灯夜读的习俗。清末以来不断有莘莘学子走出国门，前往英国、日本、加拿大、德国、俄国、法国、美国等国留学。百余年间走出了两位中科院院士、200多名教授。目前，锦溪镇正与江浙地区的十三个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朱文熊所做的一切，其实要从“中国出洋看世界第一人”王韬说起。 王韬，被称为中国近代著名洋务政论家，思想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中国新闻业之父。清道光二十五年，他17岁时，考取新阳县学第三名秀才。王韬的外祖父朱元理，从小聪明好学，16岁成为新阳县学生员。成年后得到新阳人唐梧岡的器重。唐梧岡当时担任山东滕县知县，让朱元理去滕县，并把女儿许配给他，婚后育有二子二女。后来从山东回家乡锦溪，终生从事教学。朱元理将一个女儿嫁给甪直人王昌桂，这就是王韬的母亲。 王韬的母亲朱氏，继承了诗礼之家的家风。王韬回忆说，五岁时，母亲就口授字义——教他识字，并讲解字句的意义，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甪直镇在清代雍正初年曾由元和、昆山、新阳三县分治。西属元和，东隶昆山。甫里、渡头等村归新阳管辖（清代雍正年间，新阳与昆山同城分治。直到今天，甪直东侧的南港仍属昆山管辖）。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王韬在昆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然而三年后去金陵应试却落第了。为了谋生，他从甪直去十几里路以外的陈墓（锦溪）镇设馆教书。朱家是书香门第，舅舅们热心地帮助他在授课的同时致力于经史之学。21岁的王韬胸怀大志，却难以施展，内心激昂而又苦闷。他在诗中写道：“寂寞锦溪路，萧条淞浦滨。橐笔情无限，捻书愿未真。交游长契阔，世事剧艰辛。地僻客朋少，村深风俗醇。检点诗篇富，登临景物新……”不难看出他正渴盼展翅高飞的机会。也正是在锦溪，王韬接到了英国传教士麦都斯的邀请，去上海墨海书馆参与编校译书。在那里，他广泛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方式，同时也向人们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开拓了一番异乎寻常的广阔天地。 朱文熊父亲与王韬母亲朱氏同出一族。尽管晚王韬半个多世纪出生，但作为舅家后裔，受其“出洋看世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族兄朱文焯比他晚一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法政大学。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同一年出生的族弟朱文鑫，光绪三十六年（1910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回国后主持南洋路矿学校教务，并受聘于南洋公学和复旦大学任教。上世纪二十年代成为著名天文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之父”。朱文熊自幼聪敏勤奋，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旁涉数学，兼通文理，应乡试中秀才。后考入苏州中西学堂。清光绪三十（1904）年，经江苏巡抚端方亲自选考，得以出洋留学，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主修物理和数学，与鲁迅、许寿裳成为同窗好友。 宣统二年，朱文熊学成回国。1913年7月受聘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年担任民国教育部（教材）编审员，与鲁迅等人组成“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一度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19年被聘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同期的会员有蔡元培、胡适之和林语堂等。 在第一次“国语统一筹备会”会议上，朱文熊就明确指出：“我国言（音）与文相离，故教育不能普及，而国不能强盛，泰西各国，言文相合，故其文化之发达也易。”他力推“普通话”的目的，是为了做到“言文相合”，普及教育，促进文化发达，以强盛国家。这与“为往圣开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之前的1906年，朱文熊已经自创了一种“言文一致”的以拉丁字母排音的汉语拼音方案，以推进中国文字的改革。他写了一本书《江苏新字母》，书中把汉语分成三类：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还主张采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不必生造。且只用26个拉丁字母和5个倒放的字母、一个横放的字母，而不用其它自创的字母。朱文熊先生所提出的“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通行之字母”的观点，成为后来拉丁化拼音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显然，自幼生活在四面环水的古镇锦溪，经受种种语言交流的困惑，他渴盼着像王韬一样走向世界，推广“普通话”便成了与生俱来的使命。 朱文熊曾满腔热忱地说：“夫吾之所以望同胞者，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界耳。顾文字不易，教育总不能普及；国语不一，团结总不能坚固。” 然而，由于当时国运多骞，朱文熊竭精殆虑所提出的“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方案，始终未能得到当局的重视和推广。他只能在无锡、上海、苏州等地以教席谋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通话推广运动”才有了迅速的发展。 1955年10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决定用“普通话”为我国“国语”。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先生在工作报告里，充分肯定了朱文熊在我国汉语拼音发展当中的首创作用。1959年5月14日还专门致函朱文熊，褒扬他：“数十年来致力于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对于文字改革工作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上世纪三十年代，朱文熊回到苏州颜家巷6号朱氏老宅定居，后任教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61年病逝于老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