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起艺术创作，艺术家的任性其实是享受自由的表现。汪曾褀曾经讲过，艺术创作要有益于健康，有益于社会前进，这是艺术家的良心。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道理，我们永远在过分要求优秀的可靠价值，干一些非常没有人性的事情。什么叫有益于健康？这是谁规定的？客观标准在哪里？所有的艺术家都不要以为你是大众的教师爷，大众不是你教的，应该是因为对这件事有感触，所以才说出来。我拍了一个电影，大众不愿意看，那是为什么？说明这个电影没讲出什么。因此，真诚善良的人，当然也包括艺术家，都应该有同情弱势群体的素质，这是最基本的。 “任性”这个词比较适合表述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艺术活动。其实艺术创作就是过家家，孩子从小喜欢玩过家家，一边打，一边唱，还有台词，其实就是表演。后来有的人长大了，为了谋生，就不再玩这个了。有些人一直玩，玩不够，他不想长大，想永远很任性地自己过家家。我就一直要这样，要涂鸦，不让我这样，我要死。 1976年就是“四人帮”刚倒台那一年，我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1980年毕业，然后一直留校，后来在北京漂了一段时间。那是个特殊的年代，从小没有真实的东西，所有的报纸、印刷铅字，除非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的，我们还会稍微带几分恭敬去看，对于“文革”时期的书我们都是嘲弄的。所以形成了一种天然的逆反心理，只要是主流赞同的，我就反对；只要是主流反对的，我就赞同。这种逆反心理现在看来当然比较偏狭。我和学校不太合作，在南艺待了十年后来去了法国，回国又在北京漂着，一直是漂着的状态，因此可能形成了这种特点与生俱来地要跟社会唱反调。大家都说这个东西是圆的，我就非得说它是方的，要我说这个东西也是圆的，那就没有灵感了。 其实生活就是一盘你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的棋。你跟对手下象棋，既不愿让对方将死，也不愿去将他，你们俩就把马跳过来，跳回去把车横过来开竖过去开。反正你也不来吃我，我也不去吃你，很多时侯生活就像这么一盘棋，乏味而无聊。 像我画画，有不少人认为我超脱，不在乎画价。按我的资格，我的画远远不是现在这个价，我学生的画都卖两三万一幅，而我到现在也就是三五千。我宁愿画得任性一些，我不想为了价格失去任性，那样我会活不下去。马龙·白兰度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玩，他说拍电影就是为了赚钱。他完全不像好菜坞的演员，很有个人魅力，有个人创意的东西。他说我为的就是这点工资，要是我扫地给我开同样的工资，那我就不拍电影了。不过，你让他演特别商业的电影，他也演不出来。 所以，我以为，作为一个作家或是画家，永远不要考虑你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你只能像蛤蟆一样，好好活，抓到蚊子吃蚊子，抓不到蚊子抓苍蝇，反正要有自己的活法。不要考虑结果，由动物学家去归类，你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做好这个工作就可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