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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乡子 李珣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南乡子》，词牌名之一。有单、双调两种。单调二十八字，五句两平韵、三仄韵，换韵方式是“甲乙”。欧阳炯始作八首《南乡子》，每首均为单调二十八字，见于《花间集》。双调《南乡子》五十六字，上下片各四，见于平韵，见于宋代潘枋《南乡子·生怕倚阑干》。 李珣 (约855一约930)，字德润，祖藉波斯，其先祖隋时来华，唐初随国姓改姓李，安史之乱时入蜀定居梓州，人称蜀中土生波斯。李珣兄妹可考者三人，珣为长兄。其妹李舜絃为蜀主王衍昭仪。亦能词，有“鸳鸯瓦上忽然声”句，误载入花蕊夫人《宫词》之中。其弟李玹，字延仪，人称李四郎，曾为王衍的太子率官。为人喜游历，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好摄生，暮年尤以炼制丹药为趣，家无余财，惟道书、药囊而已。李珣对药物学也颇有研究，曾游历岭南，饱览南国风光，认识了许多从海外传入的药物。著有《海药本草》六卷。据现存佚文统计，全书收录药物124种，其中96种标注外国产地。如：安息香、诃梨勒出波斯，龙脑香出律因，金屑出大食国。此外书中记述了药物形态、真伪、优劣、性味、主治、附方、服法、制药法、禁忌、畏恶等。有些条文兼载药名解释。书中收载的海桐皮、天竺桂、没药等为当时其它本草著作所未载。为重要的海外药物文献。惜原书至南宋已佚，其内容散见于《政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著作中。 李珣有诗名，“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多感慨之音。尤工词，为“花间派”重要词人之一。其词风清婉明丽，较少雕饰，朴素中见明丽，颇似韦庄。《历代词人考略》说他“以清疏之笔，下开北宋人体格”。李珣词作，依其歌咏主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描写美女姿态、男女爱情的词作；二是歌咏闲适隐逸、抒怀伤今之作；三是异于中原的地域风情之作。第三类将放在赏析中结合论述，人物简介中只谈前两种： 第一类：描写美女姿态、男女爱情的词作。这类作品远远少于花间派代表人物温庭筠和韦庄。据有人统计：这类作品在李珣词作中为22首，占全部词作的40%；在温庭筠词作约有有59首，占90%以上；韦庄词54首，这类词作 44首，占 80%。这类词作的风格则与温韦词风相近，其中以《浣溪沙》4首风格婉约，情味悠长，显系温韦词风之余绪。郑振铎认为其中的《浣溪沙》（入夏偏宜）“彻头彻尾是花间的情调。”不过这种相似性是不多见的。与温词相较，李词“清”有余而“浓”不足。另外这类作品对美女、爱情的描写在情调、风格和审美取向上是与温韦有本质区别的。在温韦笔下，词的背景常是红楼绿巷，描写的女子多为青楼歌伎，其情爱也常是士子与青楼女的恋爱。李珣词则多为游子思妇，征夫（妇）愁，商妇怨或少女情窦初开的真挚情感。这些作品透露的是人间美好淳朴的情怀。如《望远行》二首。另外，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李珣也不同于其他花间词人。花间词中所描写的女性形象多为男子观赏和恋爱的对象，乃至寄情声色，寻欢作乐的对象。如温庭筠的《女冠子》：对女子的形容仪态和妆束的描绘，极其细腻浓丽，是作者着意观摩品评的结果。但李珣词中的女性则着眼于对其本身的赞叹讴歌。他的《女冠子》二首，意境极清幽虚玄，女主人公宛如美丽的仙女。她们的形容动态，是词人想象中的感觉，缥缈而辽远。 第二类为抒怀词，内容包括怀古伤今、隐逸闲适、羁旅远游等。这类词作在李珣的词所占比重更大，更能显示李珣的词风和独特品质。如他的怀古伤今之作《巫山一段云》二首，是词人途径巫峡时联想起有关故实而作。二词将写山水景物与咏史融为一体，吊古伤今，颇具低回留连，回环曲折之致。《茅亭客话》谓李珣《琼瑶集》多感慨之音，指的就是这类作品。《碧鸡漫志》谓李珣有《后庭花》曲，皆言（蜀）后主事，很可能也是联系当时之世，抒发亡国悲慨之声。 李珣抒怀词中也有较多抒写闲适及歌咏隐逸之趣的词作。较典型的有《渔歌子》四首。 均描写湘楚山水之美，表现词人远离尘俗，淡泊功名，荡舟垂纶，悠然自得的归隐志趣。全词自然潇洒，清新瑰丽，故清人李调元认为和张志和《渔父》词相比，他更爱李珣《渔歌子》：“世皆推张志和《渔父》词，以‘西塞山前’一首为第一。余独爱李珣词云：‘柳垂丝，花满树……’不减‘斜风细雨不须归’也。” 结合《茅亭客话》所谓“（李珣）事蜀主衍，国亡不仕”之语考察，此四词当系词人这种生活情志的写照。《定风波》5首，多描写词人在亡国后的隐居生活，抒发怀恋故国，孤洁自守的情怀。 李珣著有《琼瑶集》，今佚，作品散见《花间》、《尊前》等选本。其中《花间集》收录37首，《尊前集》收录18首（其中一首《西溪子》两书重复）。据<天香阁随笔>记载：德安府城西北有山，须水注入，有司马温公读书台，其下凿石为洞，洞中镌刻有李珣《渔歌子》（楚山青）一词。唐五代词被刻诸于石，于此仅见，说明李珣词在当时即已广为传诵。 李珣的生平事迹略见于《鉴戒录》、《茅亭客话》诸书。 李珣是早期来华的波斯人后裔，但由于长期生活于中国，深受汉文化的濡染。“以秀才预宾贡”，说明他已全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亡国不仕”，诗文“多感慨之音”亦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但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亦颇负诗名，但终不脱波斯人本色，其文化底蕴无疑是伊斯兰文化。这从他兼治医学，其弟亦以从医为业中即可得到某种启示。西域文人兼治医学者不少，如元代著名维吾尔族作曲家贯云石晚年即以行医为生，元末回回诗人丁鹤年也兼擅医术，当为西域伊斯兰文化之一特色。这也不仅表现在他有着独特的域外视野，著有我国第一部海外药典，六卷《海药本草》等方面，也表现在他的诗文具有 异域风格。“诗言志，词言情”。诗词乃是诗人心曲、情志的外化，更能表现出他“波斯胡”的特色。他的好友成都尹鹗有词，戏谑其诗文中的波斯风格：“尹校书鹗者，锦城烟月之士也，与李生常为善友。遽因戏，遂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狐臭薰来也不香。’”（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2）意思是说，外人入华从来都是循规蹈矩的，独李珣不然，敢违背常规应举考试。但即使成功折桂，桂香也会被狐臭味薰光。这里所谓的狐臭指代的当为外来的非汉族文化。此诗虽为戏谑之言，但生动也体现出李珣文化底蕴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也不仅表现在其创作风格上。他虽是花间词人，但很少花间词人柔婉纤丽的情调，而多明快真切的风格，使其词作在花间派文人中别开生面。更为重要的是他诗词的关注目光常常是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异域风光和边陲风情，而这常常是汉族作家尤其是中原作家忽视的或根本没有经历过的。他的代表作十七首《南乡子》即是明证。 李珣共有《南乡子》词17首是五代词中难得的清新之作。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厚的民歌风味，且比民歌更为典雅。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赞曰：“咏南荒风景，惟李珣《南乡子》词有17首之多。为词家特开新采”。下面所选的“相见处，晚晴天”是其中的第十首，以“象渡瘴溪”为背景，描写一位南国水乡少女路遇。将时令景物、人物动态写得句明字净，绘声绘色，且融入异域特色。诗人对南国水乡风物人情的热爱，亦充溢字里行间，读来饶有兴味，颇耐咀嚼。下面略作简析： “相见处，晚晴天”点明时间，这与一般的叙事作品并无二致，并未见其特色，但“起句宜平”，这是历代诗话的告诫，起句平平，正是诗词高手的过人之处。你看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周邦彦的《兰陵王·柳》皆平铺直叙，不是直接点明时间，就是直接点出咏歌对象。与小令同样体制短小的“绝句”：王维的“渭城朝雨邑轻尘”《送元二使安西》，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芙蓉楼送辛渐》同样是起句平平，而“第三句要响”（王昌龄《诗格》）。分别用“劝君更进一杯酒”和“洛阳亲友若相问”大幅度跳跃，别出心裁、奇军突起，使这两首诗称为千古不朽名作，本人也因此被赞为“诗中有画”和“七绝圣手”。 小令接下来的一句“刺桐花下越台前”，似乎还是在交代时间和地点，但已显示出异域特色，已是作者刻意为之。“刺桐”，似桐而有刺多产于南美和亚洲热带地区，我国在在华南四川等地多有种植，因而带有典型的异域特征，如阿根廷将此花定为国花。我国古代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又称“刺桐城”，港口称刺桐港，并将刺桐花定为市花。“越台”即越王台，汉时南越王赵佗所筑，在今广州北越秀山上。汉代的“南粤”，被视为“蛮荒之地”南粤之民被视为不开化的“南异”，自然又是异域的象征。中原士大夫对此或是忽视，不甚了了；或是鄙视，不屑一顾。李珣却特意选此做背景，并饶有兴趣地加以咏歌，可见其视角的独特，更是此曲独有的价值所在。 以上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下面出现的是故事中的人物；上面是静态的叙述，下面是动态的描写，又带有独有的异域情调：“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就像诗歌绝句中要求“第三句要响”一样，这首小令的下片也是异军突起，在情节上有个大幅度的跳跃：这位少女如何在春日游玩的情形，包括如何在路上与其中意的少年郎君如何邂逅？如何引起姑娘的注意，像另一位花间词人韦庄的 《思帝乡》所写的经过：“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皆一概略去，只是突出被对方深深吸引的一个表情动作：“暗里回眸深属意”，接着便是一个大胆的示爱动作“遗双翠”，然后骑着大象先涉水而去。这个“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的示爱动作，是个极其缜密又连续的心理活动描述，显示这位姑娘既多情又聪慧的性格特征。其中“遗双翠”就是一个聪明又多情的爱情试探。其前提是互相爱慕：这位少女在“暗里回眸”时发现少年也在注意自己，所以才会“遗双翠”表明心迹；“遗双翠”本身也是试探，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也爱自己，如果不是，自己也不会陷入被动和尴尬，因为是“遗”双翠，鞋是忘掉了，并不是刻以赠给对方。接着便是骑着大象渡河到河对岸的林中相会。如果对方接受这个爱情信物，就会尾随而去；如果无意，姑娘是自然离去，也不会受人讪笑或留在原地尴尬相对。这是个多么多情又多么聪明的姑娘，处理手法何等完美和细密。全词就此打住，留下悬念，也留下个余韵悠悠的结尾。当然，这一切不但说明作者观察的细密，更说明其表达手法的高超。一首仅仅三十三字的小词，先用景物描绘构成色彩斑烂的异域背景，再用人物举动刻画心理活动，塑造一个多情而聪明的少女形象，确实属难能可贵，而且在花间词人中别具一格。 这个别具一格，不仅表现在越王台、刺桐花等异域景色的描绘中，也表现在人物的行为和风俗中。骑象过水，这固然是西南少数民族一大风景，今时今日，无论是诗歌、绘画、摄影都会用这样的镜头、画面来表现异域风情。“遗双翠”又何尝不是异域女性的特征：一则，西南一带大概因为天气炎热，长期以来形成不论男女都有赤脚的习惯。所以脱下双鞋过水是很自然的事（当然这位姑娘也是刻意的，因为骑在象背上过河也无需脱鞋）。中原女性是不可能用脱鞋相赠作为爱情盟证的。同时唐人的蒋防写的传奇《霍小玉传》，霍小玉因思念李生，梦见与生相会。李生要其脱鞋，霍小玉醒后叹道：“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结果长号而绝。鞋的意蕴与南国边陲正好相反，不是爱情信物而是诀别象征。二则，青年男女在约会中互赠信物，也是西南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风情。远的不说，就以电影《五朵金花》为例，白族姑娘金花在一年一度的云南大理“三月三”街邂逅白族青年阿鹏，两人一见钟情，金花首先赠给对方“荷包”示爱，阿鹏则回赠祖传的钢刀以示爱的坚贞。广州一带姑娘不但赠荷包，而且荷包内还塞入槟榔，让情郎咀嚼,因为 “橄榄好吃回味甜”。三则，女方大胆示爱，主动相赠，这也是 异域风情。在儒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原文化中，女性尤其是文人笔下的女性是不会出现这种表达方式的。以中国古典爱情名作《》和《牡丹亭》为例，皆是男方主动示爱，女方是含羞低首、欲迎还拒的。《西厢记》中张生在普救寺见到崔莺莺，一见倾心，为了接近女方，遂到寺中借宿住进西厢房。然后来到后花园，偷看崔莺莺烧香，随即吟诗一首，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崔莺莺虽然也恋张生，在后花园弹琴倾诉，但等张生听到琴声，翻墙来见，却被心慌意乱的崔莺莺拒绝。 《牡丹亭》中“惊梦”一场也是杜丽娘“在昏昏睡梦中见一书生持半枝垂柳前来求爱，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柳梦梅主动求爱“【山桃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小姐，和你那答儿讲话去。〔旦作含笑不行〕〔生作牵衣介〕”就是前面说到的同为花间派代表作家，又是主题相同的韦庄的《思帝乡》，那位姑娘倾慕一位邂逅相遇的陌上风流少年，也只是内心倾慕，没有任何“暗里回眸深属意”的外在表情，更无“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的示爱行动。与其说这是中原少女的腼腆和矜持，还不如说是作者深受儒文化的熏陶而作出的行为规范：可以“如之何勿思”，但必须“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个别具一格，更表现在作者对这种异域风情不是隔阂、陌生乃至鄙夷，而有一种中原儒文化的自大和优越感，而是充满兴趣和赞美之情。在他的十七首《生查子》中，作者充满情感描绘南国水乡粤地的风土人情：荔子轻红，桄榔深碧，猩啼暮雨，象渡瘴溪的南国风光，更萦以情事。表现劳动的情趣，收获的喜悦，以及劳动妇女淳朴的情怀、勤劳美丽的风姿。除《鱼市散》一首略带羁旅之愁外，节奏皆欢快明朗，皆是兴趣盎然。有的整首皆是异域风特有的风情描叙。如第八首写“听猩猩啼瘴雨”的感受；第十一首采珠女“罗衣湿，出向桄榔树下立”的合浦一带特有风光；第十五首在越王台下谢娘家听当地“乡歌”。这在当时是一种另类的审美情趣。因为在南宋之前两广云贵地区尚未开发，在中原士人眼中是蛮荒之地，居民是“蛮夷鴃舌”之人。尤其是在南北朝之前的汉唐时代更是如此。汉宣帝时有位大臣叫贾捐之，也是著名政论家贾谊的曾孙，曾上述宣帝，要求撤销珠崖郡（今海南岛）下属九县，其主要理由就是珠崖是荒凉不毛之地，生活在其中的又是一些“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不开化的蛮族。所谓“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 ” （《弃珠崖对》汉书卷六十四·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对这样的地域和居民，国家耗费巨大的资财，抛弃众多将士役夫生命去统治管理，实在是得不偿失。就是这样的建议，居然被宰相于定国和汉宣帝认为说的有道理。于是珠崖郡就在均称并不了解珠崖的背景下被撤销。《弃珠崖议》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主动放弃领域地统治权的先例，对海南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影响深远。直到明代台阁大臣杨士奇还认为贾捐之很有识见，将这篇《弃珠崖对》收入他编辑的《历代名臣奏议》之中。 李珣作为长期生活于中土士大夫，自然深受汉文化的濡染，能 “以秀才预宾贡”，就说明他已全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但作为早期来华的波斯人之后裔，其文化底蕴无疑当是伊斯兰文化。他身上固有的伊斯兰文化因子仍时时在发挥着作用。前面例举的尹鹗戏评李珣之诗句就说明他身上不乏伊斯兰文化之痕迹。另外他兼治医学，编著《海药本草》也是例证。因为西域文人兼治医学者不少，如元代著名维吾尔族作曲家贯云石晚年即以行医为生，元末回回诗人丁鹤年也兼擅医术。李珣多年以经商为生，浪迹天涯，曾到过广州。唐末广州已是重要的通商口岸，有阿拉伯人万余。李珣身上文化底蕴的异质性，使在那里如鱼得水，有一段颇为自在得意的生活，常邀女子同游。这就导致了他的词作在西蜀文坛上别开生面。不仅在创作风格上他虽是花间词人，但很少花间词人柔婉纤丽的情调，而多明快真切的风格，在花间派文人中别开生面。更为重要的是他诗词的关注目光常常是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异域风光和边陲风情，而且是揄扬和讴歌，这更是汉族士大夫尤其是中原作家不愿正视或根本没有经历过的。这也正是李珣这类词作的历史价值所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获得一些有见识的诗论家好评，如明代卓人月称赞说:“可为闽粤诸村传谱”（《古今词统》卷一）。近代李冰若《栩庄漫记》云：“李德润词大抵清婉近端已。其写南越风物，尤极真切可爱……花间词人能如李氏多面抒写者甚鲜。故余谓德润词在花间可成一派而介立温韦之间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