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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 “革命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以各自对“革命文化”内涵的理解，对其进行阐释、宣传和践行。在国内许多地方，革命文化还更多地被冠以“红色文化”。于是，“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混为一谈，革命文化的本意被淡化，关于红色文化的解释更加“见仁见智”。仔细分析发现，“红色文化”概念的提出约出现于21世纪初。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后，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人们难免要从过往的历史与经验中，追忆曾经引领党和人民走向胜利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事实证明，这种现象与当时学术界的文化记录非常契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在2003—2004年度的学术论文中，“红色文化”已成为主题词。同时，有学者注意到，在红色文化概念出现前，中国学术界已经出现了“红色经典”“红色资源”“红色旅游”等提法。这些提法是否准确？对革命传统的继承是否该回归其本意？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立足当下，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的今天，为革命文化找准定位，体现其当代价值，便成为人们的重要关切。 革命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点在于中国革命铺就的红色底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凝聚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这份文献可见，“红色文化”应规范地称为“革命文化”，其历史渊源可回溯到20世纪初期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 中国“革命文化”可溯源至中国共产党的初创，且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紧密相关。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后，历经半个世纪，由一个幽灵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并指导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用真理的光芒昭示了中国革命未来的方向。于是，20世纪的东方中国，在民主革命、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运动中不断切换革命主题，在各种意识形态和救中国方案的相互激荡和选择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率领人民开展了不懈斗争，做出了重大牺牲。据军事科学院信息中心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22年间，能够查清作战名称、作战地区、我方参战部队、敌方参战部队、作战结果等基本要素的主要战役、战斗，共计3203个。“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曾说，新中国的成立，是由亿万先烈的鲜血染红的。的确，革命烈士的鲜血铺就了中国革命的底色，才有外国人眼中的红色中国，才有中国人心中的红色政权，才有今天“红色文化”称谓的流传。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革命文化的主创者。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实行武装抵抗。在著名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部队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秋收起义非常接地气地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人民武装旗号，广州起义因有苏联顾问的参与指导，宣布组织“工农红军”，并打出了“工农红军”旗帜。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无条件接受其领导，中共中央遂于1928年5月25日发布《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武装“割据区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央指示，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各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先后奉命改称“红军”。1931年后，全国各地革命军队统一改称“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红军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工农红军的红色传奇故事走向世界。 这支红色劲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土地革命时期，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在抗日战争时期，毅然走向敌后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国民党携手御侮赢得民族解放；在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为中国人民的两种前途和命运展开战略决战；最终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并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坚强柱石。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的底色是红色的，中国革命的旗帜也是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毋庸讳言，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暴力革命学说在中国实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天换地，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而这一切的本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因此，任何“着色”的文化名词都没有“革命文化”更能精确地反映这个实践过程。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革命文化传承和建设，他在视察原兰州军区时强调，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此后，他遍访西柏坡、井冈山、沂蒙山、古田、延安、遵义等革命圣地。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其中的“革命主线”清晰可见。确切地说，红色仅是一种象征意义，但革命文化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民族复兴的“根”与“魂”，由此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牢记初心”的本意，不忘“所由出，知何往”。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遍访革命圣地的主线，革命文化的丰富内涵得到逐步展现。井冈山斗争，使我们领会了革命之初思想动摇的必然，以及坚定革命胜利信心的重要。古田会议，党以决议的形式，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明确了红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基本问题；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解决了党如何领导军队的根本问题；理顺了军队中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以及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基本途径。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革命摆脱教条主义束缚，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思想形成之初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延安岁月，让人感受抗日救亡时期的艰苦卓绝，以及在革命圣地精神世界的富足；西柏坡——中国革命最后的农村指挥部，中共中央在走向执政舞台前向全体党员发出“进京赶考”的谆谆告诫。如此联系起来，革命文化的内涵应包括：作为革命文化资源承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丰富内容；一切与革命斗争有关的旧物及遗物、旧址及遗址等革命历史遗存和纪念场所，以及与之相对应在革命岁月里形成的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 革命文化形成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之中，具有着鲜明的精神特质 革命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形成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之中，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已经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革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体现在其鲜明的精神特质中。 革命性。主要包括理论的革命性和实践的革命性。《共产党宣言》发表近70年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终于由革命预言变成现实。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卓越的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历史自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革命文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反映，所以革命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斗争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 民族性。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对马克思主义展开系统研究的直接动因，是为了避免中国共产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对党的事业再度构成危害。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使马克思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湖南韶山冲里走出来的毛泽东，一生农民本色，与土地、农民和农村结缘，向来以中华民族为自豪，兼收并蓄外来优秀文明成果，成就了中国革命事业。毛泽东的理论创新，从来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但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现成词句，永远都体现出最贴近中国现实的民族风格，中国的革命文化由此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 大众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郑重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谙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并得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结论，并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的劳苦大众，在中国革命先进分子们抛开自身优越生活，投身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运动的行为中，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和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成就了革命文化是“为了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大众特性。 时代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要求和文化特色，即所谓的“时尚”，所有的文化都是在具体的时代被创造出来的，故任何群体文化其存在的必要、创造性及其文化的传承与淘汰，都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以长征为例，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缩影，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革命的“时尚”是：崇尚坚定信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人数仅占出发时的30%，这无疑是一场为“主义”的集体“殉志”！崇尚对党忠诚。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分兵，张国焘分裂中央，险些葬送中国革命，是对党忠诚的中坚力量维护了党的团结，避免了分裂；红十五军团在陕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接应和支援，使党在陕甘根据地的政治奠基和军事奠基成为可能。长征路上，毛泽东将担架变成政治舞台，展现了逆境中革命家的胸怀，体现了高度的历史担当，重掌领导权，避免了党和红军的覆灭。 创新性。革命文化中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为回击中国山沟沟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仅1938年，毛泽东完成的理论成果就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这些纲领性文献，充满了对中国革命战争关键问题的思考。毛泽东以其独特的“战争辩证法”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1939年，毛泽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内容。1940年，毛泽东撰写《新民主主义论》，对军事胜利后的新中国进行规划，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1945年，毛泽东写出《论联合政府》，对抗战胜利后的革命进行总体设计，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党的纲领联系起来，完成了对新中国蓝图的构想。 革命文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源于与当代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的契合 古人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力量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经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之魂。革命文化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之所以具有生命力，除了它本身的精神特质外，革命文化与当代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观念存在部分重合。正因为如此，每当我们走进任何一个中国革命文化遗存，都会感受到心灵的震撼，这即是革命文化当代价值体现的一个层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革命文化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 一是助力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革命文化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加强理论武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提供了有力支撑。革命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化阶段形成的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行动指南，两者在理论上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始终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是一致的、不可撼动的。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引，领导国家、民族和人民实现党的目标，这也是革命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同质要求。 二是助力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应该坚守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我们可以领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革命文化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是助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坚守正道，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革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培育出的革命精神，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所表现出的精忠报国赤诚奉献的爱国情怀；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排山倒海决战决胜的英雄气概；视死如归勇于斗争的牺牲精神；忠贞不渝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处变不惊沉着果敢的心理定力；军令如山军纪如铁的纪律观念，都是革命文化的内在呈现。革命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强调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 四是助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来源于人民并以人民为中心。要繁荣文艺创作，必须植根于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不断挖掘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时代英雄的精品力作。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革命文化是战争年代的产物，所以昂扬向上的斗争精神是它的鲜明特点，同时革命文化朴素而又多彩的文艺形式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因而也最容易扎根于广大群众中。这一点在新时代的今天尤为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以力避借革命文化之名，行低俗庸俗媚俗文化之实。 五是助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要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就必须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因此必须把加强革命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持续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既要充分利用中华古代文明的辉煌成果，也要深入开掘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涵，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把中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中华文化和革命文化成就与光荣的同时，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必将成为了解历史，资鉴未来发展的最好路径。 （作者：潘宏，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