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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梳理古希腊形而上学建构逻辑的演变进程可知，早期自然哲学面对现实“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只能进行自然实体式的直观思考，这种思考虽知道本原的普遍必然性特质，但无法深入其内在本质的感性理解限度，预示了对本原问题进行单纯自然观的考量是不够的，要切实把握本原还必须与人的内在意识密切相关，与理性思辨能力紧密相连。自然哲学的限度促使探索真理的理性由“意识之外转向意识之内”，从而对本原的追寻也就转向对包含其在内的存在本体的探索。本体作为形而上的存在具有纯粹无形的特质，这种特质排斥感性直观而诉诸理性思辨。“逻辑概念”论作为在本体论体系框架内形成的把握形而上对象的一种基本方式，在隔离现象世界的同时， 总要抽取一个纯然永恒的形而上世界，并在把握超验之上的本体时又必然会在关键性的环节上导致世界二重化理论的产生[5]（p297）。总之，对理念本体的概念式把握是由其无形的纯而又纯的思想本性决定的，这种本性促使哲学力图把人类理性呈现其活动的必需形式和原则从原始的知觉、感情和冲动的形式转化为概念的形式[6]（p18）。哲学史已详述概念与形式被创制出来的理由与过程，生活经验和各门特殊科学都已证实这些概念和形式为判断经验世界而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希腊精神从自然界和人生的具体现实中所创造出来的基本概念已成为所有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持久基础[6]（p41）。所以，概念与形式从感性到抽象的创造过程与形而上学从有形到无形的逻辑建构过程是一体的，意识内的逻辑概念论的形而上学把握方式有其逻辑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充分表明本体论体系框架下的概念论、意识论和二元论作为传统形而上学延异发展内在根据的合理性，此内在根据又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演进逻辑中由自在性必然地发展为自觉性，这个必然发展的关键性环节是古希腊形而上学所蕴含的非自觉同一的理论前提：确信意识中思维到的存在就是现实中的存在。对此前提的批判怀疑构成近代认识论哲学转向的中心主题。 与内隐于古代哲学的淳朴思维相异，近代哲学在自然与思维对立的前提下已自觉地意识到必须通过思维去克服这一对立，才能实现思维與存在的统一。作为近代哲学的肇始者，笛卡尔哲学第一要义就是必须怀疑一切，即抛弃一切被直接认为真实的假设、成见，主张从人的思维本身出发去推知一切客观实在，并认为只有经过我思判定的实在才是真实的存在，对这些存在的认识才能构成可靠的知识。故此笛卡尔以自己特有的普遍怀疑方式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原则，确立内在精神本体“我思”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内在根据因建基于我思而由自在变为自觉，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近代“理性”主体形而上学的独特类型，当然这必然也是通过意识的概念方式建构的，只不过我思建构的精神本体内在于意识中，并构成外在对象存在的前提，这与古代哲学作为意识内在本体前提的外在对象本体的情况正相反对。“笛卡尔哲学的精神是认识，是思想，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7]（p67）。但实际上基于逻辑概念论的笛卡尔哲学在把握形而上本体时也必然导致思维与存在（身心）分离的二元思维模式。这种二元模式在近代哲学中尤其以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方式突出地表现出来，因其各执一端即经验论局限于经验而唯理论执着于理智探讨本体，最终都走向对“外在对象本体”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近代哲学中意识内思维到的存在是否就是意识外的现实存在仍然悬而未决。康德认为，事物能否被认识主要取决于人的认识能力，尤其依赖于人先天具有的直观能力。有鉴于此，他把以往基于理性的形而上学称为是一种独断论，即没有对理性能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规范，就直接断言意识内的存在就是意识外的存在，致使理性可以对经验性的事物进行超越，造成理性的僭越，以及哲学史上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为了克服这种独断论和解决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对人的先验认识能力进行了明确划分：感性提供认识材料、知性运用先天的知性范畴综合感性材料以提供知识；理性以经验外的“物自体”本体为对象，但这是理性能力无法企及的形而上学知识，因为理性缺乏通达物自体的认识工具，如果硬以经验中的知性范畴去认识超验的物自体本体，则必然会造成理性的“二律背反”。由此可知，局限于经验界有限现象的理性能力，对于超验的物自体本体则无能为力。康德以先天综合的逻辑概念论克服以往的独断论，非但未能解决知性与理性、现象与本体的割裂，反而把二元论问题推向极端。黑格尔认为，康德的知性范畴之所以不能够表达绝对，以及通过其得来的知识也不能认识物自体，主要在于绝对不在经验中给予。所以，为了使理性把握住绝对，就必须把知性范畴改造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思辨概念”、上升为理性的纯概念和真实世界的本质规定；确认理性概念必须“是无限的有创造性的形式”[8]（p323），而这种无限创造形式是通过理性概念自身的辩证运动实现的，即其基于知性范畴固守自身的规定性和彼此之间差别对立的内在矛盾本性，超出各个范畴孤立的规定性，并在这些孤立规定中建立起一种内在必然的联系，“一旦我们发现了先验逻辑范畴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 我们也就发现了实在的必然结构”[9]（p227）。理性概念从其自身中发展出与它相一致的客观实在，实现了主体（概念）和客体（客观实在）的统一。诚然，黑格尔在理性思辨基础上对思维与存在统一问题的解决，其实是在“绝对精神”本体统摄下的理性和解，事实上并没有触及现实生活本身，更不可能改变思维与存在分离的二元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