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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萐父论《易》:易象如何“尽意”

http://www.newdu.com 2018-10-25 乾元国学 newdu 参加讨论

    
    
    一部《易经》,堪称千古奇书。
    
    它是东方最古老的一部元典,却激发起现代人广泛的研究兴趣;它以奇偶错综为原型的简单符号系统,却容纳了巨量的文化信息;它原是一本占卜书,一经理论加工,竟被儒门列为“五经之首”,道家尊为“三玄之一”,成为儒、道两家独一无二的共同经典,成为我泱泱中华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智慧的主要活水源头。
    
    经过理论加工,合经传为一体的《周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兼三才之道,而人道居中。天地自然之道,是人道的依据;又是人顶天立地、仰观俯察、“极深研几”的对象化的认识成果。因此,易道又可三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易;“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的神道易。易道乃是我古先民的科学智慧、人文理想与神道意识三者的奇妙综合。三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且互为消长,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相激荡而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易道内容繁富,显然以人文易为其核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吉凶与民同患”、“明于忧患与故”的忧患意识,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价值观念,又构成了人文易中整个价值理想的思想核心。
    
    《周易》用以表达和论证这些核心思想的致思方式非常平实,既不故作神秘化的夸张,也不单靠概念化的推理,而是用富有真情实感的意象来表白作《易》者在特定的艰危处境下的忧惧心态。“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以殷、周之际的政治风云与文王被囚于羑里而演《周易》的史实作背景,凸显出《周易》一书的主旨和特色,在于“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整个易道的价值取向的重心,正是“居安思危”、“朝乾夕惕”、“外内使惧”、“困穷而通”……“忧患从来启圣知,当年羑里演危辞”。一个“危”字,意象昭然!
    
    一部《周易》,可说是“圣人立象以尽意”的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作《易》者意识到:造作书契文字是人类跃进到文明时代的标志。但单是书契文字,并不足以表达整个人类的意义世界和精神意境。而“立象”却能“尽意”。即通过“观物取象”、“象其物宜”,琢磨出一套“絜静精微”的易象,以之作为媒介,则可以“类万物之情,通神明之德”。通过易象,就能够把握、洞察或表达有关宇宙、人生的多层意义、意蕴或意境。如八卦之象:☰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既可代表天、地以及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物象,又可以象征父、母以及长、中、少三男三女等宗法伦理,且触类旁通而与八方、八风、八音之象等相关联。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各有“大象”;每卦六爻积为三百八十四爻,又各有“小象”,所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这样的“象”,“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并非反映感觉中的个别物象,而是通过“观物取象”的择取、一定程度的类化和“钩深致远”的综合而形成的意象系统。如(乾)卦的“龙”象,非仅指生物“龙”的由“潜”到“见”、由“跃”到“飞”的过程或“苍龙星”的一年出没规律,而是概指一切事物阳刚之性的健动、升腾、亢进的态势。这就使“易象”符号系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见仁见智”,任人择取,乃至“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许多潜存的意蕴,也可以不断地被人发掘和阐释出来。
    
    《周易》这一超越名言、特重“意象”的致思思路,对中国传统哲学、宗教、美学、人生修养和艺术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易传》作者超前两千年清醒地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名言思辨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因而主张“立象尽意”乃至“得象忘言”,这是在名言思辨之外另辟的一条意象思维的途径。“易道”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这里找到了深相契合的融通之处。“易道”把认知主体所摄取对象分为“言、象、意”三个层面。认定单靠逻辑化的概念思维(名言)不足以“尽意”,必须通过诗意化的意象思维才能够表达超绝名言的深层意义(意蕴、意境)。陶渊明深达此理,他的名篇: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妄言。 
    
    
    
    诗人采菊东篱、悠然心远的真实意蕴,已由所见南山、归鸟等意象全盘托出,用不着再加任何文字说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也可说是深达此理。首先,书法并不脱离中国字及其形、音、义等内涵,乃至原文出处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但是,书法创作乃是对所书文字及其内涵进行另一番艺术加工,无论是选择真、草、篆、隶诸体的不同造型,无论是对单字笔意、行气疏密与整体章法的精心结构,乃至所书文字的内涵与外形(装裱、色彩)的契合等,都是意象的重新创造,既不脱离又不限于原文字,而旨在重新“立象”,借以“尽意”。此处“尽意”,乃指书法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所要表达的深层的“意蕴”(作书者所感受到的人生甘苦、审美意趣、道德情操、时代精神等等)。中国书法艺术的创作、欣赏(欣赏也是一种再创作),都实践着依托文字、立象造型、抒发意蕴这样基本的三步曲,恰与易道一脉相通,并且是“圣人立象以尽意”的“易理”在艺术创作方面最生动的实践。中国书法艺术的实践更具有其特殊的独创性和个性化色彩。王羲之留下的书法瑰宝《兰亭序》,历代临摹者不计其数,传世的著名临摹本已不少,而似与不似,皆各具一格;至于功夫厚薄,意境深浅,更是千变万化,千差万别。此正符合“易道”之“惟变所适”,“神无方而易无体”,“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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