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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简纸是指 在楼兰遗址发现的墨书的残纸和木简， 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 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 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 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 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 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 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 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残纸与《孔侍中帖》比较 今天我们就借着楼兰的简纸， 来分析一下它所包含的书法历史的演变。 一、曹魏末期至西晋前期木简书迹 楼兰遗书含纪年的简纸有 魏“景元、咸熙”、西晋“泰始”等年号。 晋武帝司马炎265年末废魏改晋，年号“泰始”， 边远的西北地区信息不畅，仍沿用曹魏“咸熙”年号， 楼兰简纪“咸熙二年、三年”者， 即西晋“泰始元年、二年”（265、266年）； 写有晋武帝年号的从“泰始二年”一直到“泰始六年”， 另有少量西晋“永嘉”（307—313年）纪年残纸。 楼兰简纸文书里时代最早的木简之一 ——魏景元四年简（沙木738，263年） 属较成型的行书字迹， 其笔画较多规律性的行书化钩连， 末笔具下引、牵发之姿， 比如“景、索”下的“小”、“兼”下的“灬”连成“一”。 其成熟的字形笔画等 比稍晚几年的泰始年间简书并不逊色。  资料图 有“泰始”纪年的几件木简中， 有些或出于一人手笔， 如沙木725、728、729、735、736， 孔木50、65等； 纪年为“咸熙三年”的孔木51、64亦为同一人所书。 这几件简书代表当时较典型的西北民间墨迹形态， 它们走出早期楷、行书“多体混杂”的时代， 其今楷、行书体态大致定型了， 一望而知是行、楷书， 而非东汉末那种既楷且隶的不成熟状态。  资料图 二、西晋后期残纸墨迹 自西晋初木简到西晋末残纸，仅越过40多年， 但新体成熟脚步颇快， 楷、行书构形的集体性转变大体完成。 新体另一明显标志是 字态一律左倾（单字左低右高）。 西晋间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书写材质变化： 简牍日渐退出，纸质渐成主角， 楼兰遗书中，木简大多属曹魏及西晋前期之物。   资料图 三、楼兰西晋简纸与郴州西晋简牍比较 湖南郴州出土的西晋简牍 时间为西晋惠帝（290—307在位）时期， 与西北楼兰西晋简纸处于同期。 郴州西晋简以楷书为主， 楼兰西晋简纸以楷、行为主。 拿郴州西晋简与楼兰木简比较， 它们楷化进程大体相当。 笔触上， 西部书迹显得厚重，秃钝型笔画较多， 郴州简则秀逸端庄。 结字上西部墨字各式各样、良莠不齐， 郴州晋简则工整规范、今楷技巧似更熟练 —— 这并非地区性演进的差异，而应归于书写技术上。  资料图 两种墨迹一处西北，一处南方僻蛮之地， 相距不啻万里， 然而两者对新体楷、行的表现可谓殊“法”同归， 在楷、行技术表现上大体一致。 西晋间中原士人尚未大举南迁， 各地新体的普及， 一方面来自三世纪前叶中原士人新写法 （如锺繇等）的辐射影响， 另一方面归于社会实用书写 对新体的自觉推进、发展。 西晋时期， 大江南北新体的进展程度大体相当， 至少在永嘉之乱前如此。  资料图 四、西部残纸中的十六国前期墨迹研究 北方的十六国与江南的东晋处同一时空， 东晋士人书法家的作品为后人津津乐道， 庾、王、郗、谢氏等代表的晋人书法 被后世追崇效仿，亦为帖学渊薮。 同时代的北方书写是什么样子？ 五胡乱华，战事频仍，国号变幻， 十六国时期存留系统的、大宗的书迹较少， 西北纸简书迹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北方书写的材料。  资料图 总起来看， 楼兰纸文书展示的十六国前期墨迹， 既有含有古意的写法， 也有非常成熟的新体楷、行、草。 将这些西北书迹和江南书法略加勘比后，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思考： 一是，南、北新体发展进程的一致性。 此时期南北大分裂、大动荡， 而字体演进仍然继续， 南北各地文化乃至书写的流布互通并未真正中断。 从东晋诸种墓志、二爨与北方碑铭的共通性， 到敦煌遗书中 数件王羲之《十七帖》临本（虽然时间较晚些）， 等等，表明南北书法的持续交融。  资料图 一般认为江左书体演进与书法行为 依循常态、更代表主流和先进性， 其实北中国未见得落后多少。 北方政权迭替频繁，似乎文事荒芜， 但西北纸书墨迹告诉我们， 这里书法发展同样持续不断， 西北残纸与江左名家的诸多相似处足以证之， 若得见十六国前期北方名家 崔悦、卢谌（均活动三世纪末到四世纪前叶）等， 想必也是江北领新体风骚之属。 如上所述，郴州、楼兰的西晋墨书何其相似， 其楷、行的成熟度几近一致。 新体的主导与古法的遗存， 于南北各地都同样存在着，新体普及是大势。 而铭石书系统属另一种情形， 南、北方的铭刻完全承汉魏旧法， 与手写体不能同日而语。  资料图 二是，时代风气大体一致。 表现在构字、用笔、气息诸方面的一致性， 这是书体演进历史与书写环境决定的， 亦即说，在那个时代， 不管是名门士人还是基层胥吏、平头百姓， 他们笔下总含有近似的格调、情趣， 包括笔墨技巧与作品气息。 陆机《平复帖》 在楼兰纸书中能找到不少类似的笔触表现； 《九月十一日纸》与王右军手札何等相似；  陆机《平复帖》 王右军《十七帖》， 于沙纸929、孔纸31.8 及一些习字纸中可找到近似草法； 王珣《伯远帖》 可以在《李柏文书》（橘纸538a）、 《济逞白报》（孔纸7正）等作品中发现相似技法。  宋拓本《十七帖》 启功先生说： “至草书之奇者， 如楼兰出土之《五月二日济白》一纸， 与阁帖中刻索靖帖毫无二致， ‘无缘展怀’一纸则绝似馆本十七帖。 其余小纸，有绝似锺繇贺捷表者。” …… 后人所谓的“魏晋风度”， 在魏晋南朝名家身上得以系统性体现， 其实这种“风度”在西北残纸上亦能觅得， 乃时代风气使然， 与其说这是东晋名家书写艺术与精神品性的追求， 不如说是文字书写特殊阶段历史规定性所决定的。 换言之， 汉末魏晋字体演进的特殊情形，使新体逐步成熟， 同时古体（篆隶等）并未彻底褪尽， 新、旧元素并存于当时社会书写中， 其特征反映在笔画和组构间， 令字迹呈现着独特的气息。 所以晋书“潇洒”韵致不止于士人名家， 而具有时代性、普遍性， 这在西北残纸中也嗅得出。   资料图 三是，名家的个性风格离不开社会基础。 西北残纸显示了书写面貌的丰富多样性， 其中不乏与东晋名家作品相近的样式 ——有的还早于江左名家时代。 名家技法与风格不是孤立突出的， 他们一方面有其传承谱系，如锺、卫、王、羊等， 另一方面不得忽略社会性书写的基础作用， 如东汉末新体发展 与同期刘德升、锺繇之间关系那样， 个人与社会、名家与基层书写间 相互影响、互为作用。  资料图 四是，社会书写间的差别。 体现在用笔风格上（如粗厚笔触型，出锋显芒型，古朴型与雅逸型）、新旧体含量上、技术（高低）层面上等等。 字体演进尚未彻底完成的历史阶段， 不同书写群、不同写手笔下的墨书各不相同， 因此也形成此期墨迹风格丰富多彩的局面。 五、楼兰残纸中的练字纸。 楼兰文书中的练字残纸不少，绝大多数为纸质， 时间大多为十六国时期， 我们将这些练字纸做简要书体统计， 统计显示其书体集中于 今草、行、楷，隶书、章草极少， 草、行、楷三体比例大体持平。 练字纸说明当时人们练书习字之风非常盛行， 而且大家主要在苦练新体楷、行、今草， 亦可佐证新体流行程度。  资料图 同近期字体“新旧”间的差异也在习字纸上反映出来， 这些纸书大多为十六国前期之物， 时间间隔并不大， 这种“新旧”之别实属个人书写技巧与习惯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