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网-国学经典大师!

国学网-国学经典-国学大师-国学常识-中国传统文化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国学与现代 >

范仲淹与第一次宋夏战争

http://www.newdu.com 2018-12-20 天津市国学研究会 佚名 参加讨论

    范仲淹与第一次宋夏战争
    (文/王麟)
    
    范文正公的诗词《渔家傲·秋思》,是一首有口皆碑的佳作,这是他在宋夏战场睹物生情写成的名篇: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苍凉悲壮,秋意浓浓。遥望天边,雁阵数行,哀鸣而去。崇山峻岭,号角声声。长烟落日,孤城伫立。一杯浊酒,两行清泪。华发戍卒,思念家乡,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生动的边关画卷。
    范仲淹名垂千古,有多种原因。他以高尚的情操砥砺了北宋士人之风,让世风日下的北宋王朝为之精神一振;他实施了大量的甘棠惠政,让地方百姓念念不忘;他以贫苦出身,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了人生目标,是刻苦励志的典型;他一生清廉,家无余财,让后辈汗颜;他在宋夏战场长达三年时间,披肝沥胆,凭借着熟读的兵书审时度势,在国家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稳固了边疆;他入朝担任参知政事,开启了庆历新政,达到了他一生辉煌的顶点。
    研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不能忽略他举足轻重的军事思想。本书中所阐述的教育思想,所包含的范围要广得多,绝非狭义的办学教书育人那么简单。当然,范仲淹曾经亲自在应天府书院教书育人,那是典型的教育工作,但是,他通过一生创造的辉煌业绩,他的清白高雅人格,不也在千年间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吗?让他们披肝沥胆,勇于寻求真理,勇于捍卫真理,为了真理不惜献身,这难道不是一种教育行为吗?当然是!范仲淹这种以身作则的教育,比老师带领学生苦读书本要重要得多,也鲜活得多!因此,范仲淹产生的任何有益的思想,都可以纳入其教育思想范围。而他的军事思想,早在他为官之初,就已经逐渐成型,他在很多文章里有过详细阐述,而宋夏突然爆发的战争,将其推向前台,面对来势汹汹的党项军队,他多年积累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有了实战的机会。通过三年的实战,证明了他的思想的前瞻性,也证明了忧患意识,是保证下至一个人、上至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要阐述范仲淹在边疆作出的巨大成就,就需要回顾一下北宋“强干弱枝”“文官治国”的理念,才能够明白,为何在战争之初,宋军会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范仲淹通过他稳扎稳打的军事措施,逐步扭转了颓势,最后逼迫西夏元昊议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范仲淹的伟大和过人之处,他绝非浪得虚名。
    宋太祖赵匡胤制定“扬文抑武”治国政策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唐代。大唐享国近三百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被各地军阀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亡于武夫之手。后梁太祖听从亲信李振的建议,于唐哀帝天佑二年(905年)6月,在滑州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境)一夕杀尽左仆射裴枢、新除清海军节度使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溥、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等大臣三十余人,投尸于河,随后在907年又将唐哀帝李柷废掉,唐帝国灭亡。此后便进入了乱哄哄的五代十国时期。而五代十国的武夫骄横跋扈更是给了赵匡胤极深的印象,他自己又是通过武官夺权,所以对军人非常忌惮。
    北宋建国后,在“杯酒释兵权”之前,那些将军们跋扈劲头一点都没改,有一个姓王的将军,竟敢在一个晚上大摇大摆闯进宰相的家里,将老人吓得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起来,赶紧问将军有何贵干。这位跋扈将军说,没事,就是想找宰相喝酒聊天。其实,他是明目张胆来索贿的。这件事情发生后,让宋太祖更加厌恶军人,下决心要消减节度使兵权。最终,北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各个州郡的人权、军权和财权全部收到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派遣到地方的文官更换频繁,我们在范仲淹的身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而武官也是走马灯一样的更换,就是让“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免让军人做大之后成为祸害。
    随后,宋太祖又改革了兵制,将士兵分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四种。其中禁兵是皇帝的护卫队,俗称“东兵”;厢兵是各个州郡的镇兵;乡兵是从当地百姓里招募或者由民兵组成的地方武装;而藩兵则是由依附的外族部落士兵组成的外籍兵团,用来协助守卫边疆。在这四类军队中,以禁兵作战能力最强,训练也最有素,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水浒传》中,王进和林冲就曾经做过八十万禁军的教头。而厢兵相比之下就差了一大截,主要原因是,一是厢兵远在地方,顶头上司更换频繁,那些临时派遣的将军谁也不会下大力气去整肃和训练军队;二是参加厢兵的成员复杂,素质良莠不齐,地痞流氓、破落地主、灾区流民、贫苦百姓都可以加入厢兵换口饭吃,谈不上什么战斗力;而乡兵和藩兵只有少数地区才设置,并非常备武装。
    在军事管理上,以前那些侍卫司正副都指挥使、殿前司正副都检点都是禁兵中掌握实权的人物,而宋太祖摆了一场宴席,就将这些人全部解职,让殿前司、侍卫军马司、侍卫步军司担任禁军最高首领,统称为“三衙”。但是,“三衙”的权力很小,只管禁军的统制、训练、藩卫、戍守、迁补和赏罚,真正能够调动军队是枢密院,枢密院的长官就是枢密使,也就是狄青曾经担任的官职。但是,枢密使之职一般不会授予武将,狄青是唯一的特例。也就是说,文官不但担任朝廷中枢和地方长官,还兼管军队的调遣,那些将军们的军权几乎被剥夺地一干二净。所以,在北宋不但当兵憋屈,因为脸上会被像牲口一样刻字,而将帅们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军队如何去打仗?那些文官即使饱读诗书,研读过兵法,但是并没有实战经验啊,一旦打起仗来,前线指挥的将军们一点主动权都没有,这仗该怎么打?别担心,至少在太祖、太宗时代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两位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实战经验丰富,可以提前为将军们画好作战图,何时进攻,何时防守,用兵多少,行进路线,都在图上标的清清楚楚,将军们不用动脑子,只要照办就行了。
    这种作战策略,在太祖时代无往不胜,因为赵匡胤是个军事天才。但是,在太宗时期,可就不那么好用了,因为赵匡义的水平比他哥哥差太远了。于是问题就严重了,太宗闭门造车,制定的作战图好使吗?答案是,非常不好使!因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将军们拿着一张根本不对路的作战图怎么可能打胜仗?这就是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大宋军队先后在岐沟关、陈家谷和君子馆被契丹打得惨败的原因之一,丧师数十万。从此之后,北宋对契丹长达十几年的攻势结束,大宋军队对契丹产生了深层次的恐惧心理,从此一蹶不振,以后北宋完全处于防御状态,再与契丹军队交锋,宋军几乎每战必败。
    从宋真宗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的景德元年(1004年),到西夏元昊正式入侵北宋的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长达36年的时间里,宋军几乎没有打过仗。长时间的和平岁月,早已经让北宋王朝从上到下忘记了危险,沉浸在太平盛世的虚幻之中。脑袋清醒、具备忧患意识的人屈指可数,范仲淹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大宋王朝军备废弛,军心涣散,军容不整,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那些根本就提不起来的厢兵自不必说,号称全国精锐的禁军的表现更是让人大摇其头。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东京汴梁的禁军缺少训练,“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在太祖时代,禁军领月粮,城东的士兵去城西领,反之亦然,然后自己再背回来。到了仁宗时期,这些游手好闲的禁军,都是雇人将月粮送到身边,自己都懒得动一动。京城的禁军,没事就在大街上嬉游晃荡,有的还做小买卖,举止投足根本就没有士兵样子。那些南方调来的禁军,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根本不会打仗,见到敌人就吓得要尿裤子。而陕西边陲的骑兵,很多人甚至不会披甲上马,即使勉强骑上马,弯弓射箭,射出去的箭只距离马头二十米,便掉落在地,更遑论冲锋陷阵了。还有很多边陲士兵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羸弱,连盔甲的重量都无法承受,在行军途中擅自卸甲掩埋,然后当了逃兵,最后被抓,全部就地处决。欧阳修对这种令人痛心的反常现象有过中肯的评价:自宋辽订立澶渊之盟以后,“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数十年过去之后,导致“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可谓一针见血。
    别看禁军和厢军表现得如此令人大跌眼镜,军队的数量却年年增长。请看一组数据,宋太祖建国之初,全国军队共计22万人,十几年之后,暴增到37.8万人,又过了二十多年,军队人数增长到66.6万人,比建国之初增长了203%;二十多年以后,军队人数达到了91.2万人,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与西夏开战的时候,全国军队总数达到了惊人的125.9万人!是宋初军队总数的5.7倍,却接连打败仗。
    大宋的军队表现如此不堪,那么当年跟着太祖太宗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后人呢?别提了,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之辈,毫无作战经验,有些甚至连兵书都不读。但是,宋仁宗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他不但对自己国家部队如此不堪一击而毫不知情,而且还天真地认为将军的后代就一定会打仗。这是什么逻辑啊!
    因此范仲淹在给仁宗皇帝的《奏上时务书》书中呼吁到:“昔之战者,耄然已老;今之壮者,嚣而未战。闻名之将,往往衰落;岂无晚辈,未闻边功。此必庙堂之所思也。”通过后来与西夏对决的结果来看,庙堂上的肉食之辈并没有思考这事。仁宗皇帝这种心理,朝中很多大臣同样也有,都自大得不得了,坐井观天与鼠目寸光,并且毫无忧患意识。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宋军在与西夏初期对阵过程中,不断惨败。甚至在没有正式打仗之前,就在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悍然称帝,消息传到东京汴梁,满朝文武竟然目瞪口呆,全体傻眼了。一连好几天,什么应对措施都没有想出来。仁宗一怒之下,将枢密院陈执中等四名一把手全部就地免职、赶出了东京。
    这就是范仲淹在经略陕西之前,大宋王朝面临的重重危机,可谓惊心动魄。范仲淹作为百官中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忧患意识非常强烈,很早就开始思考国家安危问题,并不断提出解决措施。早在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37岁的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了治理国家要遵循“文经武纬”之道,“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末乱”,如果国家不注重国防建设,那么从东京汴梁到边疆,一马平川,无山河阻碍。一旦那些异族不讲信用,撕毁合约,故意挑衅,带领军队,一路南下,根本无险可挡,数日之内,铁骑就可深入到大宋腹地。而边关缺乏名将,敌人一来,上至将军下至士兵,皆两股战栗,望风而逃。或者勉强能够守住城池,却不敢出兵战斗,或者硬着头皮迎战,一败涂地。如果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难道陛下想再次重演一次大驾临幸澶渊城的情景吗?范仲淹提出这个振耳发聩的警告的时候,距离西夏铁骑蹂躏边关还有15年,距离北宋灭亡102年。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5月,时年48岁的范仲淹权知开封府,他饱含着忧患之心,再次给朝廷上了一份奏疏《论西京事宜札子》,这个札子非常重要,以非常高的战略眼光审视了东京汴梁面临的地域危机,并提出了防备措施。所谓西京,指的是古都洛阳,那里也算是虎踞龙盘之地,自古以来,很多朝代将那里作为首都,是一处战略要地,且地理位置要比汴梁好得多。早在太祖时代,就有大臣建议迁都到洛阳,因为当时北宋王朝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开拓疆土上面,迁都的事情就搁置了下来。几十年后,由于疏于管理,洛阳城繁华不再,守备空虚,仓廪不足。因此范仲淹就建议将洛阳当成第二个汴梁去经营,厉兵秣马,做好充足准备,一旦汴梁有事,就可以暂居洛阳,实施反击。奏疏报到朝廷,宰相吕夷简兜头给范仲淹浇了一盆冷水:“此仲淹迂阔之见,务名无实。”说范仲淹提的这个建议只是空谈,借此邀名罢了。此时,距离西夏铁骑蹂躏边关还有4年,距离北宋灭亡91年。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54岁的范仲淹率领军民在陕西边关抵抗西夏入侵,在军务繁忙、旧病复发的情况下,依然在考虑国防建设,他连续两次给朝廷上奏《乞修京城札子》,建议尽快加固汴梁城池,做好军事储备,以防不测。那么,范仲淹为何如此心急火燎连续两次建议朝廷营建东京汴梁呢?这是因为,朝中有大臣出了一个主意,要求仁宗皇帝派人营建大名府,也就是北宋时期的“北京”,以此来预防契丹的不测之祸。顺便说一句,北宋时期,东京是汴梁(河南开封),西京是洛阳,南京是应天府(河南商丘),北京是大名府(邯郸大名县)。但是,范仲淹并不看重营建大名府的行为,那是因为,大名府如果作为陪都,非常不合适,因为这里地处平原,无险可守,一旦敌兵南下,很快就会杀到城下。即使皇帝想避难到大名,也在敌人南下途中,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他强烈建议加固汴梁城,并且驳斥了一些朝廷官员胡诌营建汴梁会让皇帝没面子的说法。范仲淹举了很多因为城池不完备而被敌人攻陷后亡国的例子,反问道:“此皆无备而亡,何言其体哉?臣但忧国家之患,而不暇顾其体也!”如果认为修葺城池就是丢了面子,那么丢这个面子比丧失城池到处逃命,哪个更合适?
    在第二封乞修京城札子中,范仲淹重点提醒仁宗皇帝,如今不管是朝中,还是边疆,有很多名不副实的吹牛大王。在开战之前,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指天划地发誓,一定要血洒战场,结果一到临敌,英雄变成了狗熊,十个将士中会撒丫子跑掉九个,恨不得爹娘多生两条腿。国家靠这种吹牛皮的人护卫边疆,能好得了吗?但是,这类人往往甜言蜜语,很会迷惑人。范仲淹就担心,仁宗皇帝没经验,会被这些误国之徒蒙蔽。因此,与其听这些将士夸夸其谈,不如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加高加厚京都城墙,深挖壕沟,加强防卫,虽然属于被动防卫措施,听上去确实有点没面子,但是这可是防患于未然的百年大计啊!
    奏疏报上去,毫不意外,继续杳无音信。一直到徽宗靖康年间,汴梁城依然如故,国家终至亡败。范仲淹提出这个修武备的军事措施时,西夏和北宋的战争已经打了2年时间,此时距离北宋亡国85年。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五胡之一拓跋氏的后人、党项族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王朝,以背叛大宋王朝的贡生张元为中书令,开始策划入侵北宋的军事行动。消息传到朝中,仁宗皇帝大怒,立刻取消了以前封给元昊的各种爵位,下诏让陕西、河东地区罢除与西夏的商业贸易,并且公开悬赏,如果谁能捉到李元昊的密探,赏钱十万;如果谁能生擒元昊这个逆贼,加官进爵,让他担任定难节度使。
    其实在元昊称帝之前,早已经不断骚扰北宋边界,很多朝臣上书请皇帝对其采取一些抑制措施,朝廷却不闻不问,终于养虎为患,北宋和西夏迎来了命中注定的一战。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开始,一直到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在历史宋夏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一共有五次,西夏是北宋王朝近百年来货真价实的心腹大患。
    如果我们想要全面了解范仲淹在国家危机时刻,以52岁高龄奔赴边疆,如何作出的一番事业,如果我们想要深刻领会范仲淹在宋夏战场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措施,就需要将第一次宋夏战争的过程脉络做一个简要回顾。
    宝元元年,元昊称帝,宋仁宗一边下诏搜寻东京汴梁的西夏密探,一边张榜寻求朝野能取元昊的项上首级的勇士,同时罢免两国的贸易往来,削去元昊的官职。在朝中,仁宗皇帝让百官讨论如何应对元昊的挑衅,以宰相张士逊为代表的文官建议出兵征讨;以谏官吴育为代表的官员则建议安抚为上。最终仁宗皇帝采纳了出兵征讨的建议,便派遣夏竦担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知永兴军(辖今陕甘各一部,豫西一小部);让范雍知延州(陕西延安)。
    元昊在大规模发动侵宋战争前,也是做了长时间谋划的,最后选择延州作为突破口。而延州知州范雍,是典型的文官,和平年代治理地方,非常有本事,但对军事却一窍不通。元昊在攻打延州之前,先写信麻痹范雍,以“议和”名义让他上当,然后亲率十万大军,猛攻延州的外围,采取各种阴谋诡计,打败了守军李士彬部,攻占了延州以北的金明寨,对延州形成了包围之势。范雍惊慌失措,连续写信求援,驻守在庆州(甘肃庆阳)的刘平和石元孙率领部队赶来解围,在三川口中了埋伏,与元昊军队拼死力战,宋军战死无数,刘平和石元孙双双被俘。
    战败的消息传到东京,朝野震动。宰相张士逊立刻被罢免,仁宗重新启用吕夷简为相,紧急调遣在四川赈灾的韩琦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到任之后,立刻举荐范仲淹一起经略陕西。韩琦与范仲淹也是多年的老朋友,虽然韩比范小十几岁,但是二人的志趣相投。韩琦认为范仲淹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在国家危难之际,就不要再计较“朋党”之论,并以全族的性命为范仲淹作保,并且郑重提出,他这次举荐完全是为了国家,而不是朋友私情。
    而此时,枢密院的一把手也全部换人,由晏殊担任枢密使,他提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改革军事的措施,那就是取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内臣监军制度,给予边关将士以充分的指挥权。这项措施的实施,为范仲淹在边关大显身手提供了保障。否则很难想象,每次排兵布阵,元帅和将军身边总是有一个不懂军事的内臣指手画脚,处处掣肘,要是打胜仗才见鬼了。
    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5月,范仲淹临危受命,以天章阁待制和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身份,代替范雍驻守人心惶惶的延州,开始了全新的军事改革,提出了“积极性防御”的御敌之策。经过艰苦努力,延州地区终于很快站稳了脚跟。关于范仲淹在此地的军事思想和采取的军事改革措施,我们稍后详谈。
    同年5月,西夏占领延州附近寨门寨,俘获寨主高延德;随后,再攻陷安远寨。在8月份强攻金明寨不果,9月份西夏大军开始攻打三川寨(宁夏固原县),守军将领杨宝吉战死。夏军随之围攻定川堡,宋军战死五千,乾沟、乾河、赵福三寨相继沦陷,一时间,战场上空阴云密布。
    北宋频频挨打,朝中继续议兵。到底是采取进攻之策,还是防守之策?仁宗皇帝无知者无畏,在主战派朝臣的忽悠下,同意了五路大军深入西夏腹地主动进攻的计划。可悲的是,不同意贸然进攻的朝臣屈指可数,仅仅范仲淹和杜衍两人。其余的朝臣都是墙头草,没主意,哪个意见支持的人数多,他们就倒向哪方。比如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刚开始的军事思想与范仲淹是一致的,都是主张积极防御,没想到,眼看风头转变,夏竦立刻变成了铁杆的进攻派。在这种意见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范仲淹孤身言危,确实需要十足的勇气和百倍的自信。
    与他一同担任安抚副使的韩琦,也属于坚决的进攻派,当然,韩琦也有自己行军打仗的一套理论,并且在出兵之前,已经做了详细部署,如果将军任福按照计划行事,不贪功冒进,中了元昊的埋伏,那么很可能此次主动进攻的计划会成功。再者,本次大宋准备组织20万的兵力进攻西夏5万兵力,以四对一,很多人认为胜算还是很大的。但是他们忘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存在很多不知可因素,人多,并不一定能打胜仗。在准备如此仓促的条件下就出兵,纯属侥幸心理。胜了,并不意味着大宋就兵强马壮;败了,那才是合情合理。韩琦因为无法说服范仲淹出兵,便动员经略安抚判官尹洙去游说,范仲淹不为所动,坚持意见。尹洙磨破了嘴皮子,逗留了二十多天,徒劳无功,叹道:“韩公曾经说过,用兵当置胜负于度外。范公太过小心谨慎,在这方面就不如韩公了。”范仲淹反驳道:“大军所动,万民所悬,岂能置胜负于度外?”由于朝廷责难范仲淹,他便写信辩解:“去年秋天,朝廷曾经派遣朱观等六路军马掩袭西夏军队,耗费粮草无数,结果连敌人影子都没看到,一宿而还。近来朝廷有密诏,再次派遣王仲宝等人主动进攻,差点吃了败仗。如果继续坚持主动进攻的政策,我大宋军队还会吃大亏的。臣与夏竦、韩琦皆一心速望平定。但战者危事,如果出现差池,则平定之间,转延岁月。所以再三坚持己见,并非不协同作战。”为了给仁宗皇帝吃一颗定心丸,范仲淹再次申明,待其余四路大军进攻之际,留下延州这路兵马以作接应,同时用来招抚军队。一旦其余军队出师不利,至少延州还能留点本钱。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2月,西夏元昊听取谋臣张元的计策,以渭州为突破口,谋取关中地区。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把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另一部分攻打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声称要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设置陷阱,诱宋军深入。韩琦以任福为总指挥,桑怿为先锋,朱观和武英断后,集结军队,发动主动进攻。韩琦告诫他们合并西进之后,绕至敌后,倚靠附近的城寨作为粮草供应,这些城寨相聚四十多里,接应方便。千万不要慑远进攻,只要埋伏在附近,断决夏兵的后路,便可一举歼灭之。并且多次重申,如果将官不听节制,擅自行动,不管功劳多大,一定给予严惩。然而,韩琦的告诫成了耳旁风,任福打了几次小胜仗之后,便产生了轻敌之心,被敌人引诱,一路追到了好水川,在这里,宋军迎来了命中第二个劫数。元昊早已经安排了千军万马在这里以逸待劳,宋军长途跋涉,供给不足,陷入了重重包围,宋军只好背水一战,包括任福在内的十几名大将全部战死,宋军惨败,阵亡一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
    宋军的第二次大败的消息传到朝中,吕夷简吓得急火攻心,心惊胆战,心想皇帝若得知这消息,自己绝对会被罢免。为了保住相位,他压住军情不报,并且,只要看到谁提交宋军战败的消息,一律给予严厉打击。吕夷简就这样欺瞒了仁宗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仁宗正在化成殿里办事,忽然听到院子里一个扫地的老翁仰天悲叹:“可惜了这些死去的将军们!”仁宗听到后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老人家为何在这里独自唉声叹气?”这名老者说道:“陛下难道不知道宋军再次吃了败仗?好水川一战,死了上万人啊!”仁宗大惊:“你是怎么得知的这个消息的?”老者走上前来,将藏在腰带里的书信呈上,老泪纵横:“因为我的女婿就在这次战役中阵亡了,这是家人送来的急信。”仁宗这才震惊当场,知道自己被宰臣们给蒙蔽了,不禁勃然大怒。因为连续两次惨败,让朝廷不得不改变轻敌心理,逐步采取了范仲淹坚持的“积极防御”政策,这才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了战局。
    在好水川,虽然元昊打败宋军,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修整了半年之后,元昊再次出击,但是他的声东击西的计策早已经被宋将烂熟于心,再也不会上当了,所以,这几次出兵,都被宋军打败。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再次出兵十万进攻防守薄弱的渭州,合围镇戎军。泾原路都部署王沿遣将葛怀敏率兵万余合围西夏军。本来,如果宋军将领吸取好水川惨败的教训,以防御为主,坚守城池,时间一久,元昊粮草不济,肯定会撤兵。但葛怀敏贪功心切,不听劝阻,分兵出击,再次被西夏军队分兵包围,葛怀敏被迫退入定川寨,在突围途中,葛怀敏等15名将士阵亡,宋军九千余人几乎全军覆灭。幸运的是,宋军经过三年多的磨练,将士积累了很多带兵打仗的经验,各路人马将前来寇犯渭州的西夏军给予迎头痛击,元昊入侵关中的计划失败。从此以后,西夏主动进攻的次数也来越少,宋夏边疆慢慢恢复了稳定,元昊被迫求和。
    从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四年(1043年)范仲淹在陕西三年多的时间里,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理念,强力推动军事改革。据粗略统计,范仲淹在这三年里写了200多篇奏疏,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能够清晰地看出其军事思想的发展脉络。
    他坚持的“积极防御”政策,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审时度势,知彼知己,扬长避短,以守为攻。二是在稳固城寨,充实后勤,训练将士的前提下,建设统一战线,联合羌族部落,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做到步步为营。绝不能在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下,轻敌冒进。也不能不顾实际情况浮夸邀功,这都是取败之道。
    范仲淹一到延州,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各地巡察。这一看不要紧,经过兵灾之后的延州,简直满目疮痍:金明寨已经被敌人焚毁,附近三十六寨原来有数万兵马,早已被扫荡殆尽,后来虽然招募了藩部三百余户进行充实,却不足为用。延安以北的军事重地,东西四百余里,被敌寇抢劫焚烧一空。而延安的兵马号称有两万六千,却多年未训,兵不知战,将帅无谋。当问他们如果敌人数路近攻,该如何应对时,这些将帅只会说两个字:“出兵!”至于出兵以后如何打仗,一概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却意气风发高喊进攻,不是很可笑吗?能够先把防御做好,就非常了不起了。
    范仲淹的“积极防御”军事思想,在他写给朝廷的《上攻守二策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首先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劣势,说道:“如果各路大军征讨元昊,则兵分将寡,气不完盛。大军深入沙漠腹地,风沙迷茫,不变南北,后勤补养,很容易被敌人抄掠。而元昊的巢穴在黄河以北,如果没有汉代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名将,根本不能远袭。”
    范仲淹指出,当敌人入寇,朝廷就下旨,让将帅们出兵牵制。然而,敌人狡猾,熟悉当地地势,将帅茫然轻进,不知所图,根本无法发挥牵制的作用。而那些被动防御之策,则提出敌人“来则御之,去则勿追”。那么,这种思想也不可取。为什么?因为如今守边的士兵,都不是当地人,很多都是调来的东兵,不喜欢长久戍边。并且此处没有士兵的营田,所有的粮草都需要在外地千里馈运过来,长此以往,“久戍则军情以殆,远馈则民力将竭”,终成祸患。
    那么,冒进不行,被动防御也不行,什么办法可行呢?范仲淹分别给予了解答。
    首先是“议攻”,建议选取军事要害之地,切断敌人遥相呼应的通道,构筑城寨,驻军把守,以据其地。然后坚壁清野以困敌兵,发动士兵屯田,增加补给。在征讨敌人过程中,一定要联合附近羌族部落为我所用,运输军粮可用小车,可适应崎岖山道,每攻取一个城寨,就稳固之,然后将战线逐渐朝西夏境内推进。
    其次是“议守”,宋军在边陲地区与西夏军相比,除了人数多之外,其他没有任何优势。西夏军居住在大漠之外、黄河以北、倚远而险,并不容易攻取。元昊建官治兵,不给俸禄,每次举兵侵犯宋界,都是抄掠无度,攫取财物作为官禄和军资。他们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军队居无定所,呼啸而来,奔腾而去,聚散快捷,行动迅速。而大宋的士兵都是戍边的内地人,一旦来此荒芜之地,多少年不见更替,士兵们思念家乡,毫无斗志。一年四季的衣物粮食,都是千里馈运过来,让转运的百姓苦不堪言,并且徒耗浪费惊人。经常是每馈运一百石粮食,在路上就消耗掉一半。在这种情况下,谈何主动进攻呢?
    自古以来,汉民与夷狄作战,都是两败俱伤,最终还是采取了和亲政策。当年汉高祖开国之初,谋士与猛将无人能比,以精兵强将四十万人与匈奴对决,还被围困在平城,差点龙体不保,最后和亲。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后,要求堂堂大汉一国之母做他的小老婆,吕后虽然生气,也不敢翻脸,还是以和为贵。汉武帝倾全国之力,花了多年时间,才将匈奴赶到了西域之外,却弄得民不聊生,西汉国力衰落,也是由此开始的。
    反观如今大宋面临的情况,契丹建国时间比大宋还早43年,军事力量强大,国力也处于最强盛的时期,而西夏刚刚建国,国力处于上升日期。这两个王朝的军事力量比北宋强得太多,大宋和他们相比,唯一的优势就是物产丰富,国土面积大,可周旋的空间宽广。除此之外,乏善可陈。北宋王朝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苦心经营,委曲求全,多方腾挪,能够坚持百余年的国祚,已经勉为其难了。
    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北宋朝臣侈谈进攻纯属自高自大,自取其辱。那么范仲淹在研究敌我双方的优劣势之后,采取的军事措施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就是:修城寨,置营田,饬军队,募乡勇,选名将,抚羌人。
    其一,修建城寨。范仲淹代替范雍镇守延州之后,便将在战略要地修筑城寨作为首要军务。刚到延安,他就派兵夺回被西夏占领的寨门寨,招募弓箭手,给地居之。从庆历元年的上半年,他六次上奏,建议加强战备,以保证有“经久之利,而无仓促之患”。城寨稳固后,派遣正规军驻守,附近的藩部便会主动赶来依附。朝廷同意这个建议之后,范仲淹便先后修复了金明寨、承平寨等十二座城寨,挫败了元昊的二次入侵,使得保安军至延州的军事防务大大增强。
    为了加强延州的防卫,他听取种世衡的建议,修筑青涧城,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成为一处重要的军事据点。庆历元年的9月份,范仲淹知庆州,采用近攻政策,夺取金汤寨、白豹寨和后桥寨等战略要地,并且随之在后桥寨构筑著名的大顺城。根据清代的《庆阳府志》记载,在范仲淹担任庆州知州期间,先后修建了29座城寨,成了北宋王朝得以对抗西夏的重要军事基地。在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继续向朝廷提议,修建细腰城和葫芦寨,可以切断西夏与环州和庆州以西、镇戎以东的明珠、灭藏和康奴三个羌族部落的联系通道,以免他们互相勾结,对北宋不利。等细腰城和葫芦寨修完,明珠等三个藩部与西夏的联系彻底断绝,不得不乖乖赶来归附。
    其二,营建屯田。范仲淹这个措施主要是针对千里馈运粮草这个弊政而提出来的。远途运输物资不但劳民伤财,也成了国家财务的沉重负担。而由于后勤保障不利,加上军官克扣军粮,中饱私囊,边关将士们的伙食很差,士兵们经常饿得面黄肌瘦,有的甚至连盔甲都没法穿,连战马都无法骑,还谈什么打仗保卫边疆?而营建屯田,自古以来就是一项重要的军事措施。西汉赵充国营建屯田,衣食自足,很快便稳固了军心,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三国时代,魏武帝曹操采用屯田政策,做到了军资充足,这才积蓄了力量,三分天下有其一。所以,范仲淹提议大力营建屯田,让士兵们做到自给自足,“兵获羡余,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休矣”。同时,建议士兵有条件的全家搬到戍边之地,营田劳作,收获粮食大部分归个人家庭所有。久而久之,士兵们将会重田力、习地势,与父母妻子共同守卫家园。
    其三,整饬军队。在范仲淹军事改革之前,边关将士们的作战能力实在不堪一击。除了疏于训练,游惰无度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那就是兵分三六九等,每次打仗之时,根据官阶大小,逐次出兵。先派遣老弱病残士兵出战,当炮灰,随后其余部队跟上。可想而知,这种打仗方法唯一后果就是惨败而归。范仲淹叹道:“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范仲淹到任之后,便开始检阅延州部队,淘汰老弱病残,选取精兵一万八千名,分成六个作战部队,每队三千人,由六位都监统帅。精兵之后,便开战军事训练,没用多长时间,范仲淹治下的这支军队便军容整肃,焕然一新。
    其四,招募乡勇。乡勇其实就是乡兵,也就是如今的民兵,都是从当地百姓中招募组成的临时性的武装力量。在宋夏战争中,这些土生土长的乡勇发挥了比正规军更大的作用。原因很简单,外寇入侵,家园被毁,每一个热血青年都会同仇敌忾,拼命保卫家园。另外,他们熟悉当地地形,经常给敌人出其不意的攻击,因此,西夏兵不怕大宋的正规军,却畏惧这些乡勇,认为他们的战斗力比宋军高出了好几个档次。这些乡勇,人人善射,范仲淹就招募他们当弓箭手,加以训练之后,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五,精选名将。士兵打仗,将官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出谋划策,更需要文武全才的将官运筹帷幄。在范仲淹守边的这几年中,他不断发掘和提拔优秀将领,让他们在战争中经过血火洗礼,培养了大批的将才,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左膀右臂种世衡和狄青。种世衡善于安抚,谋略超群,且侠肝义胆,创立的种家军,为大宋立下了汗马功劳。狄青善于冲锋陷阵,在战争初期,为了破除士兵的畏惧心理,他亲冒矢石,头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犹入无人之境,西夏军称之为“狄天使”。最后狄青通过战功,当上了枢密使。其余各级将官,范仲淹也人尽其才,不断向朝廷推荐,为他们打开一条报国扬名之路。可以说,北宋中后期名将辈出,是与范仲淹的努力分不开的。
    其六,招纳藩部。在边关地区,世代生活着很多土著少数民族部落,其中人数最多、力量最强大的就是羌族。范仲淹充分实施统一战线政策,安抚招纳当地的藩部,与宋军一起构建成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在延州,他就派遣种世衡招纳羌族,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在担任庆州知州期间,范仲淹亲自到达羌族部落,与首领坦诚相见,并立下规约,调解部落之间的仇杀,让这些不可小觑的力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范仲淹少年时代立下的报国志向,在宋夏战场上得以实现,他审时度势,坚持真理,即使千军万马泰山压顶,依旧岿然不动。在人单力孤的艰难时刻,他仍然斗志昂扬,不以毁誉悲戚为念,有条不紊地推行自己的军事策略。朝廷因为军功,不断给他加官进爵,他连续五次上疏拒绝。朝廷因为军事失利而迁怒于他,罢官免职,他坦然接受,毫不在意。他稳中求胜,不邀虚名,终于扭转了大宋军队在战争初期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通过三年多的苦心经营,宋夏战场得以平息了战火,重新恢复了安宁。范公悲天悯人的情怀与卓越的军事思想,令我辈千古仰望!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国学理论
国学资源
国学讲坛
观点争鸣
国学漫谈
传统文化
国学访谈
国学大师
治学心语
校园国学
国学常识
国学与现代
海外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