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第一次宋夏战争 (文/王麟) 范文正公的诗词《渔家傲·秋思》，是一首有口皆碑的佳作，这是他在宋夏战场睹物生情写成的名篇：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苍凉悲壮，秋意浓浓。遥望天边，雁阵数行，哀鸣而去。崇山峻岭，号角声声。长烟落日，孤城伫立。一杯浊酒，两行清泪。华发戍卒，思念家乡，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生动的边关画卷。 范仲淹名垂千古，有多种原因。他以高尚的情操砥砺了北宋士人之风，让世风日下的北宋王朝为之精神一振；他实施了大量的甘棠惠政，让地方百姓念念不忘；他以贫苦出身，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了人生目标，是刻苦励志的典型；他一生清廉，家无余财，让后辈汗颜；他在宋夏战场长达三年时间，披肝沥胆，凭借着熟读的兵书审时度势，在国家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稳固了边疆；他入朝担任参知政事，开启了庆历新政，达到了他一生辉煌的顶点。 研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不能忽略他举足轻重的军事思想。本书中所阐述的教育思想，所包含的范围要广得多，绝非狭义的办学教书育人那么简单。当然，范仲淹曾经亲自在应天府书院教书育人，那是典型的教育工作，但是，他通过一生创造的辉煌业绩，他的清白高雅人格，不也在千年间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吗？让他们披肝沥胆，勇于寻求真理，勇于捍卫真理，为了真理不惜献身，这难道不是一种教育行为吗？当然是！范仲淹这种以身作则的教育，比老师带领学生苦读书本要重要得多，也鲜活得多！因此，范仲淹产生的任何有益的思想，都可以纳入其教育思想范围。而他的军事思想，早在他为官之初，就已经逐渐成型，他在很多文章里有过详细阐述，而宋夏突然爆发的战争，将其推向前台，面对来势汹汹的党项军队，他多年积累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有了实战的机会。通过三年的实战，证明了他的思想的前瞻性，也证明了忧患意识，是保证下至一个人、上至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要阐述范仲淹在边疆作出的巨大成就，就需要回顾一下北宋“强干弱枝”“文官治国”的理念，才能够明白，为何在战争之初，宋军会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范仲淹通过他稳扎稳打的军事措施，逐步扭转了颓势，最后逼迫西夏元昊议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范仲淹的伟大和过人之处，他绝非浪得虚名。 宋太祖赵匡胤制定“扬文抑武”治国政策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唐代。大唐享国近三百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被各地军阀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亡于武夫之手。后梁太祖听从亲信李振的建议，于唐哀帝天佑二年(905年)6月，在滑州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境)一夕杀尽左仆射裴枢、新除清海军节度使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溥、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等大臣三十余人，投尸于河，随后在907年又将唐哀帝李柷废掉，唐帝国灭亡。此后便进入了乱哄哄的五代十国时期。而五代十国的武夫骄横跋扈更是给了赵匡胤极深的印象，他自己又是通过武官夺权，所以对军人非常忌惮。 北宋建国后，在“杯酒释兵权”之前，那些将军们跋扈劲头一点都没改，有一个姓王的将军，竟敢在一个晚上大摇大摆闯进宰相的家里，将老人吓得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起来，赶紧问将军有何贵干。这位跋扈将军说，没事，就是想找宰相喝酒聊天。其实，他是明目张胆来索贿的。这件事情发生后，让宋太祖更加厌恶军人，下决心要消减节度使兵权。最终，北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各个州郡的人权、军权和财权全部收到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派遣到地方的文官更换频繁，我们在范仲淹的身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而武官也是走马灯一样的更换，就是让“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免让军人做大之后成为祸害。 随后，宋太祖又改革了兵制，将士兵分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四种。其中禁兵是皇帝的护卫队，俗称“东兵”；厢兵是各个州郡的镇兵；乡兵是从当地百姓里招募或者由民兵组成的地方武装；而藩兵则是由依附的外族部落士兵组成的外籍兵团，用来协助守卫边疆。在这四类军队中，以禁兵作战能力最强，训练也最有素，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水浒传》中，王进和林冲就曾经做过八十万禁军的教头。而厢兵相比之下就差了一大截，主要原因是，一是厢兵远在地方，顶头上司更换频繁，那些临时派遣的将军谁也不会下大力气去整肃和训练军队；二是参加厢兵的成员复杂，素质良莠不齐，地痞流氓、破落地主、灾区流民、贫苦百姓都可以加入厢兵换口饭吃，谈不上什么战斗力；而乡兵和藩兵只有少数地区才设置，并非常备武装。 在军事管理上，以前那些侍卫司正副都指挥使、殿前司正副都检点都是禁兵中掌握实权的人物，而宋太祖摆了一场宴席，就将这些人全部解职，让殿前司、侍卫军马司、侍卫步军司担任禁军最高首领，统称为“三衙”。但是，“三衙”的权力很小，只管禁军的统制、训练、藩卫、戍守、迁补和赏罚，真正能够调动军队是枢密院，枢密院的长官就是枢密使，也就是狄青曾经担任的官职。但是，枢密使之职一般不会授予武将，狄青是唯一的特例。也就是说，文官不但担任朝廷中枢和地方长官，还兼管军队的调遣，那些将军们的军权几乎被剥夺地一干二净。所以，在北宋不但当兵憋屈，因为脸上会被像牲口一样刻字，而将帅们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军队如何去打仗？那些文官即使饱读诗书，研读过兵法，但是并没有实战经验啊，一旦打起仗来，前线指挥的将军们一点主动权都没有，这仗该怎么打？别担心，至少在太祖、太宗时代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两位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实战经验丰富，可以提前为将军们画好作战图，何时进攻，何时防守，用兵多少，行进路线，都在图上标的清清楚楚，将军们不用动脑子，只要照办就行了。 这种作战策略，在太祖时代无往不胜，因为赵匡胤是个军事天才。但是，在太宗时期，可就不那么好用了，因为赵匡义的水平比他哥哥差太远了。于是问题就严重了，太宗闭门造车，制定的作战图好使吗？答案是，非常不好使！因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将军们拿着一张根本不对路的作战图怎么可能打胜仗？这就是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大宋军队先后在岐沟关、陈家谷和君子馆被契丹打得惨败的原因之一，丧师数十万。从此之后，北宋对契丹长达十几年的攻势结束，大宋军队对契丹产生了深层次的恐惧心理，从此一蹶不振，以后北宋完全处于防御状态，再与契丹军队交锋，宋军几乎每战必败。 从宋真宗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的景德元年(1004年)，到西夏元昊正式入侵北宋的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长达36年的时间里，宋军几乎没有打过仗。长时间的和平岁月，早已经让北宋王朝从上到下忘记了危险，沉浸在太平盛世的虚幻之中。脑袋清醒、具备忧患意识的人屈指可数，范仲淹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大宋王朝军备废弛，军心涣散，军容不整，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那些根本就提不起来的厢兵自不必说，号称全国精锐的禁军的表现更是让人大摇其头。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东京汴梁的禁军缺少训练，“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在太祖时代，禁军领月粮，城东的士兵去城西领，反之亦然，然后自己再背回来。到了仁宗时期，这些游手好闲的禁军，都是雇人将月粮送到身边，自己都懒得动一动。京城的禁军，没事就在大街上嬉游晃荡，有的还做小买卖，举止投足根本就没有士兵样子。那些南方调来的禁军，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根本不会打仗，见到敌人就吓得要尿裤子。而陕西边陲的骑兵，很多人甚至不会披甲上马，即使勉强骑上马，弯弓射箭，射出去的箭只距离马头二十米，便掉落在地，更遑论冲锋陷阵了。还有很多边陲士兵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羸弱，连盔甲的重量都无法承受，在行军途中擅自卸甲掩埋，然后当了逃兵，最后被抓，全部就地处决。欧阳修对这种令人痛心的反常现象有过中肯的评价：自宋辽订立澶渊之盟以后，“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数十年过去之后，导致“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可谓一针见血。 别看禁军和厢军表现得如此令人大跌眼镜，军队的数量却年年增长。请看一组数据，宋太祖建国之初，全国军队共计22万人，十几年之后，暴增到37.8万人，又过了二十多年，军队人数增长到66.6万人，比建国之初增长了203%；二十多年以后，军队人数达到了91.2万人，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与西夏开战的时候，全国军队总数达到了惊人的125.9万人！是宋初军队总数的5.7倍，却接连打败仗。 大宋的军队表现如此不堪，那么当年跟着太祖太宗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后人呢？别提了，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之辈，毫无作战经验，有些甚至连兵书都不读。但是，宋仁宗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他不但对自己国家部队如此不堪一击而毫不知情，而且还天真地认为将军的后代就一定会打仗。这是什么逻辑啊！ 因此范仲淹在给宰相王曾的《上执政书》书中呼吁到：“昔之战者，耄然已老；今之壮者，嚣而未战。闻名之将，往往衰落；岂无晚辈，未闻边功。此必庙堂之所思也。”通过后来与西夏对决的结果来看，庙堂上的肉食之辈并没有思考这事。仁宗皇帝这种心理，朝中很多大臣同样也有，都自大得不得了，坐井观天与鼠目寸光，并且毫无忧患意识。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宋军在与西夏初期对阵过程中，不断惨败。甚至在没有正式打仗之前，就在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悍然称帝，消息传到东京汴梁，满朝文武竟然目瞪口呆，全体傻眼了。一连好几天，什么应对措施都没有想出来。仁宗一怒之下，将枢密院陈执中等四名一把手全部就地免职、赶出了东京。 这就是范仲淹在经略陕西之前，大宋王朝面临的重重危机，可谓惊心动魄。范仲淹作为百官中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忧患意识非常强烈，很早就开始思考国家安危问题，并不断提出解决措施。早在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37岁的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了治理国家要遵循“文经武纬”之道，“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末乱”，如果国家不注重国防建设，那么从东京汴梁到边疆，一马平川，无山河阻碍。一旦那些异族不讲信用，撕毁合约，故意挑衅，带领军队，一路南下，根本无险可挡，数日之内，铁骑就可深入到大宋腹地。而边关缺乏名将，敌人一来，上至将军下至士兵，皆两股战栗，望风而逃。或者勉强能够守住城池，却不敢出兵战斗，或者硬着头皮迎战，一败涂地。如果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难道陛下想再次重演一次大驾临幸澶渊城的情景吗？范仲淹提出这个振耳发聩的警告的时候，距离西夏铁骑蹂躏边关还有15年，距离北宋灭亡102年。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5月，时年48岁的范仲淹权知开封府，他饱含着忧患之心，再次给朝廷上了一份奏疏《论西京事宜札子》，这个札子非常重要，以非常高的战略眼光审视了东京汴梁面临的地域危机，并提出了防备措施。所谓西京，指的是古都洛阳，那里也算是虎踞龙盘之地，自古以来，很多朝代将那里作为首都，是一处战略要地，且地理位置要比汴梁好得多。早在太祖时代，就有大臣建议迁都到洛阳，因为当时北宋王朝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开拓疆土上面，迁都的事情就搁置了下来。几十年后，由于疏于管理，洛阳城繁华不再，守备空虚，仓廪不足。因此范仲淹就建议将洛阳当成第二个汴梁去经营，厉兵秣马，做好充足准备，一旦汴梁有事，就可以暂居洛阳，实施反击。奏疏报到朝廷，宰相吕夷简兜头给范仲淹浇了一盆冷水：“此仲淹迂阔之见，务名无实。”说范仲淹提的这个建议只是空谈，借此邀名罢了。此时，距离西夏铁骑蹂躏边关还有4年，距离北宋灭亡91年。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54岁的范仲淹率领军民在陕西边关抵抗西夏入侵，在军务繁忙、旧病复发的情况下，依然在考虑国防建设，他连续两次给朝廷上奏《乞修京城札子》，建议尽快加固汴梁城池，做好军事储备，以防不测。那么，范仲淹为何如此心急火燎连续两次建议朝廷营建东京汴梁呢？这是因为，朝中有大臣出了一个主意，要求仁宗皇帝派人营建大名府，也就是北宋时期的“北京”，以此来预防契丹的不测之祸。顺便说一句，北宋时期，东京是汴梁(河南开封)，西京是洛阳，南京是应天府(河南商丘)，北京是大名府(邯郸大名县)。但是，范仲淹并不看重营建大名府的行为，那是因为，大名府如果作为陪都，非常不合适，因为这里地处平原，无险可守，一旦敌兵南下，很快就会杀到城下。即使皇帝想避难到大名，也在敌人南下途中，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他强烈建议加固汴梁城，并且驳斥了一些朝廷官员胡诌营建汴梁会让皇帝没面子的说法。范仲淹举了很多因为城池不完备而被敌人攻陷后亡国的例子，反问道：“此皆无备而亡，何言其体哉？臣但忧国家之患，而不暇顾其体也！”如果认为修葺城池就是丢了面子，那么丢这个面子比丧失城池到处逃命，哪个更合适？ 在第二封乞修京城札子中，范仲淹重点提醒仁宗皇帝，如今不管是朝中，还是边疆，有很多名不副实的吹牛大王。在开战之前，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指天划地发誓，一定要血洒战场，结果一到临敌，英雄变成了狗熊，十个将士中会撒丫子跑掉九个，恨不得爹娘多生两条腿。国家靠这种吹牛皮的人护卫边疆，能好得了吗？但是，这类人往往甜言蜜语，很会迷惑人。范仲淹就担心，仁宗皇帝没经验，会被这些误国之徒蒙蔽。因此，与其听这些将士夸夸其谈，不如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加高加厚京都城墙，深挖壕沟，加强防卫，虽然属于被动防卫措施，听上去确实有点没面子，但是这可是防患于未然的百年大计啊！ 奏疏报上去，毫不意外，继续杳无音信。一直到徽宗靖康年间，汴梁城依然如故，国家终至亡败。范仲淹提出这个修武备的军事措施时，西夏和北宋的战争已经打了2年时间，此时距离北宋亡国85年。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五胡之一拓跋氏的后人、党项族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王朝，以背叛大宋王朝的贡生张元为中书令，开始策划入侵北宋的军事行动。消息传到朝中，仁宗皇帝大怒，立刻取消了以前封给元昊的各种爵位，下诏让陕西、河东地区罢除与西夏的商业贸易，并且公开悬赏，如果谁能捉到李元昊的密探，赏钱十万；如果谁能生擒元昊这个逆贼，加官进爵，让他担任定难节度使。 其实在元昊称帝之前，早已经不断骚扰北宋边界，很多朝臣上书请皇帝对其采取一些抑制措施，朝廷却不闻不问，终于养虎为患，北宋和西夏迎来了命中注定的一战。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开始，一直到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在历史宋夏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一共有五次，西夏是北宋王朝近百年来货真价实的心腹大患。 如果我们想要全面了解范仲淹在国家危机时刻，以52岁高龄奔赴边疆，如何作出的一番事业，如果我们想要深刻领会范仲淹在宋夏战场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措施，就需要将第一次宋夏战争的过程脉络做一个简要回顾。 宝元元年，元昊称帝，宋仁宗一边下诏搜寻东京汴梁的西夏密探，一边张榜寻求朝野能取元昊的项上首级的勇士，同时罢免两国的贸易往来，削去元昊的官职。在朝中，仁宗皇帝让百官讨论如何应对元昊的挑衅，以宰相张士逊为代表的文官建议出兵征讨；以谏官吴育为代表的官员则建议安抚为上。最终仁宗皇帝采纳了出兵征讨的建议，便派遣夏竦担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知永兴军(辖今陕甘各一部，豫西一小部)；让范雍知延州(陕西延安)。 元昊在大规模发动侵宋战争前，也是做了长时间谋划的，最后选择延州作为突破口。而延州知州范雍，是典型的文官，和平年代治理地方，非常有本事，但对军事却一窍不通。元昊在攻打延州之前，先写信麻痹范雍，以“议和”名义让他上当，然后亲率十万大军，猛攻延州的外围，采取各种阴谋诡计，打败了守军李士彬部，攻占了延州以北的金明寨，对延州形成了包围之势。范雍惊慌失措，连续写信求援，驻守在庆州(甘肃庆阳)的刘平和石元孙率领部队赶来解围，在三川口中了埋伏，与元昊军队拼死力战，宋军战死无数，刘平和石元孙双双被俘。 战败的消息传到东京，朝野震动。宰相张士逊立刻被罢免，仁宗重新启用吕夷简为相，紧急调遣在四川赈灾的韩琦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到任之后，立刻举荐范仲淹一起经略陕西。韩琦与范仲淹也是多年的老朋友，虽然韩比范小十几岁，但是二人的志趣相投。韩琦认为范仲淹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在国家危难之际，就不要再计较“朋党”之论，并以全族的性命为范仲淹作保，并且郑重提出，他这次举荐完全是为了国家，而不是朋友私情。 而此时，枢密院的一把手也全部换人，由晏殊担任枢密使，他提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改革军事的措施，那就是取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内臣监军制度，给予边关将士以充分的指挥权。这项措施的实施，为范仲淹在边关大显身手提供了保障。否则很难想象，每次排兵布阵，元帅和将军身边总是有一个不懂军事的内臣指手画脚，处处掣肘，要是打胜仗才见鬼了。 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5月，范仲淹临危受命，以天章阁待制和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身份，代替范雍驻守人心惶惶的延州，开始了全新的军事改革，提出了“积极性防御”的御敌之策。经过艰苦努力，延州地区终于很快站稳了脚跟。关于范仲淹在此地的军事思想和采取的军事改革措施，我们稍后详谈。 同年5月，西夏占领延州附近寨门寨，俘获寨主高延德；随后，再攻陷安远寨。在8月份强攻金明寨不果，9月份西夏大军开始攻打三川寨(宁夏固原县)，守军将领杨宝吉战死。夏军随之围攻定川堡，宋军战死五千，乾沟、乾河、赵福三寨相继沦陷，一时间，战场上空阴云密布。 北宋频频挨打，朝中继续议兵。到底是采取进攻之策，还是防守之策？仁宗皇帝无知者无畏，在主战派朝臣的忽悠下，同意了五路大军深入西夏腹地主动进攻的计划。可悲的是，不同意贸然进攻的朝臣屈指可数，仅仅范仲淹和杜衍两人。其余的朝臣都是墙头草，没主意，哪个意见支持的人数多，他们就倒向哪方。比如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刚开始的军事思想与范仲淹是一致的，都是主张积极防御，没想到，眼看风头转变，夏竦立刻变成了铁杆的进攻派。在这种意见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范仲淹孤身言危，确实需要十足的勇气和百倍的自信。 与他一同担任安抚副使的韩琦，也属于坚决的进攻派，当然，韩琦也有自己行军打仗的一套理论，并且在出兵之前，已经做了详细部署，如果将军任福按照计划行事，不贪功冒进，中了元昊的埋伏，那么很可能此次主动进攻的计划会成功。再者，本次大宋准备组织20万的兵力进攻西夏5万兵力，以四对一，很多人认为胜算还是很大的。但是他们忘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存在很多不知可因素，人多，并不一定能打胜仗。在准备如此仓促的条件下就出兵，纯属侥幸心理。胜了，并不意味着大宋就兵强马壮；败了，那才是合情合理。韩琦因为无法说服范仲淹出兵，便动员经略安抚判官尹洙去游说，范仲淹不为所动，坚持意见。尹洙磨破了嘴皮子，逗留了二十多天，徒劳无功，叹道：“韩公曾经说过，用兵当置胜负于度外。范公太过小心谨慎，在这方面就不如韩公了。”范仲淹反驳道：“大军所动，万民所悬，岂能置胜负于度外？”由于朝廷责难范仲淹，他便写信辩解：“去年秋天，朝廷曾经派遣朱观等六路军马掩袭西夏军队，耗费粮草无数，结果连敌人影子都没看到，一宿而还。近来朝廷有密诏，再次派遣王仲宝等人主动进攻，差点吃了败仗。如果继续坚持主动进攻的政策，我大宋军队还会吃大亏的。臣与夏竦、韩琦皆一心速望平定。但战者危事，如果出现差池，则平定之间，转延岁月。所以再三坚持己见，并非不协同作战。”为了给仁宗皇帝吃一颗定心丸，范仲淹再次申明，待其余四路大军进攻之际，留下延州这路兵马以作接应，同时用来招抚军队。一旦其余军队出师不利，至少延州还能留点本钱。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2月，西夏元昊听取谋臣张元的计策，以渭州为突破口，谋取关中地区。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把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另一部分攻打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声称要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设置陷阱，诱宋军深入。韩琦以任福为总指挥，桑怿为先锋，朱观和武英断后，集结军队，发动主动进攻。韩琦告诫他们合并西进之后，绕至敌后，倚靠附近的城寨作为粮草供应，这些城寨相聚四十多里，接应方便。千万不要慑远进攻，只要埋伏在附近，断决夏兵的后路，便可一举歼灭之。并且多次重申，如果将官不听节制，擅自行动，不管功劳多大，一定给予严惩。然而，韩琦的告诫成了耳旁风，任福打了几次小胜仗之后，便产生了轻敌之心，被敌人引诱，一路追到了好水川，在这里，宋军迎来了命中第二个劫数。元昊早已经安排了千军万马在这里以逸待劳，宋军长途跋涉，供给不足，陷入了重重包围，宋军只好背水一战，包括任福在内的十几名大将全部战死，宋军惨败，阵亡一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 宋军的第二次大败的消息传到朝中，吕夷简吓得急火攻心，心惊胆战，心想皇帝若得知这消息，自己绝对会被罢免。为了保住相位，他压住军情不报，并且，只要看到谁提交宋军战败的消息，一律给予严厉打击。吕夷简就这样欺瞒了仁宗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仁宗正在化成殿里办事，忽然听到院子里一个扫地的老翁仰天悲叹：“可惜了这些死去的将军们！”仁宗听到后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老人家为何在这里独自唉声叹气？”这名老者说道：“陛下难道不知道宋军再次吃了败仗？好水川一战，死了上万人啊！”仁宗大惊：“你是怎么得知的这个消息的？”老者走上前来，将藏在腰带里的书信呈上，老泪纵横：“因为我的女婿就在这次战役中阵亡了，这是家人送来的急信。”仁宗这才震惊当场，知道自己被宰臣们给蒙蔽了，不禁勃然大怒。因为连续两次惨败，让朝廷不得不改变轻敌心理，逐步采取了范仲淹坚持的“积极防御”政策，这才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了战局。 在好水川，虽然元昊打败宋军，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修整了半年之后，元昊再次出击，但是他的声东击西的计策早已经被宋将烂熟于心，再也不会上当了，所以，这几次出兵，都被宋军打败。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再次出兵十万进攻防守薄弱的渭州，合围镇戎军。泾原路都部署王沿遣将葛怀敏率兵万余合围西夏军。本来，如果宋军将领吸取好水川惨败的教训，以防御为主，坚守城池，时间一久，元昊粮草不济，肯定会撤兵。但葛怀敏贪功心切，不听劝阻，分兵出击，再次被西夏军队分兵包围，葛怀敏被迫退入定川寨，在突围途中，葛怀敏等15名将士阵亡，宋军九千余人几乎全军覆灭。幸运的是，宋军经过三年多的磨练，将士积累了很多带兵打仗的经验，各路人马将前来寇犯渭州的西夏军给予迎头痛击，元昊入侵关中的计划失败。从此以后，西夏主动进攻的次数也来越少，宋夏边疆慢慢恢复了稳定，元昊被迫求和。 从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四年(1043年)范仲淹在陕西三年多的时间里，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理念，强力推动军事改革。据粗略统计，范仲淹在这三年里写了200多篇奏疏，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能够清晰地看出其军事思想的发展脉络。 他坚持的“积极防御”政策，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审时度势，知彼知己，扬长避短，以守为攻。二是在稳固城寨，充实后勤，训练将士的前提下，建设统一战线，联合羌族部落，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做到步步为营。绝不能在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下，轻敌冒进。也不能不顾实际情况浮夸邀功，这都是取败之道。 范仲淹一到延州，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各地巡察。这一看不要紧，经过兵灾之后的延州，简直满目疮痍：金明寨已经被敌人焚毁，附近三十六寨原来有数万兵马，早已被扫荡殆尽，后来虽然招募了藩部三百余户进行充实，却不足为用。延安以北的军事重地，东西四百余里，被敌寇抢劫焚烧一空。而延安的兵马号称有两万六千，却多年未训，兵不知战，将帅无谋。当问他们如果敌人数路近攻，该如何应对时，这些将帅只会说两个字：“出兵！”至于出兵以后如何打仗，一概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却意气风发高喊进攻，不是很可笑吗？能够先把防御做好，就非常了不起了。 范仲淹的“积极防御”军事思想，在他写给朝廷的《上攻守二策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首先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劣势，说道：“如果各路大军征讨元昊，则兵分将寡，气不完盛。大军深入沙漠腹地，风沙迷茫，不变南北，后勤补养，很容易被敌人抄掠。而元昊的巢穴在黄河以北，如果没有汉代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名将，根本不能远袭。” 范仲淹指出，当敌人入寇，朝廷就下旨，让将帅们出兵牵制。然而，敌人狡猾，熟悉当地地势，将帅茫然轻进，不知所图，根本无法发挥牵制的作用。而那些被动防御之策，则提出敌人“来则御之，去则勿追”。那么，这种思想也不可取。为什么？因为如今守边的士兵，都不是当地人，很多都是调来的东兵，不喜欢长久戍边。并且此处没有士兵的营田，所有的粮草都需要在外地千里馈运过来，长此以往，“久戍则军情以殆，远馈则民力将竭”，终成祸患。 那么，冒进不行，被动防御也不行，什么办法可行呢？范仲淹分别给予了解答。 首先是“议攻”，建议选取军事要害之地，切断敌人遥相呼应的通道，构筑城寨，驻军把守，以据其地。然后坚壁清野以困敌兵，发动士兵屯田，增加补给。在征讨敌人过程中，一定要联合附近羌族部落为我所用，运输军粮可用小车，可适应崎岖山道，每攻取一个城寨，就稳固之，然后将战线逐渐朝西夏境内推进。 其次是“议守”，宋军在边陲地区与西夏军相比，除了人数多之外，其他没有任何优势。西夏军居住在大漠之外、黄河以北、倚远而险，并不容易攻取。元昊建官治兵，不给俸禄，每次举兵侵犯宋界，都是抄掠无度，攫取财物作为官禄和军资。他们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军队居无定所，呼啸而来，奔腾而去，聚散快捷，行动迅速。而大宋的士兵都是戍边的内地人，一旦来此荒芜之地，多少年不见更替，士兵们思念家乡，毫无斗志。一年四季的衣物粮食，都是千里馈运过来，让转运的百姓苦不堪言，并且徒耗浪费惊人。经常是每馈运一百石粮食，在路上就消耗掉一半。在这种情况下，谈何主动进攻呢？ 自古以来，汉民与夷狄作战，都是两败俱伤，最终还是采取了和亲政策。当年汉高祖开国之初，谋士与猛将无人能比，以精兵强将四十万人与匈奴对决，还被围困在平城，差点龙体不保，最后和亲。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后，要求堂堂大汉一国之母做他的小老婆，吕后虽然生气，也不敢翻脸，还是以和为贵。汉武帝倾全国之力，花了多年时间，才将匈奴赶到了西域之外，却弄得民不聊生，西汉国力衰落，也是由此开始的。 反观如今大宋面临的情况，契丹建国时间比大宋还早43年，军事力量强大，国力也处于最强盛的时期，而西夏刚刚建国，国力处于上升日期。这两个王朝的军事力量比北宋强得太多，大宋和他们相比，唯一的优势就是物产丰富，国土面积大，可周旋的空间宽广。除此之外，乏善可陈。北宋王朝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苦心经营，委曲求全，多方腾挪，能够坚持百余年的国祚，已经勉为其难了。 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北宋朝臣侈谈进攻纯属自高自大，自取其辱。那么范仲淹在研究敌我双方的优劣势之后，采取的军事措施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就是：修城寨，置营田，饬军队，募乡勇，选名将，抚羌人。 其一，修建城寨。范仲淹代替范雍镇守延州之后，便将在战略要地修筑城寨作为首要军务。刚到延安，他就派兵夺回被西夏占领的寨门寨，招募弓箭手，给地居之。从庆历元年的上半年，他六次上奏，建议加强战备，以保证有“经久之利，而无仓促之患”。城寨稳固后，派遣正规军驻守，附近的藩部便会主动赶来依附。朝廷同意这个建议之后，范仲淹便先后修复了金明寨、承平寨等十二座城寨，挫败了元昊的二次入侵，使得保安军至延州的军事防务大大增强。 为了加强延州的防卫，他听取种世衡的建议，修筑青涧城，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成为一处重要的军事据点。庆历元年的9月份，范仲淹知庆州，采用近攻政策，夺取金汤寨、白豹寨和后桥寨等战略要地，并且随之在后桥寨构筑著名的大顺城。根据清代的《庆阳府志》记载，在范仲淹担任庆州知州期间，先后修建了29座城寨，成了北宋王朝得以对抗西夏的重要军事基地。在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继续向朝廷提议，修建细腰城和葫芦寨，可以切断西夏与环州和庆州以西、镇戎以东的明珠、灭藏和康奴三个羌族部落的联系通道，以免他们互相勾结，对北宋不利。等细腰城和葫芦寨修完，明珠等三个藩部与西夏的联系彻底断绝，不得不乖乖赶来归附。 其二，营建屯田。范仲淹这个措施主要是针对千里馈运粮草这个弊政而提出来的。远途运输物资不但劳民伤财，也成了国家财务的沉重负担。而由于后勤保障不利，加上军官克扣军粮，中饱私囊，边关将士们的伙食很差，士兵们经常饿得面黄肌瘦，有的甚至连盔甲都没法穿，连战马都无法骑，还谈什么打仗保卫边疆？而营建屯田，自古以来就是一项重要的军事措施。西汉赵充国营建屯田，衣食自足，很快便稳固了军心，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三国时代，魏武帝曹操采用屯田政策，做到了军资充足，这才积蓄了力量，三分天下有其一。所以，范仲淹提议大力营建屯田，让士兵们做到自给自足，“兵获羡余，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休矣”。同时，建议士兵有条件的全家搬到戍边之地，营田劳作，收获粮食大部分归个人家庭所有。久而久之，士兵们将会重田力、习地势，与父母妻子共同守卫家园。 其三，整饬军队。在范仲淹军事改革之前，边关将士们的作战能力实在不堪一击。除了疏于训练，游惰无度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那就是兵分三六九等，每次打仗之时，根据官阶大小，逐次出兵。先派遣老弱病残士兵出战，当炮灰，随后其余部队跟上。可想而知，这种打仗方法唯一后果就是惨败而归。范仲淹叹道：“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范仲淹到任之后，便开始检阅延州部队，淘汰老弱病残，选取精兵一万八千名，分成六个作战部队，每队三千人，由六位都监统帅。精兵之后，便开战军事训练，没用多长时间，范仲淹治下的这支军队便军容整肃，焕然一新。 其四，招募乡勇。乡勇其实就是乡兵，也就是如今的民兵，都是从当地百姓中招募组成的临时性的武装力量。在宋夏战争中，这些土生土长的乡勇发挥了比正规军更大的作用。原因很简单，外寇入侵，家园被毁，每一个热血青年都会同仇敌忾，拼命保卫家园。另外，他们熟悉当地地形，经常给敌人出其不意的攻击，因此，西夏兵不怕大宋的正规军，却畏惧这些乡勇，认为他们的战斗力比宋军高出了好几个档次。这些乡勇，人人善射，范仲淹就招募他们当弓箭手，加以训练之后，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五，选名将。士兵打仗，将官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出谋划策，更需要文武全才的将官运筹帷幄。在范仲淹守边的这几年中，他不断发掘和提拔优秀将领，让他们在战争中经过血火洗礼，培养了大批的将才，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左膀右臂种世衡和狄青。种世衡善于安抚，谋略超群，且侠肝义胆，创立的种家军，为大宋立下了汗马功劳。狄青善于冲锋陷阵，在战争初期，为了破除士兵的畏惧心理，他亲冒矢石，头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犹入无人之境，西夏军称之为“狄天使”。最后狄青通过战功，当上了枢密使。其余各级将官，范仲淹也人尽其才，不断向朝廷推荐，为他们打开一条报国扬名之路。可以说，北宋中后期名将辈出，是与范仲淹的努力分不开的。 其六，招纳藩部。在边关地区，世代生活着很多土著少数民族部落，其中人数最多、力量最强大的就是羌族。范仲淹充分实施统一战线政策，安抚招纳当地的藩部，与宋军一起构建成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在延州，他就派遣种世衡招纳羌族，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在担任庆州知州期间，范仲淹亲自到达羌族部落，与首领坦诚相见，并立下规约，调解部落之间的仇杀，让这些不可小觑的力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范仲淹少年时代立下的报国志向，在宋夏战场上得以实现，他审时度势，坚持真理，即使千军万马泰山压顶，依旧岿然不动。在人单力孤的艰难时刻，他仍然斗志昂扬，不以毁誉悲戚为念，有条不紊地推行自己的军事策略。朝廷因为军功，不断给他加官进爵，他连续五次上疏拒绝。朝廷因为军事失利而迁怒于他，罢官免职，他坦然接受，毫不在意。他稳中求胜，不邀虚名，终于扭转了大宋军队在战争初期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通过三年多的苦心经营，宋夏战场得以平息了战火，重新恢复了安宁。(本文选自山西人民出版社《范仲淹的教育人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