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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不仅如此，如果能够得到公平对待的话，放在世界学术史上来看，这也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因为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给人类学术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能造成这样影响的发现，在世界上来看并不多。可以与之媲美的，是古埃及罗塞塔石的发现。 古埃及文字是和中国甲骨文一样起源非常古远的文字。可是古埃及文字到了新王国时期的最后，随着埃及被其他民族的占领，逐渐走向了衰败和消亡。这个过程比较长，但古埃及文字的消亡比较彻底，到了罗马时期以至到中世纪的时候，古埃及文字已经完全没有人能够认识了。按照当时基督教的传统观念，欧洲的很多人认为古埃及文字不是文字，而是一种邪教符号。这样的话，也就没有人尝试去解读，也没办法去解读古埃及文字。而且古埃及语言，除了还保留在埃及土著中的个别词汇之外，基本上也不存在了。这样，古埃及文字就彻底归于消亡。与古埃及文字相比，甲骨文在被发现之前并不为人所知，而埃及文字则大量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在许多石刻上就有古埃及文字，如金字塔以及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等，上面都有古埃及文的铭刻。这些古埃及文字摆在那里，就是没有人认识而已。再加上刚才所说的中世纪人们的偏见，认为这是一种邪教符号，所以就没有人能够认识这种文字，也没有人通过它们对古埃及历史进行研究。人们对古埃及历史的认知，就剩下《圣经》中的那么一点点而已。文字是认识古代历史的钥匙，正是罗塞塔石的发现，开启了古埃及历史研究的历程。 罗塞塔石是1799年发现的，而殷墟甲骨文发现是在1899年，罗赛塔石正好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前的100年。1799年正是拿破伦远征埃及的时间。大家知道，那时候拿破伦已经征服了欧洲大陆，为了和英国相对抗，他就出兵远征埃及，希望通过征服埃及，来切断英国和东方尤其是和印度之间的联系，从而达到打败英国的目的。拿破伦在动用军队远征埃及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文化，他组织了一个埃及研究所。这个埃及研究所做了很多工作，在著名的《埃及图说》就是埃及研究所编著的。《埃及图说》现在还是学术界研究古埃及的重要线索和学术资料。拿破伦军队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个小村子罗塞塔，发现了一块小石碑。这个石碑本身没有什么，它是罗马军队占领埃及时，埃及法老的诏书，讲的只是埃及寺庙的一些问题，内容没有什么重要的，可是它使用的文字是古埃及文字的圣书体和世俗体。和古希腊文字对照，圣书体相当于我们的篆字，世俗体相当于我们的行书、草书。因为有和古希腊文字的对照，这样罗塞塔石就成了解读古埃及文字的钥匙，所以说罗塞塔石的发现是世界学术史上的重大发现。到了1823年，法国学者商博良终于解读了古埃及文字。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在此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罗塞塔石的发现，导致了古埃及文字的解读，而古埃及文字的解读，引发了学术界对古埃及历史的认识。中国甲骨文的发现，应该说是与此非常相似的事件。当然，中国的古文字并没有消亡，古埃及的文字已经中断了，中国的文字一直一脉相承，中国的古代文明也就传流下来了。不过甲骨文对于一个没有专门训练的人来说，仍然是没有办法读懂的。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在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下，开启了中国早期历史研究的历程。它的发现所起到的学术作用，是完全可以和罗塞塔石相提并论的。所以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无论如何是一件大事，殷墟甲骨文发现，对于各学科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建国以前甲骨文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从1899年甲骨文被鉴定，一直到1928年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开始。在这期间，第一件最主要的事，当然是甲骨文的发现和鉴定。而在王懿荣之外，天津的孟广慧和王襄两位先生也是最早能看到甲骨文的学者，而且后来他们也的确做了很多的工作。 发现之后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对甲骨文时代的判定。我们发现了这是古物，但是对于这个古物是什么时代的，最早有些人并不知道。比如英国的金璋，他最早在英国写文章就说是周代的，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甲骨文是商代的。究竟谁是第一个认识到甲骨文是属于商代的，好像不太能论定。可是刘鹗在1903年出版的《铁云藏龟》里面已明确说是商代的。王懿荣关于甲骨文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因为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他就壮烈牺牲了。包括他的儿子、他的遗文及日记都没有说到他认识这批甲骨是商代的，这一点我们今天考证不出来。我过去就说过，王懿荣在当时金石学界有这样高的一个身份，有机会来接触和研究甲骨文，因为在晚清时候，曾出现了一批金石学家，像陈介祺、潘祖荫、胡石查、吴大□、鲍子年等等。可是到了1899年，这一批当时在社会上有着很高地位的学者都已经不在了，只有吴大□还活着，可也因为甲午战争打了败仗，他已经离官回家，到1902年他就过世了。所以当时真正有一定地位的金石学家，又在北京的，就只有王懿荣了。至于当时的王襄、孟广慧先生，他们在天津，他们那时候与王懿荣的身份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在当时能够对甲骨文有所接触、有所观察、有所认识，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学界应该加以纪念的事情。可是我们说从刘鹗以下就知道是商代的，这条论断是可以说的。 第三点就是出土遗址的判定。那时候一开始，包括刘鹗，都说是甲骨文是汤阴出土的。当时的古玩商比较老实，因为汤阴和安阳是邻县，他没敢说远，就说汤阴，所以日本的林泰辅写《清国河南汤阴县发现之龟甲兽骨》时说“清国汤阴”，这就是当时古董商故弄玄虚的结果。第一个判定真实地点的是罗振玉，他在1908年从古董商嘴里把实话套了出来，知道了甲骨文出在安阳小屯，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里已经说清楚了。罗振玉的这个论断即这个地点就是殷墟，罗、王作的考证，这一点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对遗址的确定是对甲骨文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四点就是一些藏品的著录。大家知道《铁云藏龟》的著录是受到罗振玉的建议的推动。从此开始有了些藏品的著录，不但在中国，后来在日本、美国陆续都有一些藏品的著录。当然在所有这些著录里面，当时起着最大影响和作用的是罗振玉的四本书：《殷虚书契前编》、《后编》、《续编》，及《殷虚书契菁华》。这几本书的出版了带动整个甲骨学界的发展，这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像在日本的郭沫若先生。他虽然后来能看到很多别的书，但他最基本的研究都是从罗振玉这几本书出发的。 第五点就是开始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和研究。当然，大家知道最早一本研究甲骨的书是1904年孙诒让写的《契文举例》，可是这本书真正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很晚，当时就是个稿本，后来是罗振玉指导它印刷出版，因此说在当时真正考释研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罗、王之学。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现在有手稿本出版，关于这部书的一些传闻在手稿本出版之后就很清楚了。那么，在考释方面起着最大的、最重要作用的还是王国维，因为王国维先生所作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论证了甲骨文里面的商王世系，和《殷本纪》相对照，这样所起的作用是无人能够比拟的。 我想主要就这么五点。在1928年以前，还有不少先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叶玉森就做了很多的研究。其实我们以前也读过叶玉森的《殷虚书契前编集释》，我们觉得他的工作很重要。还有很多的学者，包括外国的学者，如日本的高田忠周，他不是一个甲骨文专家，可是他对考释一些字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美国的方法敛，他的书出版也很早。所以主要是这五点，那就是甲骨文的发现和鉴定、甲骨时代的判定、甲骨出土地点和遗址性质的判定、藏品的著录，还有开始考释和研究。1928年以前主要的工作就包含这些方面。王襄先生所作的《簠室殷契征文》就是一个很好的著录书，当然当时因为有些描版，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今天看起来完全不需要怀疑——郭沫若先生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王的《簠室殷契类纂》又是最早的甲骨文字典，也是特别值得加以纪念的。 1928年到1937年，再加上抗战一直到建国前，这是第二个大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最主要的成果当然是殷墟发展。殷墟发掘开始于1928年，董作宾先生到了殷墟，进行了发掘，这是殷墟发掘的开始。从1928年到1937年共进行了15次发掘，这是个常识。所以整个殷墟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这期间环绕着甲骨文所进行的殷墟考古各方面的研究，是第二阶段的主要成果。可是，这些成果里面，直接从甲骨学上来说，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基于考古学发掘的成果所开始进行的殷墟甲骨文的分期研究。当然对于甲骨文一般的研究，包括文字考释、工具书编纂，以及各方面与历史文化有关的研究，在这个阶段里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可是若说这个时期最新的、最突出的发展是殷墟甲骨的分期研究。分期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董作宾先生，其代表作是1933年刊登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里面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称为凿开混沌之作。 当然，在董先生写这篇文章前不是没有人做过一点事情，可是那时候的分期研究基本上是用文字分析、排比研究来做工作的。如王国维指出有兄己、兄庚的应该武丁儿子祖甲。我们还特别应该提到明义士的工作，因为明义士把1927年以后出土的一坑甲骨拿到手后，对其做了一系列的整理工作。我曾跟故宫博物院请教过，他们告诉我明义士藏甲骨的抽屉现在还在，还保存着。我就问他们是不是按照他的分期来排列保存。因为明义士当年把甲骨分成多少个抽屉，这些抽屉是按照他的分期来排的。他的分期现在看来还有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很有价值。可是不管以前的人对分期断代有过怎么样的看法，最主要的还是董先生。董先生的工作据他自己说是以1931年他写的《大龟四版》发现了“贞人”为关键，从这里发展出他分期的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是以考古发掘为基础的，这点最重要，也是他区别于任何其他前人工作的一个地方。所以，《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到今天依然是研究甲骨文必须要读的一篇著作。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时期开始要对甲骨作一个综合的研究。这在以前还是很少的，覆盖面也不够。尽可能地把甲骨文的综合研究放在一种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研究的是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的《卜辞通纂》就是综合研究最成规模的一部书，这部书到现在还有细读的价值，而且在那以后也没有像他那样规模的类似的工作。这是郭沫若先生做的工作，也是1933年。 这是一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有许许多多，难以全部概括。 1937年抗战爆发，这对甲骨的研究、特别是对发掘出土甲骨的研究带来的打击是很大的。前些时候纪念YH127坑甲骨在南京那个室内整理，室内整理是怎么被打断的，不就是抗战爆发吗，抗战一爆发，室内整理就得停止。幸亏那时候剥离工作已经做完了，后来为什么我们费那么大劲去缀合，至今做不完呢？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搬迁。如果那时候这些东西还是按原来的状态进行下来的话，就不会费这么大劲，有些问题我们到今天解决不了。YH127坑这个空前也可能绝后的发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显然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点是没法挽回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安阳小屯居民又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那时候究竟发生了多少事、什么事，今天不太清楚。建议大家看看那个时候敌伪时期的报刊，比如像我小时候在北京看到的敌伪刊物《华北编译馆馆刊》，还有一个叫《中和》，里面当时记事就有涉及到殷墟的一些事情。 总之，从1937到1949年，有12年的时间失去了控制，其间也有很重要的甲骨出土，其中我们知道的最重要的一批就是后来上海叶叔重的网篮中物了，也就是胡厚宣先生后来找到的那批，现在收藏在清华大学。这批甲骨基本上没有分散，可以肯定是1940年前后出土的，这是除了科学发掘以外，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一坑甲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提供了12年以来没有的必要条件，殷墟发掘得以恢复，这一点得到了中央和国家的大力帮助和支持。1950年，中国科学院刚刚成立，百废俱兴，首先恢复的考古发掘就是殷墟发掘。大家知道，建国后第一项集体性的调查工作是雁北调查，并有《雁北考察报告》；而当时进行的一些发掘，首先就是殷墟发掘，殷墟发掘的恢复是第一位的。 可是殷墟发掘的恢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所有的材料特别是图纸已经到台湾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最早全部迁到台湾的单位，把图纸带走了。没有图纸，即使有当时参加发掘的人也难以确定原来进行发掘的区域和方位，没法做。在这种形势之下，当时殷墟发掘现在不能接触核心的部分，因为没有图纸。武官村大墓是1950年做的，因为大墓当时已经探清楚了，而且有郭宝钧先生主持这个事情，他接着挖那当然很容易了。这一点就是建国后很长时间没有较多出土甲骨的原因。现在看《小屯南地甲骨》后面附录的那些当时出土的，比起以前的15次发掘在数量上没法儿比，因为没有发掘到有关甲骨的那部分遗址区域。不太熟悉殷墟发掘历史的人常常会问起这个问题，讲课也有学生问：那时候为什么好久不出甲骨，后些时候怎么又出了？这就是经过多年的发掘，又重新摸清了殷墟的全貌，而且把所有有关的坑位、基址重新都探查清楚了，工作就能顺利进行了。 所以，建国以后对于甲骨学的重大的推动还是从1950年恢复殷墟发掘开始的，这个时间也正好赶上了甲骨发现50年。甲骨文1899年发现的，到1949年正好是50年，半个世纪，这也是非常值得纪念和总结的阶段。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甲骨学界的前辈就出来对前50年的研究进行总结。关于这个总结，我们要提起几位先生，第一位是胡厚宣先生。胡先生1950年以后陆续出版了几本书，都是总结甲骨文发现的。第一本书是《殷墟发掘》，这是对殷墟发掘过去的成果，从他本人的立场，特别是关于甲骨文的方面谈了很多。然后他出版了《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还出版了一本目录，叫《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我跟大家说，我个人就是那时候开始学甲骨的，我是1949年左右开始学的，一开始确实不知道该读什么书。那时候我见到朱芳圃写的《甲骨学》，有《甲骨学文字编》，《甲骨学商史编》，而且我见过朱芳圃先生，朱先生是清华研究院毕业的，那时候他已经须发俱白了。可是那个书的出版太早了，很多后来的材料没有包括，所以到图书馆去摸有关甲骨的材料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胡先生这本《论著目》一出版，我们就如鱼得水了，因为你就按这个查就行了，当然它里面有些东西我们当时看不到。过去说“莫把金针度与人”，胡先生这个书就是“把金针度与人”的一部著作。 第二位先生是在台湾的董作宾先生。董作宾先生把它修改成了《甲骨学六十年》。这是董作宾先生对于前一阶段甲骨学的一个总结，而且董先生也看了胡先生的书，大家看《甲骨学六十年》就会看到。 还有一位应该提到的是陈梦家先生。陈梦家先生在1956年出版了《殷虚卜辞综述》，这个书也是一个总结性的著作。不过我必须说，陈先生这个书和董先生、胡先生的书不一样，因为陈先生这本书最基本的特点是陈先生自己的观点。尽管他尽可能把前人的观点都叙述了，可是他并不只是从学术史的观点来总结，而主要是以自己的观点去叙述。这样的书我想在《综述》以后还没有。这些是建国之初所做的一些大事，总结过去还是为了推动将来，结果也确实推动了甲骨学的发展。今天我们回想一下，在20世纪后半，我们这些学甲骨、做甲骨、研究甲骨，谁没有根据他们这些书啊？不可能的。你必须从他们这些书出发，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总结是那个时期我们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在这个条件下，甲骨学的研究得到了多方面的大规模发展，所以建国以来甲骨学的发展就和我们国家其他各门科学一样，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应该说建国以后和建国以前的发展是不可比拟的。 我们刚才提到了甲骨学100年，而王宇信先生、杨升南先生都是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学一百年”这个项目的专家，我们就比一比吧，因为“甲骨学一百年”这个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它的结构和胡先生的工作类似。胡先生有《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由宋镇豪主编的是《百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先生那本才这么厚，后来出了新版的，因为纸薄了字小了开本大了，所以更薄了。这不是说胡先生的功力不够，而是那时候就那么多，你再想多也没有了。现在《百年甲骨学论著目》上千页，范围大为扩大，这个本身就形以外，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一坑甲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提供了12年以来没有的必要条件，殷墟发掘得以恢复，这一点得到了中央和国家的大力帮助和支持。1950年，中国科学院刚刚成立，百废俱兴，首先恢复的考古发掘就是殷墟发掘。大家知道，建国后第一项集体性的调查工作是雁北调查，并有《雁北考察报告》；而当时进行的一些发掘，首先就是殷墟发掘，殷墟发掘的恢复是第一位的。 可是殷墟发掘的恢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所有的材料特别是图纸已经到台湾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最早全部迁到台湾的单位，把图纸带走了。没有图纸，即使有当时参加发掘的人也难以确定原来进行发掘的区域和方位，没法做。在这种形势之下，当时殷墟发掘现在不能接触核心的部分，因为没有图纸。武官村大墓是1950年做的，因为大墓当时已经探清楚了，而且有郭宝钧先生主持这个事情，他接着挖那当然很容易了。这一点就是建国后很长时间没有较多出土甲骨的原因。现在看《小屯南地甲骨》后面附录的那些当时出土的，比起以前的15次发掘在数量上没法儿比，因为没有发掘到有关甲骨的那部分遗址区域。不太熟悉殷墟发掘历史的人常常会问起这个问题，讲课也有学生问：那时候为什么好久不出甲骨，后些时候怎么又出了？这就是经过多年的发掘，又重新摸清了殷墟的全貌，而且把所有有关的坑位、基址重新都探查清楚了，工作就能顺利进行了。 所以，建国以后对于甲骨学的重大的推动还是从1950年恢复殷墟发掘开始的，这个时间也正好赶上了甲骨发现50年。甲骨文1899年发现的，到1949年正好是50年，半个世纪，这也是非常值得纪念和总结的阶段。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甲骨学界的前辈就出来对前50年的研究进行总结。关于这个总结，我们要提起几位先生，第一位是胡厚宣先生。胡先生1950年以后陆续出版了几本书，都是总结甲骨文发现的。第一本书是《殷墟发掘》，这是对殷墟发掘过去的成果，从他本人的立场，特别是关于甲骨文的方面谈了很多。然后他出版了《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还出版了一本目录，叫《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我跟大家说，我个人就是那时候开始学甲骨的，我是1949年左右开始学的，一开始确实不知道该读什么书。那时候我见到朱芳圃写的《甲骨学》，有《甲骨学文字编》，《甲骨学商史编》，而且我见过朱芳圃先生，朱先生是清华研究院毕业的，那时候他已经须发俱白了。可是那个书的出版太早了，很多后来的材料没有包括，所以到图书馆去摸有关甲骨的材料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胡先生这本《论著目》一出版，我们就如鱼得水了，因为你就按这个查就行了，当然它里面有些东西我们当时看不到。过去说“莫把金针度与人”，胡先生这个书就是“把金针度与人”的一部著作。 第二位先生是在台湾的董作宾先生。董作宾先生把它修改成了《甲骨学六十年》。这是董作宾先生对于前一阶段甲骨学的一个总结，而且董先生也看了胡先生的书，大家看《甲骨学六十年》就会看到。 还有一位应该提到的是陈梦家先生。陈梦家先生在1956年出版了《殷虚卜辞综述》，这个书也是一个总结性的著作。不过我必须说，陈先生这个书和董先生、胡先生的书不一样，因为陈先生这本书最基本的特点是陈先生自己的观点。尽管他尽可能把前人的观点都叙述了，可是他并不只是从学术史的观点来总结，而主要是以自己的观点去叙述。这样的书我想在《综述》以后还没有。 这些是建国之初所做的一些大事，总结过去还是为了推动将来，结果也确实推动了甲骨学的发展。今天我们回想一下，在20世纪后半，我们这些学甲骨、做甲骨、研究甲骨，谁没有根据他们这些书啊？不可能的。你必须从他们这些书出发，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总结是那个时期我们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在这个条件下，甲骨学的研究得到了多方面的大规模发展，所以建国以来甲骨学的发展就和我们国家其他各门科学一样，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应该说建国以后和建国以前的发展是不可比拟的。 我们刚才提到了甲骨学100年，而王宇信先生、杨升南先生都是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学一百年”这个项目的专家，我们就比一比吧，因为“甲骨学一百年”这个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它的结构和胡先生的工作类似。胡先生有《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由宋镇豪主编的是《百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先生那本才这么厚，后来出了新版的，因为纸薄了字小了开本大了，所以更薄了。这不是说胡先生的功力不够，而是那时候就那么多，你再想多也没有了。现在《百年甲骨学论著目》上千页，范围大为扩大，这个本身就形象地显示出我们甲骨学一日千里的发展。《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页数也很少，董先生的《六十年》稍后写，也没有厚多少，可是《甲骨学一百年》是一大函，也是很厚的，这也就表现了甲骨学的发展。 可是我个人认为，从建国以来非常重要的一点，还不只是因恢复殷墟发掘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迅速进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新中国提供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也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开始有了条件，以国家的力量把过去所有的材料综合起来。这样的工作在过去也有人想过做，可是那个时候做就难了。建国后那个时候特别适合做这个工作，因为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那时候办一些事是非常方便的，有些情况跟今天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所以当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的学者首先想的就是完成一个梦想，就是把过去零散的甲骨材料全部都集中起来，因为甲骨学家、学甲骨的人最大的障碍就是找材料。当时找不到材料，很多材料你根本看不见。当然有的学者条件最好：一种像董作宾先生，还有当时没有去齐鲁大学以前的胡厚宣先生，他在中央研究院直接工作，他们看到的材料当然多。你看《甲骨学商史论丛》、《殷历谱》，就引用了许多考古发掘的甲骨卜辞材料，这是别人看不到的。再有就是有些收藏家，比如刘体智，当时郭沫若先生在日本流亡，大家非常尊敬他，刘体智把他的《书契丛编》那一摞拓本寄到日本，让郭老从中挑，编了《殷契萃编》。他那28000块甲骨别人大多没有看到过，建国初刘体智把它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所以我在考古所的时候，那里就请了两位先生，一位商福玖，一位罗福葆，就拓了这28000多块甲骨。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条件，罗振玉所藏的大部分甲骨，也大都留在了国内。所以这时候的学者就想到：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工作，把过去大家看不到的、找不着的、盼望了一生的东西都把它集中起来，来一个材料的总集。这个想法我相信当时很多的前辈学者都有过。我们不能够代他们说话，可我们可以替他们想，因为我们那时候虽然是晚辈，我们也这么想，要有这么一部书就好了，就像编《三代吉金文存》那样，把材料都集中起来。 真正把这个想法在社会公众面前正式提出来的是陈梦家先生。陈先生1954年在《文物参考》资料第4期上发表《解放后甲骨的新材料和整理研究》一文，公开呼吁要把甲骨集中起来，最后还加个附言说谁还知道有零散甲骨的，或者收藏有甲骨的，不管真假材料，都希望告诉他。这就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一个呼吁，大家期望能做到这样一件大事。 胡厚宣先生1956年从复旦大学调到历史研究所。到历史所之后，胡先生就正式地得到了委托，做甲骨项目的组织工作。甲骨这方面的集成工作是由历史所来承担的，金文的集成工作是由考古所来承担的。这样就开始了《甲骨文合集》编纂。这个工作是一代人的工作，杨升南先生、王宇信先生都是从60年代就开始了。这还是来得晚的，有的学者是1954年开始到所里的，随后投入了这一项目。所以大家在郭沫若先生主编、胡厚宣先生的直接领导之下，编成了《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是我们建国以来这方面的标志性的成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是所有人都公认的。《甲骨文合集》从1978年开始出版，到1982年才出齐，《来源表》、《对重表》、《索引》、《释文》等都是后来才出版的。这是功不可没的。今天大家都在用《合集》了，而且《合集》后来还有《补编》，现在历史研究所还在继续编《三编》。《三编》出来之后就更完备了，就可以提供给大家更加全面的材料。 我想在这地方搞点“忆苦思甜”。大家知道我本来不是学文史的，我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是学逻辑的。自己想学甲骨，你怎么学？我主要的学习都是靠北京图书馆。那时候有些书是非常难以借到的，比方说胡厚宣先生的《甲骨六录》，这个书那时北京图书馆没有，当时我跑遍了清华的图书馆、燕京的图书馆、北大的图书馆，还有一些小图书馆我都跑了，并无此书，因为《甲骨六录》又称为《甲骨学商史论丛三编》，是在后方出的，石印本，印数特别少，去哪儿找这本《甲骨六录》呢？后来费了很大劲，辗转从张政烺先生那儿借到，那时候我并不认识张先生。借到之后，我用小楷笔蒙上纸把它摹了一遍，真是难哪!《甲骨文合集》解决了这个问题，特别是现在又有电子版，就非常方便了。 建国以后另外一个重要的成果，应该是殷墟甲骨的分期研究。殷墟甲骨的分期研究是从董作宾先生1931年的《大龟四版考释》、特别是1933年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开其端的，前面已经说过。建国以后为什么这个问题成了一个热门，甚至在甲骨文研究里面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吸引了许多的人？原因还是考古。当时分期之所以引起一些争议和讨论，主要是由于YH127坑。YH127坑是1936年发现的，到1937年基本上清理了，还不能说真正完毕，抗战爆发后就转移了，所出卜甲的整理是董先生、胡先生他们几位到后方去做的。 总的说来，从1927到1937年15次发掘所得的是所有甲骨的发表都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了。当然开头有些发表，比如《新获卜辞写本》、《大龟四版》等，可是真正的整个发表这些材料是很晚的，如《殷虚文字甲编》是在1948年，《殷虚文字乙编》的上、中辑是1949年。大家听听这个时间就明白啦，可是仍然有学者看到了，特别是董作宾先生写的《乙编序》里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揭开文武丁卜辞之谜。揭开文武丁卜辞之谜主要的问题就是解决YH127坑的分期问题，董先生认为这里面包含有文武丁时代的卜辞，引起了大家的讨论。这些材料出来后为大家所见，那就到了1949年和1950年时候了。我自己怎么看到这些材料？我先看到《乙编》，后看到《甲编》。《乙编》的上、中辑，实际上在大陆是没有公开卖过的，在内部卖，我通过关系花了50万块钱。那时候人民币50万块钱就是后来新人民币的50块钱，可是大家知道那个钱数是很大的，对我一个穷学生而言是很难的。 这时候正是有关文武丁卜辞开始开始讨论的时候。首先起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是陈梦家先生。陈先生1949年的时候在《燕京学报》上开始写《甲骨断代学》，后来在《中国考古学报》上又写了几篇，这些后来都放进了《殷虚卜辞综述》中。这些论文主要提了问题，就是YH127坑的分期，认为它的时候不可能到文武丁，而所有“文武丁卜辞”都应该是武丁卜辞。这个观点与董先生的观点是差得多了，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在日本有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就是贝塜茂树和当时作为他助手的伊藤道治两位先生。他俩写了一篇文章叫《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这篇文章是1953年发表在《东方学报》京都版的第23册，我是在1954年看到的。这样，关于甲骨文分期的大讨论就开始了。我那时候参加了这个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看法不同，董作宾先生所谓的“文武丁卜辞”，陈梦家先生叫组、子组、午组卜辞，认为是武丁晚期；贝塜茂树等先生认为有的是王卜辞，有的是多子族卜辞，都属于武丁。 我当时是保卫董先生观点的，因为那时候我发现“四期”的历组卜辞里有一部分和组卜辞是相联系的，那就是今天所谓的历间组，这是我当时提出来的。我觉得应该是文武丁卜辞，甚至更晚一点的帝乙都有可能，所以我说是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道理是在这儿。我当时的思想是这样，今天看来是错了一半。 我的想法到1960年以后就有所改变了。我还记得1960年以后，最早是北大的邹衡先生，他找我说，他把整个殷墟的考古分期摸了一遍，结果证明所谓组、子组卜辞都应该是早的，不可能是晚的，这是给我最大的一个警告。后来他在1961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的，后来收到《夏商周考古论文集》，他都寄给我。我看了觉得他讲得有道理，因为他当时有一点是我们以前没有的，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已经开始发表了一些地层关系的报告，从地层的关系、陶器的排队来看，分期就比较清楚了。 再有一个也是1961年前后吧，有一天我在历史所2号楼图书馆借书室，张政烺先生走来，他说：“我跟你说件事。”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看看《吉林大学学报》，姚孝遂发表了一版甲骨。这甲骨是一个由争贞的卜辞，跟一个子组的干支表在一版上。”其实这版早就发表过，不过罗振玉那时印的时候把上头剪了，就剩干支表，上头没有了。这版卜骨在吉林大学，姚孝遂把它的拓本印在《吉林大学学报》上。张先生那时候他替我解围，他说：“这没问题，你别害怕，后来的东西可以刻在早期的甲骨上。”他这样跟我说，可是我心里很不安。这个问题我就不在这儿详细讨论了。 从这以后，大家知道“文武丁卜辞”即组、子组、午组分期问题的解决，是由于小屯南地的发掘。因为在小屯南地发掘以前，没有能够很多地找到有关这些卜辞的地层关系的证据。到小屯南地的时候，T53④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甲骨分期以及甲骨文的很多问题，我觉得不能脱离考古学，它的最基本的尺度就是考古学的尺度，这是最基本的。包括我们过去那样，比如说我自己至少要检讨一半，我还想保留一点，我说一种卜辞不一定限于一个王世，一个王世不一定一种卜辞，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先做分类，然后做分期，然后再判断它的时代，是考古学的基本原则。后来当然还有历组卜辞的问题等等，我们就不讨论了。所以我想关于分期研究，现在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而这方面的工作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得到进步的，这也是建国以来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这些年我个人对甲骨学的一些认识，谈几点我自己的想法。 第一个想法还是说，甲骨是一种考古遗物，我们必须用考古学的眼光来认识甲骨。甲骨到底是种什么东西？我觉得当前最应该祛除一种流行的看法，就是把甲骨当作当时通用的文字载体，认为当时写字就用甲骨。这种说法不对。如果中国人那时候写字必须用个乌龟或者杀个牛？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祖先不至于笨至如此，其所以要衅龟，其所以要杀牛，这是因为当时有着一种宗教性的信仰，是一种占卜的方法。这种用一定的动物的骨骼来占卜的方法，不只中国有，全世界都有。我过去引过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的论述，他把全世界的骨卜法分成冷热两种。我们是属于热卜法。热卜法是从东北亚开始的，现在看它的起源就是中国，中国从龙山时代开始就有卜骨，然后它分布到东北亚的各个地方，就是用热的、烧灼的方法来占卜。这在东北亚各地都有。冷卜法是从中东往西了，中世纪的欧洲还在使用，比如说杀一个小羊羔，把它的肩胛骨拿出来，看骨上血脉的分布情况。总之，是一种占卜的方法，和当时的宗教和巫术的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大家觉得有必要把占卜的过程或有关的一些问题都记录在上面，这才造成了甲骨。而甲骨由于它的质地比较坚硬，材料特殊，所以在地下能够保存下来，而日常书写的载体如竹木简，在安阳那种条件下是不能保存下来的。它没保存下来，并不说明当时就不存在。我们在甲骨文里看见“册”字等，学者们已经很好地讨论过了，用不着我们在这儿来讲。所以甲骨应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考古遗物，对它的研究要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基础。 第二个意见，就是说我们应该进一步地研究甲骨的卜法。我们对甲骨卜法还是不太懂的。过去有些学者从古代的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卜法应该是怎么样的。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的占卜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卜法，一种筮法。不管是卜法还是筮法，今天都不太明白。最近我们见到一些新的筮法材料，用现在已有的文献知识解释不了。卜法也是一种，甲骨上的占卜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占卜，可是我们得知道他们是怎么占卜的，为什么得到这个结果。你可以设想当时特别是武丁盛期，那个时候进行一次甲骨占卜做得那么隆重，还要刻兆，还要涂朱、涂墨，整个典礼仪式是非常盛大而隆重，我们知道得太少，但甲骨文它所反映的就是这个过程。你不了解这个卜法的过程，你怎么知道甲骨文的真实含义，当然可以说我们从甲骨文里去倒推出这个过程来，可这个研究得太少了，特别是和文献相联系。从这里我觉得特别应该看到，甲骨文不光有字的才重要，没有字的甲骨也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是有字甲骨没有告诉我们的。这方面的研究，陈梦家先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开端，《殷虚卜辞综述》就不是从有字甲骨开始的，而是从无字甲骨开始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关于甲骨学领域的扩大。甲骨学所涉及的不只有殷墟的甲骨。过去我们一讲甲骨，跟着就有两个词进来了，第一是商代，第二是安阳殷墟。今天不能完全这么说。第一，因为我们有商代以外的，如有西周的甲骨。大家都知道，西周有字的甲骨最早的发现是1954年山西洪洞坊堆村的卜骨。在那之前发现的没有字的西周甲骨还有陕西出的。洪洞的共两版，有一版是有字的，现在还在山西博物院陈列。北京也出西周甲骨文，已经有三个地点，还有陕西长安沣西的，周原的，包括周公庙遗址的，还有河北邢台的，河南洛阳的等等。所以说现在西周的甲骨文已经不少。西周甲骨虽然不多，可是很重要。我们等看周公庙的甲骨吧，最近还有新的发现。再有就是商代甲骨也不仅出于殷墟，还有比它早的，就是郑州二里岗的。二里岗的那块肋骨有早期拓本，《文物参考资料》我说的那期上有照片，还有《殷虚卜辞综述》也有照片。殷墟时期的甲骨文现在也有济南大辛庄出土的。这些发现给我们很大的希望。尽管在殷墟以外发现甲骨是很特殊的事，但是相对西周甲骨就明白啦。西周甲骨出土的地方都是特别重要的地方，不是一般遗址，比如山西洪洞这个地点，这是赵国先人的故封，北京这个地方是燕国的首都，河北邢台是邢国的首都，沣西是宗周，周原和周公庙是岐周，洛阳是成周……没有一个遗址是在历史上不重要的。所以不是一般地方都能出甲骨文的。 最后，甲骨学的最基本的工作之一还是考释文字。考释文字从一开始就是研究甲骨最基本的工作，到现在仍然是最基本的工作。甲骨字到底有多么？这个争论不少。李宗焜先生认为是四千多一些，他最近要出一本书。最早《甲骨文编》认为是五千。究竟甲骨文有多少字？涉及到一个甲骨文字的分合问题，有些个是书写的异体，有些在我看来恐怕还是不同字的互相通假。你不能把它合在一块，你都把它合在一块自然就减少了。所以我想有4500左右，折衷一下，我想还是可能的。可是真正我们认出的字是比较少的。过去讨论那个酉字边三撇，至今还不认识，肯定不是个“酒”字。因为凡是酒字，不管甲骨文、金文都没有这么写的。所以我一再地呼吁，要更多研究甲骨文里面那些常用字。真正认出一个字，我常常说“道不远人”，一定不会转多少弯儿，也不是那么难的，转半天你看不明白了，我想这个一定不正确，真正对的就应该简单明了。可是有些字，最基本的字，我们还没有做很好的研究，最重要的一些卜辞，我们还是读不懂，希望这方面可以多做研究。21世纪的甲骨学在这方面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也许我们这些人看不到，可是今后的研究一定是有大有可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