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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1933年生于上海。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副博士研究生。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4-1989年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学科评议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与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客座教授。2005年3月被北京大学聘为文科资深教授。著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金庸小说论稿》《知春集》《求实集》《世纪的足音：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论集》《严家炎论小说》《史余漫笔》《考辨与析疑：五四文学十四讲》等十七种。合著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十四种。主编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其中与唐弢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获全国第一届优秀教材奖一等奖。 他谦和，严谨，不苟言笑，心里却有一个隐秘而丰富的大侠世界。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看上去哪一项也和“大侠”不沾边儿。但是，宗璞说北京大学两个大侠，一为郝斌，一为严家炎。 上个月，90岁的宗璞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依然认同自己当年的判断：“严家炎是有侠气的好人，助人为乐，绝不计较一些小事，心胸很大，敢说真话。说真话有时候会惹麻烦，但他不考虑那些，事情该怎样就怎样——这在现在很难得。” 金庸用现代精神全面改造了武侠小说，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也是小说界以平等开放态度处理中华各族关系的第一人。他在武侠小说中不是单项冠军，而是全能冠军 中华读书报：您为什么喜欢金庸？是否也有“同气相求”的意味？ 严家炎：你说得很准。我小的时候喜欢读小说，武侠小说也读了不少，喜欢看《江湖奇侠传》，都没法跟金庸相比。我读金庸的作品，是因为冯其庸先生的文章引起我的兴趣。 1986年，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的系主任王靖宇写信邀请我去美国，那个时候我手头正写研究丁玲的文章，有时间也会去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借金庸的小说，做了一些笔记，回国以后我才开始写关于金庸小说的评论。 我看的第一部是《射雕英雄传》，感觉和过去读的武侠小说完全不一样。金庸敦厚而坚毅，为人正直，不取巧，读他的小说不大容易放下。 中华读书报：您是在什么时候和金庸有交往？ 严家炎：1991年。我曾在旧金山一个华文文化中心讲过两次金庸小说，当时在座听讲的陆铿先生不久在香港一家刊物上作了详细的报道。1992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由陆铿先生介绍，我才与金庸认识。金庸很热情，并邀请我去他家。在山顶道一号的金庸家中，我们聊了两个钟头，很愉快，很充分，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他的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金庸说陈祖德先生曾教他下过围棋；我也喜欢围棋，因此谈兴很浓。金庸送我36本作品，派他的司机送我回香港中文大学，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更多、更深入地阅读金庸的所有作品。他在武侠小说中最高的地位，我是认可的，古龙、梁羽生，各自有各自的贡献，但总的来说，金庸的作品是最杰出的。他的作品我都看过，包括社论。 中华读书报：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您比较严谨甚至严肃，很难想象您喜欢武侠？ 严家炎：宗璞说北大两个大侠，一是郝斌，一是严家炎。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在上海《淞声报》发过两个短篇小说，还学着写过一两万字的武侠小说。我看重的是侠士们见义勇为、肝胆相照的精神，金庸的作品就能起到这种正面作用。 那时候，我们高中部八九个有兴趣的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阅读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邵荃麟、葛琴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我们都认为，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通过自己的体验写小说。母亲希望我去上正规的大学，我为了圆自己的文学梦，上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是舒同。教务长是刘雪苇，他讲课非常成功，很吸引人。我就想上华东革命大学是对的。半年之后，就去参加淮南淮北的四期土改，又经历了农村建互助组和铜矿扩建改建的较长时间工作锻炼。1956年，正好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知识青年读大学、读研究生。我就在这年9月以同等学力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副博士研究生，从此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之路。 中华读书报：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您对金庸有怎样独特的发现？他的武侠书写，是否也有很多思想风格等方面的变化？ 严家炎：从《射雕英雄传》到《笑傲江湖》都有比较大的变化。《鹿鼎记》的风格则和金庸其它小说都不同。所以说，有人评论《鹿鼎记》不像武侠小说。总的来说，他的作品都写得很深刻。金庸用现代精神全面改造了武侠小说，所以被称为“新武侠”。他的作品里没有旧武侠“口吐一道白光，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这类文字，也没有“快意恩仇”“任性杀戮”。他是小说界以平等开放态度处理中华各族关系的第一人，小说中的一号英雄乔峰是契丹人，一号美女喀丝丽是回族人；他善于将小说场面舞台化，或将电影特技移用到小说中。在创作方法上，金庸早期用的是浪漫主义，但到《神雕侠侣》以后，更多地运用象征主义。金庸刻画的人物很有特点，《射雕英雄传》中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锋、南帝段智兴、北丐洪七公、中神通王重阳，性格鲜明，各有千秋。金庸在武侠小说中不是单项冠军，而是全能冠军。他在全世界华人和亚洲人中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不是偶然现象。 一位杂文界的朋友说他虽然没有读过金庸小说，却知道武侠小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说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是“北大自贬身份而媚俗”。但你先有一种成见，然后从豆腐里挑骨头，拼命要找出问题来，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中华读书报：1995年您就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您怎么分析“金庸热”？研究金庸给您带来了什么？ 严家炎：研究金庸，我是时间比较长的，可以说，学生反映是不错的，一位日本的教授觉得有意思，全学期都听了，一节课都没缺。在我讲之前，有些学生已经读到金庸小说了。用钱理群的话说，是有学生告诉他，“几乎全班同学（特别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我绝不是第一个写文章的，只是我的研究比较系统，向前深入了一步。 金庸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金庸小说自身的魅力，小说艺术的成功。他的语言清新可读，叙事节奏张弛有度，读完之后能引人思考；二是确实与生活中见义勇为精神的失落有关系。当时的现状与金庸小说丰富的趣味、深刻的内涵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反差增强了金庸小说的吸引力。 在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并非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出于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历史责任感。80年代初我就主张现代文学史不应该排斥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旧体诗词，首次将张恨水写入文学史教材。至于金庸这样的杰出作家，当然更应入史并开设课程。我开这门课，一是为了感谢青年朋友们的殷殷期待，二是为了回答文学界个别人士的无端指责。 中华读书报：当时是否也有不同意见？为什么您要坚持？ 严家炎：1994年10月，北大鉴于金庸先生在法学、小说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授予他名誉教授的称号，我也在这一仪式上发表了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辞。不料，被一位杂文界的朋友嘲讽谴责，他刊发《拒绝金庸》文章，说他虽然没有读过金庸小说，却知道武侠小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说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是“北大自贬身份而媚俗”。 五四时期北大开设元曲研究课程，就受到上海文人攻击。如今推崇在陈世骧教授看来如“元剧异军突起”的金庸小说，又受到讥嘲。但正因为如此，我也就不自量力，决定将金庸小说搬上讲台。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理解金庸小说中最核心的侠义精神？ 严家炎：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嫉仇嗜杀之类的特殊印记。金庸的小说对这类思想进行了变革。他笔下的侠士彻底排除了“威福、玉帛”那套封建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他虽然写古代题材，却渗透着现代的精神。 金庸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他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是自觉地追求武侠小说的思想性的。小说情节虽然是想象的，但所包含的情理是真实的，是在现实生活里也可以找到的。他的小说体现着独立思考、独立批判的精神。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对于金庸小说的争论？ 严家炎：越争论，对作品认识就越全面、越深入、越准确。但是争论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读作品，二是要忠于作品本身。如果你先有一种成见，然后从豆腐里挑骨头，拼命要找出问题来，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有的学者说金庸小说充满了血腥气，每一部写武打的篇幅都达到90%以上，这种说法只能骗没有读过原文的人。金庸很讲究艺术节奏上的一张一弛。他在写完一场金戈铁马的紧张厮杀之后，常常接下来写一种燕语呢喃的比较轻松的场面。还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会造成青年人的拉帮结派，这个更离奇。金庸小说本身恰恰是反对拉帮结派的，他写帮派之间血腥争斗的背后都有坏人挑动，像《倚天屠龙记》中的成昆之流。所有这些都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我们起码要讲究一点学术良心，实事求是。 中华读书报：您对中国当代的武侠小说关注吗？金庸之后，武侠如何继续书写？还有一些网络上的武侠小说，您会关注吗？您如何看待未来的武侠小说创作？ 严家炎：我有时候会看，但是不太欣赏。我看当代的中国武侠小说，金庸之后大概不会有大的发展和突破。金庸写武功有很多的变化，跟一般的武侠有很大不同。他写得很扎实，很刻苦。我觉得他们的写法是轻率而不下苦功，没有内在逻辑。大概从清代以来的武侠小说我几乎都看，一直到《江湖奇侠传》，我留意了一下，都没法和金庸比较。梁羽生太文质彬彬了，古龙有一些特点，也没有达到金庸的高度。 唐先生有一条原则：文学史尽可能采取“春秋笔法”，褒贬要从客观叙述中流露出来。这些意见，直到今天看来仍对编写文学史教材甚为有益 中华读书报：20世纪80年代末，您与唐弢共同主编了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教材奖。能谈谈当时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背景吗？是在什么情况下和唐弢合作的？ 严家炎：我参加编教材有两次，第一次是1961年。那时中央有关部门正组织力量统一编写文科教材，王瑶、刘绶松、刘泮溪先生等十多人都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工作。我们从指导思想到编写体例、章节安排先后讨论了几个月，唐弢先生有时以顾问的身份来参加编写组会议，却不是编写组成员。由于群龙无首，编写工作进展比较缓慢。至那年10月，我自己已被高教部从教材编写组调出，将派往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去接替冯钟芸先生教一两年课，车票也预订好了。正在这时，唐弢先生接受上下一致的要求，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他来到编写组后做的一件事，便是通过文科教材办公室和高教部协调，把我“扣”了下来。他为此两次向我道歉，说为了写好教材，只能如此。 中华读书报：您对唐弢是怎样的印象？ 严家炎：唐弢是亲身和鲁迅有过接触的少数文学家之一，鲁迅比较喜欢他。他有丰厚的创作经验，良好的理论和审美修养，又熟悉文坛状况，历史感很强，而且藏书丰富，文字漂亮。我觉得他是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比较理想的人选。在《鲁迅传》的写作上，唐先生也下了很大功夫。写作过程中经常为了把某些具体情况弄准确，翻阅查考很多材料。 我曾向唐先生请教一点文章之道，哪知道唐先生告诉我，他的文章写得很慢，常常改了又改，有时候为开好一篇文章的头，就更换稿纸四五次甚至七八次，写了又揉，揉了又写，直到比较满意为止。即使写定的稿子，誊清时也仍要改动。我最初以为他过于谦虚，他却拿出一份手稿，上面果然改得密密麻麻。 中华读书报：一起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他有什么具体要求？ 严家炎：唐先生制订了几条重要原则，第一条是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版本，以防转辗因袭，以讹传讹。另一条是：注意写出时代气氛。唐先生认为，文学史写的虽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却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关于复述作品的内容，他认为应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在文学史工作者是一种艺术的再创作。再一条是：文学史尽可能采取“春秋笔法”，褒贬要从客观叙述中流露出来。这些意见，直到今天看来仍对编写文学史教材甚为有益；在当时的条件下，更对整个编写组，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 两册初稿出来，然后开始修改，就在唐弢和我、樊骏开始改的时候，唐先生病了。他住院期间，上下册基本按唐弢的意思完工了，可是文革来了，改好的和没改好的文学史被抄，上册改过的总算留着，下册就没有下落了。到了1978年，有些课程提出来继续写教材，我们又找了四五个人一起，把下册重新整理出来。本世纪初，应高教出版社邀请，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中华读书报：《现代小说流派史》是您很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杰作。能具体谈谈吗？ 严家炎：这是我写得最艰苦、投入时间最长的一项工程，拖了八年。之所以艰苦，首先在于这部书所要求的鲜明的原创性，它是这个学术领域中的第一本书，没有其它同类史籍可以参考借鉴，其中必须贯穿和渗透作者自己的许多独特发现和识见。书中论述的八个流派，从命名到流派特征的概括，可以说都包含着我的许多劳动和心血。新感觉派被埋没了几十年，新时期经我发掘出来，所以施蛰存先生说他自己是出土文物。其次，小说流派史是个多层次的高度综合性工程。同时，小说流派史还注意到不同流派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状况，从而显示出错综复杂的立体的关系。这三个层面都要做到准确传神，是很不容易的。 对“绝望”的怀疑,又不意味着肯定“希望”。在鲁迅看来，绝望与希望都有点虚妄，只有对绝望的反抗才具有真实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做好文学批评，应该具备哪些因素？ 严家炎：首先要了解自己批评的对象，阅读想要批评的书。如果没有读过，老老实实免开尊口为好。这大概是每位严肃的批评者都能接受的道理。奇怪的是，就有人连对方的一本书都没有读过，就可以勇气十足地批评；其次，批评的力量取决于态度的实事求是和说理的严密透辟，并不取决于摆出唬人的声势。批评者的真正使命是要排出正确的方程式，而不是硬塞给读者一些哗众取宠的结论；第三，批评必须尊重原意，忠于原文，不能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另扎一个稻草人为靶子；第四，批评宜以对方实实在在的文字做根据，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伏尔泰说：“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君子风度，是文艺批评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文学评论？ 严家炎：文学评论应该中肯。 中华读书报：您对鲁迅作品及其思想提出了“复调”的说法，为什么？ 严家炎：几乎每一位认真读过鲁迅小说的人都会感到他的许多作品有一种不大容易把握的滋味，让人久久思索。这特别之处在于，鲁迅小说里常常回响着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声音。日本的竹内好在他的《鲁迅》中就说过这种感觉。他认为鲁迅小说里仿佛“有两个中心。它们既像是椭圆的焦点，又像是平行线，是那种有既相约、又相斥的作用力的东西”。这种感觉不是偶然产生的。鲁迅小说是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的。这是鲁迅的很大贡献。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以复调小说著称，但他写的都是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能达到鲁迅这种成就，可以说很了不起。 中华读书报：您能具体说说他的复调小说，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严家炎：首先，鲁迅的个人经历和体验决定了思想的复杂性。 比如鲁迅的《呐喊》自序，其中有“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自序中的几段话，说明鲁迅的小说发端于对自己的绝望的怀疑。但对“绝望”的怀疑,又不意味着肯定“希望”。在鲁迅看来，绝望与希望都有点虚妄，只有对绝望的反抗才具有真实的意义。所以他说：“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而这种作为反抗对象的“黑暗”，既存在于客观历史之中，又内在于作家个人的心中，他既要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进行批判，又试图挣脱内心的“大毒蛇”（《呐喊》自序）的缠绕。从创作《呐喊》的时期起，鲁迅就注意把自己同样放进小说具体情境之中。种种困扰着他的矛盾，也必然渗透到作品中,这就带来他的小说的极大丰富性与复杂性。 其次，为了表现一些相当复杂的思想体验，小说家鲁迅运用了多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他在运用写实主义的同时，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其他方法，这些不同方法有时单独运用某一种，有时以一种为主，兼顾其他成分；有时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同时并用。总之，非常有独创性。 第三是叙事角度的自由变化。鲁迅小说的叙事者经常是很自由的。他自己曾经说过：如果艺术的殿堂里竟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的话，他宁可不进去。这话也适用于他的叙事艺术。 中华读书报：对于鲁迅的《铸剑》，您怎么理解？关于这篇作品，您曾经和一位学者有过一场激烈的笔战。 严家炎：《铸剑》写的是黑色人那种与专制暴君势不两立以及行侠不图报的原侠精神，它可以说，也是鲁迅自己精神气质的外化。这位黑色人的外貌长相简直就是鲁迅的自画像。而且他有一个姓名，叫做“宴之敖者”，“宴之敖者”就是鲁迅曾用过的笔名。由此可见《铸剑》和作者鲁迅间的那种密切关系。 那么，《铸剑》可不可以说是武侠小说呢？一切叙写“仗武行侠”故事的小说，都可以称为武侠小说，《铸剑》当然也在其中。题材本身很难分出高低贵贱，也限制不了作品思想或艺术上的实际成就。 《水浒传》在清代已被人看做“遗武侠之模范”，某些低劣的武侠小说，也实在无法与之相比。我们应该放弃20世纪30年代以来那种把武侠小说看作“精神鸦片烟”的偏见，也不能一味抹煞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来谴责武侠小说的“打打杀杀”。《铸剑》作为一篇写“仗武行侠”的短篇小说，它其实也是有“打打杀杀”的。不杀，国王的头颅怎能掉进鼎中，宝剑又有何用？不自杀，眉间尺、黑色人的头颅又怎能与国王的头颅同在鼎中撕咬？ 我曾在《为〈铸剑〉一辩》中用不少材料证明，将《铸剑》视为现代武侠小说，决不会辱没鲁迅。 中华读书报：谈谈十卷本文集出版的背景是怎样的？为什么要出版？图书内容和结构是如何规划的？ 严家炎：我已经出了十多本书，最近几年又写了不少文章，尚未成集出版。十卷本想按不同主题分卷，各卷的特点可以比较鲜明。 中华读书报：这十卷本文集的出版，对您来说有何意义？ 严家炎：我先后出版过十七本书，十卷本文集可以比较集中地体现它们的特点。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您将自己和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对比，您觉得自己这种研究学问的精神，有能对得上的人物吗？感觉和郭靖学武功的精神有一拼——金庸小说我读得有限，也许您更能找到合适的人物。 严家炎：用郭靖学武作比方是合适的。（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