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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资本逻辑批判研究热潮的出现，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辩证地认识资本逻辑、利用资本逻辑、规制资本逻辑，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资本逻辑批判应当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重要切入点。 一、资本逻辑的客观存在：当代中国资本逻辑批判研究兴起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要从理论层面对时代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做出积极反思和应答。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资本逻辑批判研究的兴起的最广泛的、最根本的实践基础就是资本逻辑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逐步产生、发展和广泛存在。改革开放以来，资本逻辑在我国的的历史性存在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1年，是资本及其逻辑在中国的孕育阶段。改革开放前，我们把资本与资本主义简单等同，承认资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往往谈“资”色变。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首次明确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从理论上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这一时期，资本已经实质性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经济的一定范围，如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但资本在中国还没有获得身份的合法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呼唤着给与资本以合法地位和更大发展空间，以更好地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阶段：1992—2007年，是资本逻辑推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至此，资本逻辑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体制障碍已经逐步消除。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决定》中第一次使用“资本”“资本市场”等概念，使“资本”概念首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党的文件，为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展开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道路。党的十五大，在总结市场化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作为现代企业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的肯定、对公有资本控股权、支配力以及劳动者资本联合的提倡和鼓励，对资本市场发展完善的要求、对资本参与收益分配合法性的确定等。“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资本在优化资源配置、活跃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提高国民收入增加和国家综合实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06年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 第三阶段：2007年以来，是资本逻辑实质的多维度展开阶段。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进程，资本市场日益完善，资本逻辑已经成为经济领域的主导，并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方面，资本逻辑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了内生动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推动和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黑砖窑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染色馒头事件、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事件、现象的背后，资本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内在逻辑隐约可见。针对资本逻辑导致的种种消极后果，特别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随着相关的一系列措施的落实，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在之后几年得以有效遏制。十八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了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举措，充分体现了生产要满足人民需求的社会主义本质。 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存在及其重大影响，使得资本逻辑成为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资本逻辑批判作为对资本逻辑及其社会后果的理论反思，必然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二、资本逻辑批判：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切入点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條的、封闭的体系。恰恰相反，它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理论具有双向性，“既要以系统化的理论去把握现实及其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对现实作出系统性的理论回答；又要在回应现实及其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变革和更新已有的理论系统，使理论系统得以拓展和深化。”[2]相对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今天的资本逻辑具有更为广阔的领域和深远的活动控制范围。它不仅把自己的增殖逻辑强制到一切存在物，连世界最遥远的边缘都概莫能外，并成为现代人心灵深度的根本活动法则，最终成为现代世界中介一切的“以太”。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不可能跳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市场经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阶段。”[3]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一系列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证明了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必须警醒的是，资本逻辑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了严重冲击和挑战，到了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辩证地、批判地看待资本逻辑，即资本逻辑批判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然历史责任，也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切入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