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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塞尔认为新传播科技的轻巧性与流动性，蕴藏着旧式教育机构无法达到的潜能[6]200。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塞尔勾绘了关于新传播科技与教育相互联结的乌托邦远景。 二、新传播科技与教育相互联结的乌托邦主义 西方哲学一直以来具有探寻一个人类幸福的乌托邦情结，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以及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面对新传播科技汹涌的来袭，塞尔试图描绘的是一个能够减少宰制与欺压的乌托邦“梦想”[6]182。塞尔言及的乌托邦，指的是一种充满乌托邦主义的和平希望，这种希望将在新传播科技与教育的交融之处产生：为了要在个人与全体之间建构均等性，创造一个能使得暴力减到最低的社会联结，安定世界与促使我们获得自由，惟一的希望，超越那惟一的想望就是教育[6]180。在教育过程中，未来我们必须致力于新传播科技与教育之间的相互联结：如何与一个聪明的世界一同合作？这里说的就是未来的工作与努力：传播的世界，已经变老了，我们的世界，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生产着一个教育的社会，其中继续教育和远程教学，处处出现在普遍的网络中，图书馆、学校与校园，将加入这个新的社会[6]138。塞尔认为，在新传播科技媒介中，必须通过这种永不间断、远无止尽、摆脱时空与疆界藩篱的教育过程，通过教育与新传播科技之间的相互联结进而创造社会联结。通过新传播科技，我们与全人类一同合作、一同学习、一同接受教育，共同面对人类的苦与痛……借助现代科技，远程教学比以往的价格负担沉重的教学方式要来的便宜；远程教学，在任何地方，都能让任何人接近[6]175。 通过新传播科技，我们可以理解受苦难的他者依然存在。通过远程教学，让受苦的人发声，让受苦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的苦”，让想要帮助他人的人能够帮助他人。但是，在网络中，什么是教师？谁是教师？教师的权力又为何？塞尔回答，“教师可以以其艺术或是专业来对事物进行操作，但决不是对于其他人、学生或是他者进行操弄：假使不然，那与强盗有何区别……应该是他与他的学生分享知识，也与所有的行者分享知识”[6]181。教师可以对于他所知道的事物进行表演、演练、操作。这是一种教学过程。但是老师操作的是知识，而非对人进行操弄。在网络中，塞尔盼望出现的不只是共享的知识，以及对于知识的无私奉献，而他盼望最为殷切的是，通过网路这个渠道、这个机制，生命能够得以彼此连结，人类彼此能够和睦相处：我们大量弭平了距离并消除了障碍。我要再说一次，我们是否应该对于能够穿越困难空间的新传播技术与教育之间，抱有两者能够十分良好的和谐相处状态的梦想呢？这里也包含着对于社会的梦想：难道我们不想要彼此和睦、亲善相处吗？[6]192 塞尔不止一次地在接受访问时面对这些问题。如他在接受《第四世界期刊》采访时便被问到，新传播科技对于穷人来说是种威胁还是一种希望[9]？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基本的问题是，能否接近这个新的媒介？塞尔的分析是：从今天开始，教育在所有的生活中将逐渐转变，信息关系将越来越进入社会关系的内部。塞尔建议：今天需要不断要求在大学，以及它的建筑物、图书馆、大教室、实验室、餐厅与宿舍，投资建立新科技传播的教学分布系统。这些设置给予了尚未接近这些资源的被剥夺的个人与团体很好的机会[10]。为什么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新传播科技可以使得弱势贫穷者获得改变自己现状的机会：这种改变对于今天接受最少教育的人来说并不是个不幸。对于没钱的人来说，什么书是最重要的书？网络正是一本巨大的字典，一个巨大的空间，其中各个部分能够不断改变[9]。 这就是塞尔孜孜以求的乌托邦，通过新传播科技与教育的相互联结，真正达致所谓的正义与公平。但是，对于权力所造成的控制、支配与垄断，难道我们就只能批判吗？难道因为新传播科技可能会为人类带来异化，我们就对它失去了希望吗？塞尔坚定地认为，“在不可能之中的可能，这就是回答：在历史中，什么样的新发明不是因为乌托邦的热情而出现的呢”[6]179？人类既然业已进入网络时代，我们已经无法逃脱这样的世界，只能勇敢面对它，并且善加利用它，因为它早已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了：因为科技的传播，我们生存在整个世界之中，生存在它的气候与暖化之中。当我们生活于其中，它改变，我们也改变，我们不是以一成不变的方式活着。为了存活，我们必须进入这场赌局[5]16。如同人在启蒙运动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于未来也曾不知所措。但是，启蒙运动掀开了人类世界新的一页，现在的网络时代则又开启了人类崭新的一页。这个改变没有人知道将会走向何方，但关键是我们已经身处其中，是福是祸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三、走向培养“共在”公民的“共在”教育 在新传播科技促成人类与世界互相交融与联结的进程中，塞尔希望教育能让孩子有所转化与联结。更进一步，在这种虚拟的柔弱中，将人类重新联结在一起：它有可能重新联结起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而这一次的联结，则是全人类的联结：“最坏的或是最好的，它们有能力用网络摧毁或是取代政治、宗教、法律、文化与知识；暴力与力量的关系；商业与金钱……使社会联结出现并铸造了社会连结。”[6]203。在这个社会联结中，通过新传播科技的传播，未来有机会有可能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公众意见。这代表的是从科技到人道的过程：不论好坏，随着信息传播和媒介力量广布整个地球和居于其上的居民，并催生新的社群。假使今天形成了听众、观众与介入者，那么一个全球性的公众意见就形成了：开始是科学的、科技的公众，而后毫无疑问的是政治的和道德的公众。因此整个地球同样是人道的[5]17。 这种全球性的公民，或者说是与地球“共在”的公民的培养，塞尔认为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达成，也就是从传播或是从信息到教育[6]175。这种教育与传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公平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我都在致力推动远程教学，一些新的提供认知的教育方式，既然民主这个词今天在数量上与信息上依然内藏有无法厘清的帝国主义，我希望能够在尚未成型的全球性民主中，提供更多的公平机会[11]。塞尔曾说：“在哲学生涯中，我从未抛弃乐观”[6]64。从这样一个网络建构起来的知识分享教育的平台，让塞尔看到了希望：“正义的希望，当然还有联结起全人类的契机。”[9]塞尔不断地为网络教育付出着自己的努力。因为他知道，“只有我们同时保存……才会阻碍分享与传播我们的知识”[6]183。给出知识并不会失去知识，而是获得更多的知识。让所有的人能够给予和接受，让弱势人群也能够获得知识，同时也能给出知识（不论是他悲惨的知识还是自我独特的知识），这是塞尔试图构筑的正义之途。他希望达成一个正义的乌托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