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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对于中国哲学当代重建的意义(1)

http://www.newdu.com 2019-05-27 论文联盟 佚名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  黄玉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100。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古经原是筮书,自孔子“不占”(《子路》〔1〕)而将其义理化以来,经由《易传》,至汉代一跃而为“群经之首”,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再也离不开易学了,古代如此,现代如此,未来仍将如此。就现代的情况看,已有学者指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特重《易传》,他们借助于诠释《易传》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熊十力的易学是以‘乾元’为中心的本体—宇宙论;马一浮的易学是以‘性理’为中心的本体—工夫论;方东美的易学是以‘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易学是以‘穷神知化’为中心的道德形上学;唐君毅的易学是以‘神明之知’为中心的天人内外相生相涵的圆教。他们以现代哲学的观念与问题意识重点阐发了《周易》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生命论、人性论、境界论、价值论及其间的联系,肯定了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是生机的自然观,整体和谐观,自然宇宙和事实世界涵有价值的观念,至美至善的追求,生命的学问和内在性的体验。他们重建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证成了超越性与内在性的贯通及天与人合德的意义。”〔2〕 本文意在评述20世纪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深度关涉,进而论述中国哲学的当代重建与易学之间的关系。 
    一、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显性关涉 
    现代新儒学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是整个地将儒学加以哲学化;而这种哲学化的特点之一,是其哲学与易学之间的深度关涉。这种关涉有时是显性的、一目了然的,而有时则是隐性的、然而更加深刻的。 
    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之间的显性的深度关涉,最为典型的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如他自己所说:“余平生之学,频涉诸宗,卒归本《大易》。七十年来所悟、所见、所信、所守在兹。”〔3〕“‘新论’谈本体,以体用不二为宗极,毕竟归本《大易》。”〔4〕 笔者曾撰文,将熊十力的思想概括为“三个‘不二’”,都与易学密切相关。〔5〕 
    一是“天人不二”。新唯识论所关注的核心,是本体问题。熊十力自己说:“吾学贵在见体。”〔6〕 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他说:“心者本体,在《易》则谓之乾。”〔7〕 这当然是熊十力所秉承的儒家心学的基本观念。在他看来,人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原是一个东西,“吾人识得自家生命即是宇宙本体,故不得内吾身而外宇宙。吾与宇宙,同一大生命故。此一大生命非可剖分,故无内外。”〔8〕 但《周易》本身是不是这种心学观念,则是一个问题。然而熊十力是这样理解的:《周易》的乾坤就是本体,也是本心。他说:“《易》以乾元为万物之本体,坤元仍是乾元,非坤别有元也。”〔9〕 又说:“《易》曰:‘乾知大始。’乾谓本心,亦即本体。”〔10〕 人的心体即是宇宙的本体,这就是“天人不二”。 
    二是“体用不二”。在熊十力看来,一方面,乾坤二者亦可分别:乾是心、坤是物;乾是体、实体和本体,坤是用、功能和现象;而另一方面,乾坤又是一体,即上文所引“坤元仍是乾元,非坤别有元也”之意。此即所谓“体用不二”。乾、坤只是这个不二的体用、或者本体的两个方面,即“辟”与“翕”。他说:“我的意思,是拿乾卦来表示辟,拿坤卦来表示翕”;“翕辟元是本体之流行,故现作此两种动势,并不是对立的两种东西”。〔11〕 这就是说,乾、坤只是一体两用(这与乾是心、坤是物的观念不无矛盾)。但有意思的是,熊十力有时又自己否定了其哲学与易学的关系,例如他说:“《新论》言翕辟,实与《系传》言坤翕动辟之文无关。《新论》辟字之义甚渊深广远,与《系传》言坤‘其动也辟’自不相同。《新论》说一翕字,与《系传》言坤‘其静也翕’义亦有别。”〔12〕 其实熊十力心里很明白,对于《周易》哲学来说,他并不是在“照着讲”,而是在“接着讲”。 
    三是“性修不二”。所谓“性修不二”,是说“率性”与“修道”是一回事。熊十力说:“天人合德,性修不二故,学之所以成也。《易》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全性起修名继,全修在性名成。本来性净为天,后起净习为人。”〔13〕 用宋明理学的话语讲,这是“本体”与“功夫”的关系。在熊十力看来,率性本来包含了践行的意思,就是一种修道;修道的根据还是心性本体,也是一种率性。故曰“性修不二”。 
    总起来看,新唯识论所说的“本体”并非西方哲学那种不动的实体,熊十力说:“遂为本体安立一个名字叫做恒转。恒字是非断的意思,转字是非常的意思。非常非断,故名恒转。”〔14〕 但无论如何,这种在“体用”范畴下建构的哲学,毕竟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模式。 
    除熊十力以外,就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显性关涉来看,牟宗三那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牟宗三先生全集》33卷,一头一尾两部著作都是关于《周易》的:开头的一部原名《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后来改为更确切的书名《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最后的一部是《周易哲学演讲录》。〔15〕尽管两者都是形而上学的,然而前者是宇宙论的思维模式,不能算是他的成熟的哲学思想,所以他后来颇有“悔其少作”的意思;〔16〕 后者才是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只照儒家的道德形上学讲”〔17〕,也就是他的“道德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的模式。不仅如此,此书与其说是他的道德形上学在易学上的演绎应用,毋宁说是他的道德形上学的易学表达。须注意的是,在牟宗三那里,本体并不是“道”,不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在他那里,“道”是兼括体用的:其体是“万物资始”的“乾元”,即所谓“创生原则”;其用是“万物资生”的“坤元”,即所谓“终成原则”。这个结构,显然与其师熊十力的观念之间具有渊源关系。但牟宗三还进一步通过对“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系辞上传》)的阐释,归结到道德意义上的那个能够“自我坎陷”的“良知”、乃至类比于康德的自由意志的自律道德。笔者曾指出:“这样的伦理性而非本体性的道德意识,如何可能同时又是本体?”〔18〕  
    至于现代新儒家的其他哲学家,例如徐复观,众所周知,他所提出的颇为独特的“形而中学”,就是继《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器”而言的,认为中国哲学作为“心的文化,心的哲学,只能称为‘形而中学’,而不应讲成形而上学”〔19〕,其与易学的显性关涉乃是显而易见的。此外,马一浮哲学的“六艺互摄”、并且“诗书礼乐春秋之教皆统于易”〔20〕,那就更不消说了。还有方东美的普遍生命本体论,也是以《易传》为经典依据的,兹不赘述。总之,现代新儒家当中的多数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与易学之间都存在着显性的关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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