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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卜筮，在决定人未来之行为，故卜筮之目标，在知已成之过往之故之物，更求知来。知已成之过往之故，曰藏往之知；知来之知，则曰神。故曰：“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本藏往之知，以有知来之神，而更本此知与神，以观天地万物，即必言其生生之不息，亦言人之利用器物之事，亦有其不测之神矣。…… 人能兼本此藏往之知、知来之神，以观天地万物之变，即同时知天地万物中之远者与近者、往者与来者之相感应，以见“天下何思何虑，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之动，贞乎一者也”，亦见神之无定方，其由感应而有变化之无定体，而人可有其神明之知。此即可以使人随处学《易》、玩《易》，而由一卦一爻之象之辞之指其所之，善学者即皆可以由之以知进退之道，以进德修业，成君子矣。〔33〕 又如，他关于“继善成性”的论述，也存在着这样的深度关涉暗示。〔34〕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三、易学对于中国哲学当代重建的启示 不论上述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关涉，其共同点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表现为对《周易》的形而上学化的诠释。这与20世纪西方思想的去形而上学化趋向形成了鲜明反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去形而上学化就是不可商榷的、而现代新儒家哲学使得中国哲学再次落伍了。但是无论如何，一方面，旧形而上学确实是“无本”（无源）的，其对《周易》的单纯哲学化、形而上学化诠释确实是颇成问题的；另一方面，去形而上学化尽管同样偏颇，然而确实敞开了重新发现本源、从而重新诠释《周易》、进而重建中国哲学的可能。 众所周知，传世《周易》分为古经（本文下文通称《易经》）、大传（《易传》）两个部分；但是，人们对这两大部分的性质、特别是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却很不同。 首要的问题就是：《易经》里有哲学吗？ 其实，我们知道，《易经》乃是筮书，以至秦始皇焚书以禁百家之言也不包括它。如朱熹说：“《易》只是为卜筮而作。”〔35〕 所以唐君毅说：“就此《易经》之为书，初只为卜筮之书，所言皆一般生活上田猎、涉川、入林等事，而初为人之自问其在此一般生活上吉凶悔吝如何，进退行止当如何而言，此实初为一最无哲学价值之书。”〔36〕 当然，《易经》不只有文字系统，还有符号系统，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符号系统所表达的是一套哲学理论。再者，尽管《易经》确实具有某种“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它设置了一个至上神、等待人们去“卜问”之，这显然是一个“形而上者”（《系辞上传》），但这并非哲学意义的形而上者，正如古希腊哲学之前的诸神也不是哲学意义的形而上者。哲学乃是“轴心时代”〔37〕（我称之为“原创时代”〔38〕）的产物，这在古希腊是在荷马时代之后而在中国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事情。而《易经》产生于此前的殷周之际。《易经》文本的内容，就是作为“神示”的吉凶判断。更确切地说，根据笔者的研究成果，《易经》文本是有两种文献构成的：一是殷周之际整理汇编的吉凶占断（唐君毅对此的解释是可信的）〔39〕；二是引用的同时代、甚至比这个时代更早的歌谣，即笔者称之为“古歌”的文献。〔40〕 显然，不论这些诗、还是这些吉凶判断，绝非什么“哲学”。 这并不是说《易经》是没有“哲学意义”的。但这里必须严格区分“哲学”与“哲学意义”。《易经》本身不是哲学，但它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儒家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孔子及其后学通过对《易经》的诠释而能够发挥出《易传》哲学。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是怎样一种关系？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种崭新的思想视域。 这种思想视域，简单来说就是：哲学形而上学是由宗教形而上学转换而来的，这在中西都是一样的，就是用一种理性的形而上者去取代原来那种神性的形而上者（这在西方有两次突出表现，一次是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另一次是近代哲学的兴起）；而且无论如何，这种由表象思维〔41〕所把握的形而上者，皆渊源于那种前理性、前哲学的生活感悟——生活情感、生活领悟。这种本真的生活情感，在人类早期社会中，通常是由“诗”来表达的。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一切皆源于诗、亦即源于本真的生活情感。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对应关系： 古希腊：荷马史诗→希腊哲学中国：《诗经》→诸子哲学《周易》：《易经》古歌→《易传》哲学落实到《周易》上的这种关系，我们还可以有一种更为精确的揭示： 殷周之际西周春秋战国《易经》古歌《易经》 占辞《左传》 《国语》筮说《易传》生活情感生活领悟哲学的酝酿哲学的形成 那么，这样一种揭示，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重建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呢？这就涉及一种历史的或者说是历史哲学的视域。中国社会的历史，可以分为三大阶段或者三种形态，中经两次社会转型时期，于是可以分为五大阶段： 上古春秋战国中古近现当代未来王权列 国时代第一次 大转型皇权帝 国时代第二次 大转型民权时代《诗》《书》诸子之学广义经学“新学”①“国学”②《易经》《易传》古代易学现代易学未来易学无哲学中国哲学形成古代中 ①近代将不同于古代学术的新兴学术通称为“新学”。 ①参见黄玉顺《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1期。以上这个图表，最重要的是两个环节、即中国社会的两次大转型及其所伴随的观念大转型：在第一次大转型中，中国哲学诞生了；而在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第二次大转型中，中国哲学将可能通过重建而再次辉煌，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找到正确的路径。 那么，就中国哲学的当代重建这个时代课题来说，两次转型的共同点是什么？或者说，第一次大转型对于今天的第二次大转型来说具有怎样的启示？这里，《周易》从《易经》古歌、占辞到《易传》哲学的转换跃迁之路就是典范的路径，这条路径就是：从生活本身、生活情感、生活领悟出发，去重建哲学——重建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伦理学、知识论）。此即易学对于中国哲学当代重建的最大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