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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理想社会，就要有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努力的理想人格，因此两者是紧密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别关注理想人格问题。圣贤是以儒家为主导的理想人格，发展到宋明理学，圣贤人格成为“无欲”、“无我”、“忘情”之“醇儒”，实际上是把理想人格纯化为片面的德性人格。近代中国很多思想家都不赞成这样的圣贤人格。近代伊始，龚自珍、魏源大声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期盼出现勇于激荡时代“风雷”的“豪杰之士”、“山中之民”，强调“尊情”和肯定“才情”，主张“我”为天地主宰和“造化自我”等，表明反对传统的圣贤人格是近代哲学的主流。由此近代哲学在理想人格问题上展开了讨论，追求新的理想人格。但是，中国近代在批评传统圣贤人格的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圣贤人格的某些思想。这里以近代对于理想人格问题有较大影响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予以说明。 近代中国在梁启超之前，已有不少思想家提出“新民”，即塑造新的理想人格的要求。梁启超的“新民说”对此加以系统化的论述。“新民”出自儒家经典《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对此注解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就是说，“新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自身的道德不断更新，二是使得他人的道德也不断更新；归结起来，“新民”所说的理想人格就是道德“至善”的人格。这正是上述的儒家的纯化为片面的德性人格。梁启超的“新民说”是与其“道德革命”思想相联系的（“道德革命”就是在《新民说》中提出的）。因此，他的“新民说”对于传统的“新民”说就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从梁启超的“新民说”中，不难看到他的“新民”即新的理想人格完全超出了道德层面，而是将自由、权利、进取、力量等作为理想人格的维度，展示了“新民”的近代理想。所以，梁启超的“新民”是对《大学》的近代变革。但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也承继了《大学》“新民”的某些传统。比如，《大学》讲“明明德”，意谓对自身的德性有明觉，也就说道德是出于理性自觉。这是儒家的一以贯之的传统。梁启超的“新民说”强调“新民德”在于“开民智”，实际上就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还有《大学》讲“明明德于天下”，意谓德性修养是治国平天下的价值根据。梁启超的《新民说》专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显然也是继承了《大学》这一思想的。 从上述中国近代哲学的四个主要问题来看，近代哲学对传统哲学是变革和继承的统一，因而成为中国整个哲学史的有机部分，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陈卫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