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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一样都是人类文化思想的宝库，研究中国哲学可以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但不能全盘西化，因为中西哲学的入路不同，所以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就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可从两方面进行讨论： 一、为学层面的研究模式 为学，即以学习知识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哲学，包括传统研究法和中西比较研究法。 （一）传统研究法 ⒈精读原典法 研究中国哲学，首先面对的就是浩如烟海的文献。要阅读如此之多的文献，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因此，可以针对具体研究领域来选择相关原典文献进行研究，避免因文献过多而如大海捞针，难以望其项背。但若欲博而通，阅读大量的文献则是必要的。 2.经史合参法 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众多且材料散乱，加之战国以下，更有伪作之风。因此，研究中国哲学，有时必须涉及考据工作，而此工作所需的时间，对哲学研究来说，未免有喧宾夺主之讥。因此，哲学研究者应该与考据工作者合作。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如先秦诸子学说就是针对当时“周文疲弊”而提出。①而我们现在以另一种思维方式去理解古代先哲的思想，难免主观。所以，将哲学经典与历史资料结合起来，在其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研究中国哲学是必要的。还有，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家，一部史学著作同时是一部哲学、文学著作，一部哲学作品也是一部历史著作，所谓“六经皆史也”。②中国人还喜欢用文学艺术作品表达哲学思想，因此，哲学思想同时又是艺术精神的结晶。 （二）中西比较研究法 自上世纪西学如狂潮般涌来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西方文化由于其传统重视对客观对象的研究，所以开出了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中国文化由于诸多历史缘故而未能开出科学，所以在近代，中国文化倍受西学歧视。在民族文化濒危的情形下，一批有识之士试图以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使其科学化、知识化，进而寻求恢复文化自信之道。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有“五大研究模式”之称的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侯外庐、牟宗三等人的诠释方法。 1.胡适模式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曾受到蔡元培的肯定。然而由于胡适对佛学没能深入之缘故，这本著作便成了残作。加之此书几乎没有展示出中国哲学的义理精神如何，而只是注意到诸子是否“出于王官”以及一些历史问题。因此，此书只能是一部“诸子杂考”之类的考据之作，而非哲学著作。 2.冯友兰模式 冯友兰以“普遍哲学模式”与“民族哲学模式”之诠释法，开启了现代中国哲学的思考方式，将哲学之普遍性与中国哲学之民族性相结合，对中国哲学进行新的诠释。冯氏以西方柏拉图理论和近代的新实在论为理论支撑而著成了《中国哲学史》，此书主要整理、解释古代的哲学思想，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哲学著作。但由于冯氏对宋明儒学及佛学了解不深之故，以致造成很多错误。如劳思光批评道：“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特质了解不深以及西方哲学理论的把握不够，造成很多错误及疏漏，如不能把握宋明理学道德主体的观念，将中国哲学中的成德之学当做一个形而上的理论来看，自是不得纲领。”③牟宗三更严厉地批评道：“冯氏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当然是错的，以此成见为准，述及陆王字里行间完全不相干，而且时露贬词。这即表示其对宋明儒者的问题根本不能入，对佛学尤其外行。”④牟宗三还认为，冯友兰以西方哲学之分期方式套在中国哲学上是错误的。 3.张岱年模式 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采取“普遍哲学形式”与“范畴分析法”，重视中国哲学研究的规范性：一是审其基本倾向，即宇宙论和人生论之基本倾向；二是分析其辞命意谓；三是察其条理系统；四是辨其发展源流（整体把握）。张氏此书是中国哲学科学化、知识化的产物，堪称经典之作。但其以范畴之方式将中国哲学化整为零，分割为若干片段，使其失去了生命的意义。还有，此书中没有涉及佛学思想。佛教虽来自印度，但自唐朝始，已与儒、道并称，成为中国文化三大系统之一。张氏对佛学避而不谈，实为此书之缺陷。 4.侯外庐模式 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写成《中国思想通史》，重点强调哲学产生的政治、经济背景等，用阶级分析法从现实意义出发理解哲学。此书的优点在于详细叙述了哲学产生的历史、政治、经济背景，但以阶级分析法来诠释中国哲学，则产生了许多误解。 5.牟宗三模式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主张应在“生命的学问”这一主心骨之下对中国哲学进行新的诠释。他第一次以超越西方哲学的姿态来诠释儒家哲学，认为康德系统最接近儒家传统，他以《孟子》为基本义理，参考康德哲学系统，并以超越康德的姿态对儒家进行系统建构，形成一个“儒家的圆教”体系，此体系是以“无限智心”为核心的本体宇宙论。以此“无限智心”创生并遍润一切，形成“两层存有论”：“无执的存有论（道德的形而上学）”与“执的存有论”。“无执的存有论”属于本体界，“执的存有论”属于现象界。这是借《大乘起信论》之“一心开二门”而形成的，“无限智心一观念，依儒家言，是本心或良知；依道家言，是道心或玄智；依佛家言，是般若智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⑤“无执的存有”相当于“心真如门”，“执的存有”相当于“心生灭门”。此两层存有不是相互分开，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联系，作为本体的“无限智心”不仅收摄“知性”于自身，而且可主动坎馅，成就现象界及主体的认知功能，形成知识，为开出民主与科学提供理论依据。此即牟宗三提出的“良知的自我坎馅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