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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知行观在确立认识论品格的同时，仍然继承了传统知行观重视伦理道德的仁智并举的精神。魏源首先在近代展开知行之辩，强调“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然而，“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默觚》）认为行而后知，但如果没有对国家、民族危亡充满忧患和关注民生的道德情感，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才能的。康有为等维新派把“新民德”与“开民智”并提，并主张“智导仁归”，说：“人道以智为导，以仁为归。”（《康子内外篇·仁智篇》）就是要把科学之知和道德之仁结合起来。章太炎、孙中山的知行观以“革命”为“行”，前者讲“革命开民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者讲“知难行易”，以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孙文学说》）。但他们都强调坚持革命实践必须要有高尚的道德人格，因此章太炎提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革命之道德》），孙中山要求树立“替众人服务的新道德”（《世界道德之新潮流》）。李大钊认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人生观是统一的。他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指出：“实际的问题”和“理想的主义”是“交相为用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再论问题与主义》），阐明了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这也就是知和行的统一）；由此可以确立对于理想和现实的科学态度，而“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史学要论》）。可以说，中国近代的认识论继承了与伦理学相结合的民族特色。 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和古今中西之争，必须反省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学习西方与近代科学相联系的逻辑方法论，因而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论也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关注的问题。中国近代关于逻辑方法论的探讨，是从传统的名实之辩演变而来的，先秦的名实之辩，涉及到逻辑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在墨子和荀子那里。不过，儒家讲名实问题，主要是围绕名教展开的。在中国近代将逻辑学翻译为“名学”，意味着名实之辩主要是从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论展开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 近代中国关注逻辑方法论问题，与学习西方科学紧密相关。晚明徐光启在接触西方科学后，意识到它的基础是《几何原本》所体现的“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而这是中国传统所缺乏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严复把西方科学的兴起归功于培根的归纳逻辑：西方“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原强》）他强调逻辑学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穆勒名学·引言》案语），不过，他注重的是归纳逻辑。章太炎也很重视形式逻辑，但他偏重演绎逻辑，在《原名》中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印度因明和《墨辩》做了比较研究。应当说，形式逻辑在《墨经》中有很高成就，但墨学在汉代之后成为绝学。唐代玄奘系统介绍了印度因明逻辑，但很快被遗忘了。因此近代中国对于形式逻辑的重视，开始改变了中国原来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 西方形式逻辑是近代科学方法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近代中国注重形式逻辑是为了用科学方法反对传统的经学方法。所谓经学方法，就是认为古代圣贤已经把真理悉数写进了儒家经典，后人所能做的主要是注释而不是提出新见解。如近代经学家皮锡瑞所说：“盖凡学皆贵求新，唯经学必专守旧，世世递嬗，毋得改易。”[5]139这样的经学方法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近代中国哲学在逻辑方法论上，就是要以科学方法来取代经学方法，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康有为仿照欧氏几何公理系统的《实理公法全书》指出，“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之一，就是“古今言论以理为衡，不以圣贤为主，但视其言论如何，不得计其为何人之言论”。[6]286尽管康有为哲学还保留着经学的外衣，但在他那里已经显示出用科学方法取代经学方法的趋势。严复强调提倡培根的归纳法，就是改变中国“每欲求申一说，必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之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的经学传统。[7]64梁启超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中指出：“培氏、笛氏之学派虽殊，至其所以有大功于世界者，则惟一而已，曰：破学界之奴性是也。”希望借助培根、笛卡尔的科学方法使人们“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中国近代对科学方法的研究，起到了冲破经学方法的作用。 中国近代在改变传统哲学缺乏形式逻辑的弱点和反对经学方法的同时，也继承了传统的方法论。比如，胡适将乾嘉汉学与近代实验科学相沟通，他把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归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清代汉学家用的方法亦是如此（参见《我的歧路》《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他将这两者沟通是“要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这意味着以近代科学方法作为继承乾嘉汉学的依据。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对于传统的辩证思维的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擅长辩证思维，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思想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考察事物异同的“相反相成”；二是求索事物原因的“体用不二”；三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理一分殊”。这三方面的辩证思维在近代哲学得到了发扬。这里仅以首先大力倡导西方逻辑学和近代科学方法的严复为例。严复在说明达尔文进化论如何考察“世间动植物类所以繁殊之故”时说：“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运之。而万类之所以底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谓创造者。”（《天演论·导言一》案语）生物的分类是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生物进化就是同异相反相成的过程。严复还以“体用不二”来阐发进化论的基本思想：“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尤为著”。[8]3严复的进化论一方面强调斯宾塞的进化法则是贯穿天道人道的普遍规律的观点：“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演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译〈天演论〉自序》），另一方面则指出这样的普遍规律表现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同的，前者是“任天为治”（同上），后者是“合群进化”（《天演论·导言五》案语），这无疑体现了“理一分殊”的辩证思维。从严复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哲学把传统辩证思维与近代科学相联系，改变了传统辩证思维的思辨性质，将它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也表明中国近代在学习西方形式逻辑的同时，依然继承了辩证思维的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