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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这部名著中指出，中国近代的中心课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如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遇而获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时代的中心课题通过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其重要表现是为了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了解决古今中西之争，中国近代哲学主要是围绕四个问题展开的：历史观、认识论、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论、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本文下面就从这四个问题，来论证中国近代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和继承的统一，是在变革中继承，在继承中推进变革。 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如何从过去演变到现在，又将如何向未来发展的规律性，于是历史观问题在中国近代就显得非常突出。 近代对历史观的探讨，发端于道器之辩。宋明时期的理气（道器）之辩，首先是关于天道观问题的，其次关于历史观的问题。这个问题演变到近代，首先是历史观的问题，其次才是天道观或一般发展观的问题。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是以进入进化论阶段为标志的，这是对此前的道器之辩的延续和突破。所谓延续，是指进化论发展了道器之辩中的传统变易史观；所谓突破，是指进化论摒弃了变易史观基于“器变道不变”传统的循环论、复古论因素。这样的突破和延续是一般中国近代哲学研究者所熟知的。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着孕育这一突破的思想资源。从中国哲学史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以道器来阐发历史观是最为杰出的。他曾说：“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十二章》）认为道是依存于器的，因而没有超越器之上永恒不变的道。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年间开始得以汇集刻印，获得比较广泛的流传。他的上述思想成了近代对进化论突破传统变易史观的“器变道不变”的思想土壤。这反映在谭嗣同历史观中是非常明显的。他引用了上述王夫之的话，并加以发挥道：“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即变，道安得不变？”（《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显然，这样的观点是他走向进化论的跳板。就是说，进化论对变易史观的突破，在中国传统道器之辩的历史观中也是有着思想渊源的。 另外，论述道器关系的传统经典是《周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序》指出：“《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正是这样的论证方式，推导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中国近代进化论推倒“天不变道亦不变”，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无不是从天道（自然规律）推衍到人道（社会历史规律），以自然之天道的变易来推论社会之人道的变易；而这和“天不变道亦不变”所运用的，都是同样的《周易》的论证方式：推天道以明人事。事实上，中国近代进化论哲学的开创者康有为就说孔子作《易》是“深观天道以著人事，垂法后王”，他正是效法《周易》，描述了自然界各种事物的无穷无尽的变化，得出结论：“变者，天道也。”（《变则通通则久论》）由此推导出人道必须随之变易，“《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日本书目志·序》）。这表明进化论在突破道器之辩的 “天不变道亦不变”传统的同时，又承继了它的源自《周易》的论证方式。可以说，正是这一承继，使得进化论得以构造为涵盖天道人道普遍规律的世界观。 同样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和古今中西之争，就需要把从西方学到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付之于实践。这就涉及到很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即知与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因此，认识论的知行观成为中国近代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知行之辩是宋明时期哲学讨论的一个聚焦点。显然中国近代哲学的知行之辩是从传统的知行之辩演变出来的，但又具有近代的特点。 传统的知行观虽然也有认识论的意义，但它以道德认知和道德践行为主题的。发展到宋明理学，把“知”区分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前者指与善恶评价相联系的道德认知，后者指以外物为对象的事实认知；然而后者从属于前者，甚至为前者所排斥。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知行观，其所谓的“知”，以德性之知为主要内涵；与此相应，“行”主要以展开于事亲、事君、修身、齐家之中的道德践履为内涵。简言之，传统知行观是以道德伦理为核心来建构的。与此不同，近代的知行观则确立了认识论的品格，表现出了近代意义。这从近代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格物致知”是传统的知行观的命题，在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那里，“格物致知”基本上是德性修养的一个环节。如胡适所说：“王阳明主张‘格物’只能在身心上做。即使宋学探求事事物物之理，也只是研究‘诚意’以‘正心’。”因而，他们“把自己局限于伦理与政治哲学之中”。[1]6近代中国以“格致”称呼西方近代科学，将其所谓的“即物穷理”诠释为探求自然界事物的规律，这使得“格致”有了认识论的意义。然而在以“格致”作为科学同义语流行于中国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传统的伦理学意义的“格致”与此并行不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2]372这种情形在戊戌维新期间起了变化。严复对“格物穷理”作了这样的阐发：“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3]93谭嗣同说：“学亦不一，当以格致为真际。”[4]462他们认为真正的“格致”就是像近代科学那样去认识外在事物。这意味着以认识论意义的“格致”取代伦理学意义的“格致”。从中不难看到，中国近代知行观的认识论品格的确立，是以对近代科学的考察为基础的。西方近代哲学在科学的推动下，热衷于知识的起源、性质、对象，范围以及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方法等问题的研究，由此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中国近代知行观确立、认识论的确立与此都有相似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