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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家言说“重玄”的内容与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从《老子道德经》中吸取思想营养，一方面继承了老子所阐“道论”的本体思想，另一方面借用了老子论“玄”的言说方式，在道教经历了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的发展与南北朝天师道的改革阶段以后，立足于道教的立场重新注重对于老庄哲理的理解与阐释，借用“玄”与“又玄”的概念形式，建构了一套具有“思辨”特征的道教教义思想，为唐代道教哲学的思想重构作出了重要贡献。整个唐代，重玄学说无疑成为唐代道教思想的主流，不仅在当时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中对唐代的宗教、哲学、伦理、文学等方面留下了程度不一的思想烙印，而且也对中古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演变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真道常寂”：肇承先秦老庄的本体之学 唐代道教哲学产生形成于中国的中古时期，在此之前已有先秦晚周的诸子争鸣，两汉儒家的经学传承，以及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再加上源自印度传入中国的大乘佛学，多种思想既有碰撞交流，又有融合影响，中原西土，方内方外，中国的思想文化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发展，至隋唐时期终于积淀形成既有丰富内涵又有鲜明特色的隋唐佛教思想与唐代道教哲学。因此，如果从哲学史的演变历程加以审视和考察，唐代道教哲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即先秦的老庄哲学、魏晋的玄学思潮与陈隋立宗的大乘佛教三论之学。 唐代道教哲学的思想特征是以“重玄为宗”，“重玄”即是“玄之又玄”，这在形式上是“接着”《老子》讲的。《老子》所论之“道”有两类，一类是“可道之道”，即可用世俗语言加以谈论的“道”，另一类为不可言说的“常道（恒道）”。在《道德经》中“恒道”具有两重思想意蕴，其一是通过“道生万物”的命题所阐释的宇宙论的思想意蕴；其二是通过“道为万物之宗”的思想所阐发的本体论意蕴。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直接继承者，一方面承接老子的“道论”阐述“大道”“生天生地”，另一方面进而申说“道”是“大全”与“无无”而掘发其本体思想的深层涵义。而自初唐成玄英到唐末杜光庭的重玄学家，其道教思想的“归宗”最终均要归于“真常之道”，如任真子李荣论说“真道”，“含贯空有，弥罗宇宙，体既独立而常存，名亦湛然而不去”，以“真道常寂”阐论道教形上学的本体思想，这在内容上是与老子之学与庄子之学一脉相承的，因此若从晚周至唐代的道家思想演变的途径来看，先秦老庄之学无疑是唐代道教哲学的远端思想渊源。任继愈先生据史实考察认为，先秦文献本无“道家”之名，仅有老子之学、庄子之学的名称，至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始见“道德家”之名。另据学界考察，先秦亦无“老庄”之连称，“老庄”之名始于汉魏之时，见《淮南子·要略》《文选·长笛赋》《晋书·嵇康传》与《世说新语》。 先秦老庄之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道教的教团组织产生于东汉中后期，按照现代学术的分野，二者在性质上有着“哲学”与“宗教”的区别。但道教自创始之时起，就把《老子道德经》奉为教典，并将老子之“道”作为其最高的信仰对象，成为道教教义思想的源头活水，因此道家与道教在中国历史上又有着实际难以割舍的诸多关联。关于“道家”与“道教”之关系，笔者曾撰有《道家、道教与道学》一文加以探讨，见《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4期。道教的产生和形成虽然来源多元，内容复杂元代马端曾言：“道家之术，杂而多端。”见《文献通考》卷二二五，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但就总体而论，诚如南朝刘勰《灭惑论》所言：“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1〕刘勰的看法虽有可商之处，但他从南朝士大夫的文化视角，敏锐地观察到了道教的重要内涵与宗教特征，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刘勰所言之“上标老子”，明确指出道教教义的思想渊源即是先秦时期的老庄之学。在汉末成书的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中，“道”既是“五斗米道”信众的信仰对象，同时也是道教哲理的最高范畴，只是在道教创始之初，关于“道”的理解和阐释显得较为粗糙和不成熟。然而《想尔注》在汉代所呈现的思想史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提供了一套精深完整的宗教思想体系，而在于它创建了一种将传统的“神灵”信仰与哲理论说相结合而形成的以“道”为核心的中国宗教文化的特殊范式，这种以“道”为核心的宗教思想的特殊范式曾影响中国社会达数千年之久。 唐代的道教重玄学，无论是在成玄英与李荣关于“玄之又玄”的论证阐释中，还是在司马承祯对于道教养生修炼的道教修行实践里，抑或还是在杜光庭对老子学术的整理与见解之中，无不充分体现出重玄学家对于道教之“道”的信仰、悟解与阐释。成、李二人都以精注老、庄而知名于世，其中成玄英因精于“道”论而被佛教译经大师玄奘邀请参与《老子道德经》的梵文译场，李荣居于京城东明观时由于擅长阐发老子奥义而被誉为“老宗魁首”〔2〕，由此可见唐代前期道教学者关于重玄思想的建构都与老子的道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老子疏》是初唐成玄英的代表作，他在注解《老子》第42章“道生一”条阐说：“至道妙本，体绝形名，从本降迹，肇生元气，又从元气变生阴阳。”认为“至道”为本，从至道化生万物，即是“从本降迹”。又在《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条下解释说：“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迹，故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无所法，体绝修学，故言法自然也。”借用佛学的本、迹概念来阐发“道”与“自然”的关系，认为道的本性就是自然，并非在“道”之上还有一“自然”的实体存在。与成玄英大约同时代的李荣继承道教的传统，在《老子注》中提出了他的“真道常寂”说。他注解《老子》首章说：“道者，虚极之理也。夫论虚极之理，不可以有无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格其真。”〔3〕认为“真道”含贯空有，弥罗宇宙 〔4〕，无形无名，湛然长存，应为“虚极之理”。司马承祯关于“道”的论述主要与他的“养生”思想有关。他在《坐忘论》中说：“夫人之所贵者生，生之所贵者道。人之有道，若鱼之有水。”〔5〕他把“生”与“道”比喻为“鱼”与“水”的关系，认为二者相守不离，然后乃能长生久视，只有达到“长生”，才能悟通“真道”的本质。司马承祯关于“道”的理解和阐述，也与老、庄之道一脉相承。唐末五代的杜光庭是唐代道教重玄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杜光庭博学赅洽，著述宏丰，其在思想史方面的贡献主要代表作为《道德真经广圣义》。该书总扩归纳汉唐以来注老之学60余家，而以为诸家之中，“重玄为妙”，表明了他“以重玄为宗”的学术立场。杜光庭对于道教最高信仰对象“道”的论述，同老庄道论与重玄之学皆有密切的关系。他在《广圣义》中阐说：“仙道无不无，有不有。”又云 ：“至道自然，亦非有为，亦非无为。故至道自然，湛寂清静，混而不杂，和而不同，非有非无。凡学仙之士，无以执非，俱无执见，则自达真道。”〔6〕杜光庭虽然重在整理以往之学术传承，不以构建道教思想系统见长，但他在《广圣义》中阐述的道论，既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观念，又将道教的修仙行持与重玄“双遣”结合起来，实际上促进了道教教义理论的融合与深化。由此可见，唐代道教学者关于重玄学的理论建构，同先秦老庄之学具有远端的思想渊源关系，尤其是老庄思想中关于“道”的本体论述，同重玄学家阐发的“真道常寂”更是义理通贯，一脉相承。 (责任编辑：admin) |